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虽然是周王朝最早的一批诸侯国，但其他列国都是周天子的宗室、功臣、姻亲，只有它是殷商后裔；它商业发达、物质富足，但却处于晋、齐、楚三大列强包围，如同一只肥羊，常年被动挨打、在夹缝中苟延求生。

因此，整个春秋时期，宋国沦为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几乎承包了当时的大半段子，拔苗助长、守株待兔、买椟还珠、野人献曝、曹商舐痔、墨守成规.....这些损人不带脏字的典故，都被安在了宋国人头上；宋襄公在战场上奉行“仁义”而遭受痛击，更成了食古不化、不自量力的代名词。

但笑话归笑话，若说到能熬，可没几个国家比得上宋国。历史进入战国阶段后，天下绝大部分诸侯都被列强吞并，曾经的中原霸主晋国被一分为三，东方豪强齐国被大夫取代，但曾经的笑柄宋国，却活得风生水起。

春秋、战国之交，宋国摆脱长年被揉捏的处境，一口气吞并了淮河、泗水地区的一些小国，成了拥有拥地千里的“五千乘之国”；同时，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宋国的商丘、陶丘、彭城都发展为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商业大都会，整体实力相当可观。

而当进入战国70多年后，宋国出现了一位空前霸气、极有作为的君主。

公元前329年，宋国公子戴偃发兵袭击自己的哥哥、时任国君戴剔成（史称宋剔成君），自立为国君。公元前318年，戴偃也像列强国君那样自称王，史称宋康王。

面对列强搏杀日益激烈、大国兼并渐成趋势的格局，宋康王深知不进则退的道理，也积极投身于这一历史大赌局，而且还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他的领导下，宋国曾经往东击败强齐、虎口拔牙拿下五座城邑，往南击败巨无霸出国，获地300里；往西，则落井下石、痛击过日益衰落的魏国。

公元前296年，宋国跟随齐、韩、魏、赵等列强攻秦，兵锋直抵函谷关，逼迫秦国武遂给韩国、封陵给魏国求和。一时间，宋国俨然有“战国第八雄”的风范。

当时的宋国，可谓蒸蒸日上、形势喜人。但这一局面出现的真实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七雄日渐白热化的连横、合纵博弈，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战略缝隙与空档，让宋国侥幸捡漏。毕竟那时的各国都盯着牵涉面更广的大目标，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与气势正盛的宋国硬来。

但这却让让宋康王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幻觉：自己的宋国，看来并不是个四处受气的鱼腩嘛！巧的是，当时宋国都城的城墙上，一个小鸟窝里竟然孵出了一只鹞鹰。根据如今科学的眼光进行分析，显然是鹞鹰的蛋不小心产在鸟窝里了；但那时的古人比较迷信，宋康王让太史卜了一卦，结果是：“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意即这是宋国以小博大、吞并天下的好兆头。

这极有可能是相关官员为了拍马屁而胡说八道，但却极大地迎合了宋康王成就一番伟业的雄心。然而，在对外实际行动上，当时的宋国很难再有突破；于是，宋康王便从“务虚”入手，整出了一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幺蛾子：

他砍倒祭天的神坛，宣称自己要威服天下鬼神；用牛皮袋盛满血、悬挂起来，然后亲手用箭射之，称为“射天”，仿佛自己能够驾驭皇天；用鞭子抽打大地，美其名曰征服后土。然后，他自称天子，让宫中用周天子的礼仪来服侍自己，每天早晚都要山呼万岁。

但做了这些动作，宋康王还是不满足。一天，他问自己的相国唐鞅：“我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但是臣子们好像并不知道畏惧我，这如何是好？”

身为相国，这本是唐鞅善言进谏的好机会，但他却这么回答：“君上过去所杀的人，都是有罪之人，那些无罪的臣民自然不会害怕；如果不管有罪没罪，时不时滥杀无辜，这样的话，朝野都会人人自危，自然会对君上心生敬畏。”

宋康王一想：好像就是这么个道理。于是没过多久，他就把唐鞅杀了。《战国策》称，从此宋康王越发的荒淫暴虐，他没日没夜地沉溺酒色，辱骂或射死敢于进谏的大臣，甚至“剖伛之背，锲朝涉之胫”，即剖开驼背人的背、砍断早晨过河人的腿，如此暴行，自然引起臣民的恐慌不安。

宋康王的行为，让他获得了“桀宋”的称呼，诸侯们愤慨地表示：“宋君干出了他的祖先商纣王干过的事，不能不杀。”于是，在公元前286年，齐湣王联合魏、楚一同伐宋，诛杀了宋康王，将其国土瓜分殆尽。

不过话说回来，以上提到的细节虽然见诸于史册，但结合到初秋战国以来各国对宋国的“一贯性歧视”，这可能仍是诸侯们对宋康王的刻意抹黑，以便为他们灭宋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毕竟宋国曾是宗法制的最佳代言人之一，灭掉它，舆论造势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