马少卿/文
【编者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指出：“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伊儒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伊儒会通”是什么，有什么，是怎么发生形成的，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更好地理解“伊儒会通”，本文将通过对“伊儒会通”最具代表性的“人伦五典”解读，真实展示伊儒的互鉴与会通，深入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
纵观历史，任何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所处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千百年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中华文明虚怀若谷，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众多的外来文化与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等。这些外来宗教也都经历了碰撞融合，但这种碰撞融合，不是为了消灭彼此，而是为了提升彼此，交融出更先进的文明。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在保持基本教义义理的条件下，都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
伊斯兰教中国化，不是要改变伊斯兰教基本信仰，而是在推动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历史上，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就从未中断过，不仅主动融入中国社会，还积极适应中国国情。特别是经过明清著名的回儒“四子”：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的教义阐释，中国穆斯林适应了政主教辅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中国皇帝的政治认同，与儒家文化的自觉融合，“伊儒会通”遂发生形成。
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仅有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和融通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同样还表现在清真寺建筑形制上，如乌鲁木齐最大的清真寺——陕西大寺，就是典型的中原建构形式，深刻体现了“伊儒会通”的建筑风格。
▲位于乌鲁木齐市的陕西大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在分析中华文明的特性时指出，这些特性铸就了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转型升级、历久弥新。同时，提到了几个成功案例，其中就有“伊儒会通”。“伊儒会通”不仅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最为直接的例证，也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图片来源：国家民委官网）
如何理解“伊儒会通”？明清至民国初期，中国伊斯兰教译著家们非常重视“敬真主，忠国家”的思想，认为伊斯兰教“忠信孝友”等与儒家伦理有相通之处，遂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道家乃至佛家哲学深入融通，实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史称“伊儒会通”。
明末清初，是“伊儒会通”形成的重要时期，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一大批伊斯兰教译著家，他们积极用儒家的思想、语言，系统地研究整理伊斯兰教，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从而使之更趋具体、完备并富于中国哲学理性，带上浓郁中国哲学的风格与特色。其中，“博通四教”的刘智可谓是“伊儒会通”的先行者，也是沟通伊儒文化的巨匠。他将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思想融会贯通，撰书《天方典礼》。这部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以伊斯兰教思想为经、以儒家思想为纬的伦理学名著，也是“伊儒会通”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天方典礼》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五典”理念，而“五典”直接源于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
走进“五典”，深刻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忠信孝友”，就能明白今日“伊儒会通”的价值。
“五典”指代什么？《尚书·舜典》中记载：“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早在舜帝时期，就非常重视用伦常教化育人，并专门任命契为司徒（主管教育）负责推行。《孟子》对此有更清晰的描述：“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里的“五典”“人伦”构建了儒家文化的底色，也成为了儒家重要的“五伦”思想。
▲《尚书》中的“五典”（图片来源：CCTV《典籍里的中国》）
刘智认为儒家“五伦”是有道理的，他会通“五伦”，依照《尚书》五典创造性地提出中国伊斯兰教“五典”，并重新排列顺序充实内涵，即“有夫妇而后有上下，在家为父子，在国为君臣；有上下而后有比肩，同出为兄弟，别氏为朋友。人伦之要，五者备矣”。
▲《天方典礼择要解》也称《天方典礼》（图片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中国伊斯兰教译著家们在“忠信孝友”上潜心深研，纷纷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汇合，认为“顺主、忠君、孝亲”三者要互为倚重。王岱舆指出如果一个人没有尽到对国家、对亲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他的功修都不足论，“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前事亦不足为功。”马注强调“人极之贵，莫尊于君”“君臣家国，休戚相关。”甚至明确提出入籍一国，就要对这个国家忠诚，在不同的岗位上要爱岗敬业，发挥作用，服务社会，“入籍版图，为朝廷之赤子矣；躬耕胼胝，为朝廷之农民矣；负载劬劳，为朝廷之商旅矣；鸡鸣不寐，为朝廷之士矣；执锐披坚，为朝廷之戍卒矣；艺业繁兴，为朝廷之百工矣。”
这些“伊儒会通”的理念与实践，为后来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提供了成功范式，他们主动将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糅合融会，认为伊斯兰教“人伦五事”与儒家的要求一致，金天柱提出“其道之大者，五伦五事之必遵，与儒教无异”，刘智也将此作为“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不断予以规范。这些认识和实践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影响深远。
“五伦”与“五典”的会通融合01
“君臣有义”与“圣君贤相”
儒家历来推崇圣贤之治，讲君待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孟子》认为只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儒家中的君臣之礼，其内核就是“忠君爱国”。左丘明认为“忠”是人最美好的品德之一，忠的首要涵义就是忠于国君，“临患不忘国，忠也。”《尚书》指出人君要“爱民”“利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中国伊斯兰教倡导“忠君”，刘智认为“一时不心于君，即为不贤，一时不合于君，即为不忠。”认为圣君贤相是天下太平和谐的关键，“覆载之中无物不备，而能开物成务者，非圣君贤相未可也。”而且君爱臣，臣忠君是“治道之本也。”并指出君王之道就是“亲百姓，广仁惠，正法度，烛奸，从谏，日省己私，时察民患”。
▲《尚书》资料（图片来源：光明网）
02
“父子有亲”与“父慈子孝”
百善孝为先，孝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后汉书》记载：“夫孝者，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孝”是儒家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伦理秩序，《礼记》中讲，“父子之道，天性也”，主张“父子有亲”“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父母要以身为范，教子严慈相济。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就是“孝悌”，子女以“孝”报“慈”，承颜膝下，尽子道，正如《庄子》所言：“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与儒家伦理相同，中国伊斯兰教要求父慈子孝，刘智提出“父尽其为父以慈”，要“胎教于生前，礼教于幼习，学教于少知”，并“严教训，择师董学，量才授业”。还将“孝”列为万善之首，“子尽其为子，以孝”，子女“爱其所爱，亲其所亲。”对“父母命，唯而进，安所适，终始其命，以悦亲心。”在“父母之前，不夸勇，不试力，不矜言。”即使“拜中闻母唤必应，入寺闻亲疾则归”。同时，要求子女尽心赡养、孝敬双亲，从事合法正当的职业，不让父母担忧，“不危其身，不辱其名，奉父母于无过；亲在从其事，亲没守其爱。”
03
“夫妇有别”与“夫妇互敬”
伊斯兰教和儒家都非常重视家庭文化，特别是夫妻间的和睦团结与互敬互爱。《左传》中提到，“夫妇乃人道之始，万化之基也。相敬如宾，岂容反目。然妻闻夫过之时，岂可视而不见，委婉谏之，不违夫妻之礼也。”《诗经》视夫妻“如鼓琴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礼记》中指出，只有“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才能“家之肥也。”
中国伊斯兰教认为和谐的夫妻关系是人道之本，刘智认为“夫妇，生人之本也。为人道之纲，修此而后家道正，家道正而乡国正矣。”提倡夫妻彼此关爱，患难与共，“居贫困而守礼，遭患难而无怨。”即便有矛盾，也要善言相劝，“妇有过，善言以教之，勿轻去。”
04
“长幼有序”与“兄友弟恭”
儒家文化要求“长幼有序”，反对兄弟阋墙。兄对弟仁爱友善，弟对兄尊敬顺从，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说的就是在家孝双亲，出门敬兄长。
刘智会通儒家理念，指出“兄弟，亲爱之本也。兄弟者，并蒂之果，同木之支，举世交游，未若兄弟之近切而无嫌也。”反对兄弟失和、骨肉相残，认为“兄弟义共，天下与颂；兄弟义畔，天下与战。”同样将“孝”和“悌”并举，“古人以孝悌相连，其义深矣。盖人能尽孝，未有不尽悌者”。他与儒家一样认为“不悌即是不孝”。
▲《天方典礼》（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
05
“朋友有信”与“诚信待友”
儒家文化乐于交友，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并有许多发人深思的交友原则，如《文中子》讲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子路曾求教孔子，问何谓“士”？孔子说彼此帮助、和睦相处，就是“士”。而朋友和兄弟就是“士”的表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中国伊斯兰教也非常重视诚信待友之道，刘智认为“朋友一伦，能成四伦之功。”并视朋友为“成德之本也”，因为“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成我者朋友。”而所谓挚友，则是“始于合志，中于合义，终于成全”。马注提出“诚信之所以待友”，认为交友之道在于亲近德性而非权势，故“比德不比势。”可见，中国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对友谊的认识是共通的。
儒家讲究家国情怀，重视“五伦”，因为它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关系。中国伊斯兰教重视爱国忠君，倡导力行“五典”，视其为完成人道的基础。刘智会通儒家思想，指出“五伦之序，天理之自然也。五伦之道，天理自然而流行者也。故其理该万理，事该万事。圣人虑人不能五伦，因制为典礼，颁行天下后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本有，以尽其分之所当然，斯不愧人为万物之灵也”。
“五典”中能见到“五伦”，“五伦”与“五典”会通融合，这是“伊儒会通”的真实展现，历史上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互鉴互学互通，不断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中国伊斯兰教学者也得出了“清真之礼，出自天方圣教，而儒家之礼多相符合。虽风殊俗异，细微亦有不同，而大节则总相似也”的结论。
时至今日，“伊儒会通”仍是宗教健康发展、与世俗和谐共生的重要尝试和成功经验。“伊儒会通”的精神在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仍在反哺新疆，乌鲁木齐的陕西大寺就是“伊儒会通”精神的直接体现，是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事实与典型代表。
（作者简介：马少卿，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天方典礼》版本考证、校勘整理与研究”（22BZJ03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