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当开封城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时，忽然有一个消息传来：契丹人联合北汉大举犯边。

全城骚然。

此时，周世宗柴荣刚刚驾崩不久，幼帝柴宗训年仅七岁，放到今天也才是刚上小学的年纪，想要让他拿主意显然行不通。

无奈之下，宰相范质等人经过合议，临时将军权授予禁军首领赵匡胤，由其北上抗敌。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开封。

第一件诡异的事情出现：大军在陈桥驿停了下来并就地驻扎——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距离开封城仅仅二十余里，在这里防备并抵抗契丹有点不靠谱吧！

部队驻扎完毕后，第二件诡异的事情出现：天上居然出现了两个太阳（所谓“天有二日”），而且两个太阳还在打仗，看样子谁也不服谁。

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

这些都是引子，第二天黎明时分，图穷匕现：军中忽然一阵大乱，有人叫醒了宿醉的赵匡胤，并把一件黄袍披在了他的身上（黄袍加身），并皆拜于帐下，山呼万岁。

赵匡胤以一幅被迫的样子“斥责”众人道：你们这群人贪恋富贵，却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不过呢，如果你们能按我说的办，我倒也可以勉为其难，来做一把皇帝。

匡胤醉卧，初不省。甲辰，迟明，诸将擐甲执兵，直叩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匡胤惊起，未及应，即被以黄袍，罗拜，呼万岁，掖乘马南行。匡胤度不能免，乃揽辔誓诸将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众下马曰：“唯命。”

这件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古时黄色为皇家专用，其他任何人谮用都是杀头的大罪，这群人是如何得到的？

只有一个解释——提前准备好的。

这就是陈桥兵变，又称“黄袍加身”。

黄袍加身

宋和后周能够实现平衡过渡，有三个人不得不提：潘美、王彥升和罗彦瑰。

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后，并没有立即回到开封，而是先派人回去执行了两项特殊任务。

第一拨，潘美。单骑入城，到朝堂之上发布“黄袍加身”的消息。

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禅，命美先往见执政，谕旨中外。

第二拨，王彥升。带领武装势力进城，主要工作是维稳，清除可能出现的抵抗势力，确保赵匡胤一行进城顺利交接。

潘美的工作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他的消息刚一宣布完，所有朝臣即一哄而散，跑回家静观政治风向。就连时年七岁的后周恭帝柴宗训也被符后带着出宫避难了。

王彥升则遭遇“抵抗”：后周副都指挥使韩通。

但是，史书上却没有记载过程，也没提抵抗强度有多大，只是笼统一句说把韩通一家老小都堵到家里给一锅烩了。

在传来一切OK的消息后，赵匡胤一行这才进入开封。他把军队部署妥当，便回到了自己的殿前都点检府衙。

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

不一会，诸将把宰相范质等一帮大臣都押到跟前。面对这些老同事，赵匡胤开始表演，他痛哭流涕地说：天地良心，我真不想这样。

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范质等人茫然不知所对。

这时，第三个人跳了出来：罗彥瑰。他手按剑柄向众人怒喝道：现在新皇缺位，今天必须得把这事给定下来。

范质等人一看事成定局，只好走下台阶，对赵匡胤行皇帝礼。

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瑰按剑厉声谓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

至此，陈桥兵变全部落下帷幕。

纵观整个政变过程，除了诛杀韩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意外和波折，可谓“兵不血刃，市不易肆”，不流血而建立了一个大王朝。

在这种情况下，韩通的死更显得突兀、扎眼和不合常理。

尤其是史书记载的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

宋史韩通传

前面说过，在派潘美进城宣布改朝换代的同时，王彥升也作为先头部队，带兵进入开封为新朝做好维稳工作。

说是维稳，但从后期来看，这伙人进城后其实就只做了一件事：诛杀韩通。

任务太单一，事件也太孤立，孤立到让人感觉：他们进城根本就是对着韩通一个（家）人去的。

看一下史书的记载。

按照《宋史·本纪第一》，韩通不识时务，妄图负隅顽抗，被王彥升追到家里杀死。

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

按照《宋史·列传第九》，则是王彥升带兵进城之后，好巧不巧，居然在路上“偶遇”了韩通。然后不问原由、不分青红皂白，撵到家里就杀了。

彦升以所部先入京，遇韩通于路，逐至第杀之。

《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三》所载与《列传第九》差不多，不过增述了韩通全家都被杀一节。

军校王彦升遇通于路，策马逐之，通驰入其第，未及阖门，为彦升所害，妻子皆死。

注意，除了第一条说明了诛杀韩通的原因外（谋御之），后面两条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这就是一出由赵匡胤安排、王彥升执行的“定点清除”大戏，目的就是清理刺头和抵抗势力，确保在政权交接过程中不出现任何“幺蛾子”。

如果这几条语焉不详的记载还不足以证明是王彥升有意为之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赵匡胤对韩通之死前后不同的态度。

定点清除：目标就是你

在听说韩通的死讯后，赵匡胤勃然大怒，认为王彥升胆大妄为，没接到命令就肆意滥杀。不过考虑到刚开国还要拉拢人心，就没有治他的“专杀”之罪。

太祖闻通死，怒彦升专杀，以开国初，隐忍不及罪。

紧接着，他专门下诏表彰韩通为国死节的忠勇。在诏书中，他不仅大夸韩通“振迹戎伍，委质前朝，彰灼茂功，践更勇爵”，而且还深情追溯了哥俩的友好关系（夙定交于霸府，遂接武于和门，艰险共尝，情好尤笃），最后又大加追赠，让韩通到周世宗那边做宰相去了（可赠中书令，以礼收葬）。不知道是有关部门把赵匡胤夸赞韩通的话当真了还是怎地，韩通父子的肖像后来居然出现在了开封开宝寺的墙上，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让赵匡胤给看到了。

赵匡胤的黑脸直接给气紫了，没有废话，他直接让人把肖像给抹掉。

后太祖幸开宝寺，见通及其子画像于壁，遽命去之。

史家真是有趣，他们也对北宋开国皇帝的作秀感到不齿，于是连所谓“春秋笔法”都不用了，直接在《宋史》韩通传的最后让赵匡胤恶心了一下自己。

另外，这件事情留下的证据还远不止此，比如赵匡胤对杀人者王彥升貌严实宽的处罚。

开宝寺塔

在《宋史·本纪第三》的最后，史家照惯例对赵匡胤的生平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作为开国帝王，他得到的更多的是褒扬，尤其在说到韩通一事时，还着重提到了对杀人者王彦升的“严厉惩罚”：终身不假其节钺。

王彦升擅杀韩通，虽预佐命，终身不与节钺。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节钺”。

节钺，即符节与斧钺。是古代由皇帝专门授予官员或即将出征的将帅，作为加重权力的标志，让其在正常职权外还可视情形便宜行事（比如杀伐决断等）。 这在唐代比较典型和常见。

由于疆域广大，唐代的基本国策是虚内而实外，即在边防均派重兵驻守（如东、西、南、北四大都护府）。高宗时期，朝廷专门给边将颁发“节钺”，以便于战事紧急时，守边将领不用向中央汇报，即可凭此调遣附近兵马，抵御外侮，这也成为后来“节度使”的来历。

唐玄宗开元年间，为关起门来享受生活，李隆基调整边镇布置，不仅在边区设置十大节度使，为减轻中央财政负担，还将行政、司法、经济等权力一股脑地授予地方。从此，各节度使军、政大权一把抓，俨然成为独立王国，给后来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经过晚唐和五代武人的肆虐，赵匡胤深知其弊。北宋开国后，他按照宰相赵普的建议，通过“杯酒释兵权”，“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将节度使原有的军、政大权全部剥夺。从此之后，曾经喧赫百年、给皇权和万千黎庶制造过无尽灾难的“节度使”只剩下一个空壳，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荣誉称号。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节度使如此，所谓“节钺”也没什么实际用处了。

既然是个荣誉称号，既然没有实际用处，那么，给与不给又有什么区别呢？

汉钺

综前所述，所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根本就是赵匡胤等人预谋已久、策划周详的一起军事政变。

先不说当时契丹犯境的真实性如何，单看赵匡胤带出去的人员名单就一目了然：都押衙李处耘、殿前都虞候李汉超、内殿都虞候马仁踽、散员指挥使王彦升等人，全部都是赵匡胤麾下的禁军主要将领。其他禁军高级将领如石守信和王审琦等人，虽然没有一同出军，却都是赵匡胤的“结社兄弟”，他们奉命留在开封城里也不过是充当内应而已。

此时，从身份、地位尤其是军权上来说，整个后周能对赵匡胤抢班夺权形成威胁的只剩下了三个人：后周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昭义军节度使李筠（驻上党）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驻扬州）。

很明显，当陈桥兵变突发时，后二人对于保卫后周政权而言，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赵匡胤等人短时间内无需作任何提防。

只剩下韩通了。

换言之，整个开封城内，只需解决韩通一个人就可以畅通无阻、为所欲为。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赵匡胤可以对其他禁军将领实施收服或收买，为什么不对韩通也进行和平演变呢，这样还节约成本。

这个道理赵匡胤当然懂，但是他同时知道，韩通的性格和履历决定了他不可能背叛后周、为赵匡胤或者其他新政权所用。

史载，韩通性格刚硬却有勇无谋，情商不高且脾气暴躁，一张嘴就得罪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韩瞪眼”

通性刚而寡谋，言多忤物，肆威虐，众谓之“韩瞠眼”。

这种人容易一根筋、认死理，对他一分好，就可以把头割给你；而对他一分坏，立马翻脸记仇。

而郭威、柴荣父子恰恰对他都极好，甚至韩通的整个仕途都是他俩给的。

看他的履历。

韩通，并州太原人。弱冠应募，以勇力闻，补骑军队长。晋开运末，汉祖建义于太原，置通帐下。寻从汉祖至东京，累迁为军校。汉祖典卫兵，以通为衙队副指挥使，从讨杜重威，得银青阶，检校国子祭酒。汉祖开国，加检校左仆射。隐帝即位，迁奉国指挥使。

所谓“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而“左仆射”则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这两个职位听上去还可以，但前面加上“检校”二字后就变味了。

“检校”，意为审查核对，用在官职前面的时候，表示正员不足，排队候补的意思，属荣职，无职事。

而所谓指挥使，此职始设于唐代，宋朝各军皆置，职能相当于“监军”，也不是什么实职。

也就是说，韩通在跟着刘知远混的时候一直未受重用。

郭威提拔并重用了他。

乾祐初，周祖为枢密使，统兵伐河中。知通谨厚，命之自随，先登，身被六创，以功迁本军都虞候。周祖镇大名，奏通为天雄军马步军都校，委以心腹，及入汴，通甚有力焉。授奉国左第六军都校，领雷州刺史。

不仅因为性格敦厚被郭威引为心腹，更因为军功而累迁至雷州刺史。

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韩通进一步得到重用，不仅“以功授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在世宗征淮南期间的几年期间，一直任京城都巡检，以后周“大管家”的身份负责京城内外治安事务。淮南平定后，又迁为归德军节度使（今河南商丘一带，有拱卫京师的职责）。后周显德六年春，世宗在北征之前，让韩通与高怀德、张铎为先锋先赴沧州，不久又任命他为陆路都部署，时任殿前都虞候石守信都是他的副手（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

班师后，又因功进入宰相班子，并兼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师还，以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其实，在周世宗柴荣驾崩后，韩通曾有机会加入赵匡胤集团，但他没有那么做。

韩通虽然有勇无谋，但他的儿子却脑瓜子灵光且极富谋略。见赵匡胤不同常人，他就劝父亲改换门庭（投靠赵匡胤），以为将来作打算，却被韩通给拒绝了。

其子颇有智略，幼病伛，人目为“橐驼儿”。见太祖有人望，常劝通早为之所，通不听。

这么一个人，注定要作为郭威和柴荣的死忠，为旧王朝殉葬，为新王朝祭旗。

太祖奉诏北征，至陈桥为诸军推戴。通在殿阁，闻有变，惶遽而归。军校王彦升遇通于路，策马逐之，通驰入其第，未及阖门，为彦升所害，妻子皆死。

在五代十国忠义不行、道德沦丧、斯文扫地的整体态势下，一介武人能够看淡富贵、坚守节操并以身殉国，着实不易。

大哉韩通！

孤独的韩通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北汉结契丹入寇”的消息传来，“命（赵匡胤）出师御之”。

正月初二，准备完毕的赵匡胤专门找韩通去喝酒。期间，韩通的儿子想杀掉赵匡胤，被韩通制止。

正月初三，赵匡胤引兵出城，驻陈桥驿。

正月初四，兵变发生，赵匡胤“黄袍加身”并返回开封。在等待文武百官前来报到的时候，偷偷地在右掖门外安排下弓箭手，韩通刚一出现，便乱箭齐发，韩通惨死。

这一段并非讲故事，更非笔者杜撰，而是出自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巩的名作《闻见近录》：

太祖将北征，过韩通饮。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陈桥欣戴，入御曹门以待将相之至，时伏弩右掖门外。通出，死矢下。

笔者认为，王巩关于韩通之死的这段记述可信度极大。理由有三：

第一，从这段记载的逻辑关系来看。赵匡胤在出征前一天为什么会专门找韩通喝酒？王彥升进城后为什么二话不说就直奔韩通而去？答案只有一个：整个开封城里只有韩通一个人没有向赵匡胤靠拢，所以他在行动前亲自上门劝降，结果失败。既然不为我所用，那就是我的敌人。所以，关门，放王彥升。

第二，从作者王巩本人来看。王巩是真宗朝著名宰相王旦的孙子，人品正直，口碑极佳。他在北宋中后期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除了冯京、司马光对其极其赏识外，刘挚、吕大防两任宰相也都“爱其才”，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为子娶王巩女。他与当时众多名士也交游甚广，黄庭坚、秦观、王安礼、谢景温均在其列，与苏轼兄弟尤为亲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巩身在体制内，却不惧权贵，仗义执言，尤喜指摘朝政。他早年就以“上书言事，多切时病”著称，为此虽屡遭贬谪仍秉性不改。尤其是因苏轼“乌台诗案”被贬，好不容易从宾州归来后，却立马“言事如故”（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后来，王巩变本加厉，又上书议论皇家事务，结果再次被贬。宋哲宗元符元年，更是“坐元祐中及元丰末累上书议论朝政，欲尽变先朝法度，追毁出身以来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直接被双规管制了。

第三，从正史的可信度来看。自两汉以降，由于官方修史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理论的兴起，历史开始被官家横加干涉和随意篡改。对此，即使是“千古一帝”李世民也未能免俗。所以，正史记载的未必是真。反观王巩，他一生不仅著作极丰，而且态度严谨，除《闻见近录》外，《随手杂录》和《甲申杂记》也历来为后世史家所承认和推崇，其记述也多为人所引用。其中，关于赵匡胤不杀柴荣两幼子、并把其中一人托予潘美所养的故事（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也），即出自于《随手杂录》。

而且，乱箭射杀韩通更符合人性和当时的情境，而宋史中的记载则修饰痕迹严重，有文学化和艺术化之嫌。

闻见近录

08

三百年前，赵匡胤除了欺负孤儿寡妇外，还蘸着前朝忠臣的鲜血书写了一部新王朝的历史。

三百年后，南宋最后的脊梁文天祥被元军扣押，谢太后领着五岁的宋恭帝出临安城向伯颜投降。

这时，她的眼前有没有闪现过另外一位恭帝和他的寡母呢？

谢太后和宋恭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