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副长官部搞特务工作的第二处，就不是戴笠所派的人，而是由他的亲信刘庆曾当处长。
那时，别的单位几乎都是由军统控制第二处，胡却不同意由戴笠来统一安排，而由他自己另搞一套。他的特务组织中，除刘庆曾外，还有刘大钧等几个小头目，都是他自己培植出来的。
从胡当第一军军长的时候起，刘庆曾就在参谋处当第二科科长，一直为他主持他的那个特务组织。当时，凡属“中央”系统的军队或军事机关，蒋介石是不准有自己的特务系统的；戴笠知道了，也要千方百计地抢过去，而胡却仗着他和戴的关系可以例外。
由于军统特务都知道，他们两人关系不同一般，谁也不敢向戴建议，把它统一起来，不过，背后却有不少牢骚，认为，胡在这一点上还是信不过军统。
可是，戴笠还是尽心尽力地为胡介绍了不少搞无线电通讯的技术人员，并送他不少美帝给军统用的无线电台。胡的这一部门工作，多年来一直由他自己掌握，没有交给军统，也不让他的特务参加军统组织。
抗战胜利后，副长官部撤销，胡当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二处由国防部第二厅任命军统特务金树云当处长，他只好把刘庆曾调为少将高参，仍旧保留他自己的那个特务组织，由刘等主持，不合并于军统特务组织之内。
戴笠尽管表面上推崇胡宗南，怂恿他统一军事，而他自己却不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想方设法也抓军队。他除了大搞特务武装外，还大量培植军事人才。
1944年，戴笠又在军统掌握的军令部第二厅办的谍报参谋班内，成立一个高参队。在此同时，他还保送一批军统大特务如魏大铭、岳烛远、阮清源、谢力公、王一心等几十人，去陆大将官班或步兵专科学校将官班、军校高教班等处去受训。
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使其部下取得军官的资格，一方面为军统拉军事干部。当时，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副处长杜逵、胡屏翰，科长麻清江等人，都是陆大毕业后，被拉进军统的。
不过，戴笠在搞军队方面，却得不到胡宗南的帮助。戴曾向胡要求，把范汉杰给他，去当税警总团长，胡一直不答应。戴要忠义救国军当总指挥的人，胡把原来跟过戴笠的马志超推荐过来。
相反的，原来在军统中工作的人，在反共方面表现积极的，胡却尽力收容和拉过去。
梁干乔本来跟戴笠多年，因反共积极，投入胡部下当了耀县专员，专门去搞对延安的封锁等罪恶活动。又如，戴笠身边最活跃的红人赵龙文，战前当过杭州市警察局长，也被胡要了去，成为他身边“智囊团”中的谋士。
总之，在有关切身利害而影响到自己前途的问题上，他们两人并不真正是同心同德，而往往是离心离德、各有各的安排和打算。
当蒋介石还没死以前，各人发展的天地还大，在不触及根本利害的问题上，他们是能够上下其手相互勾结得很密切的。
戴笠在部下面前，一直为胡尽力吹嘘。他每次从西北视察归来，总要公开在纪念周上大大捧胡一顿，说什么“胡长官”在治军方面如何有办法，军队如何精锐，装备如何精良，在反共方面如何积极。
他这样子说，好像没有胡在西北坐镇，共产党就要打到重庆来，蒋家王朝全靠胡在保护。
戴笠不但在特务们面前，称誉胡宗南，而且，也为胡向他的美国主子吹捧。
我记得，他第一次陪梅乐斯去西北视察时，照例在行前找几个人一同吃早饭，顺便安排一番他离开后的工作。
那次，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梅介绍胡的为人，在蒋介石身边如何重要，拥有的军队是中国最精锐的，以及在反共防共方面的作用等一大堆。梅乐斯听了也连连点头，并表示，能亲自去看看感到高兴。
梅乐斯于1944年间因病回美国去休养，由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代理副主任期间，有一次，胡从西安来到重庆，戴又特地陪胡去中美所参观。
戴向贝乐利介绍胡的时候，又为胡大大吹捧一番。当时，我站在他们旁边，看到贝乐利听完戴的介绍，再一次紧紧跟胡握手的时候，胡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情，连一些在旁边的美国特务看了也转过身子在暗暗发笑。
胡宗南讨好美国主子，也很有他的一套办法。他在中美所参观时，只要见到美国人，总是主动走过去同他亲切握手，等待戴笠和贝乐利给他介绍。
一些美特知道他，也乐于和他周旋，他对美帝的一切无不加以称赞，向每个美特都表示慰问，夸奖他们一番。
果然，在他离去后，许多翻译反映，美特们对胡的“印象很好”。戴笠自然又得把这些告诉胡，使他增添几次得意的狂笑。
胡宗南和叶霞娣
戴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事先都得告诉胡，并经常保持和胡的联系。他与胡互通电报使用几套密本，除一般用的之外，还有一套亲译的密本随时带在身边。
当时，所谓“亲译”，实际上也不是由他们自己去译，不过是由更亲信的人代译罢了，目的是只让更少的人了解他们之间所谈的问题。
有次，戴笠匆匆忙忙决定去贵阳，迟了一点告诉胡，胡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发给他一个亲译的电报，军统机要组的译电科译不出来。
因为，亲译的那套密本戴笠带走了，所以，他们之间一些不可告人的事，连当时的毛人凤，也不能完全了解。
在他们平日来往的电报中，戴笠随时把有关反动派内部发生的一切问题告诉胡，以便在某些问题上采一致步调，或彼此研究。
他们在讨好蒋介石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几乎是完全一样，除了在反共反人民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方面尽力迎合蒋的心理外，并且，都是走内线和争取为蒋介石办理他的私事，成为蒋的心腹。
在这方面，两人都同样成功，他俩商定，将蒋介石的另一个老婆陈洁如和小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照料，而把同胞哥哥交给戴笠安顿，因此，更增加了他们和蒋介石的亲信关系。
1946年春，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胡得到这一消息，悲痛万分，连忙赶到南京，亲往中山路357号吊唁。我和几个大特务也都赶去照料。
胡一进门，看到戴的遗像便泪水纵横，立即跑进灵堂，抚棺痛哭起来。他哭了好一阵，才询问我们戴摔死的情况。
当时，外间传说很多，胡也听到不少，便问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告诉他，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他当时还打算去戴摔死的地方看看，因为不能直通汽车，要走许多小路，他才没有去。接着，我把戴死后收尸的一套照片送给他，他含泪接收下来，又绕棺走了两圈，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戴笠死去以后，毛人凤继承了戴的衣钵，对胡不但和过去一样，并更加依靠他。当时，军统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胡却极力支持，一再在蒋介石面前讲好话，许多特务对他这样的表现都表示感激，认为他始终是爱护军统的。
毛人凤对胡非常尊敬，还是和戴笠生前一样，经常把有关南京方面的情况向他报告，不过，没有过去戴笠在世时的电报那么多。
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
这些面粉是怎样来的，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金树云和保密局陕西站站长侯定邦，为了抢夺这批面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了保密局。
毛人凤打电报要金树云交出来，金也不肯接受，毛便写封亲笔信，叫我拿去见胡，胡看到信以后，马上把金找去，勒令他交给我处理，并说明绥署不要这批东西。这样，我才顺利地把它变卖掉。
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
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
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
叶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有天半夜，他把我叫醒，说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
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去给他看。
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
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那天，我和叶翔之一同应邀在他家吃晚饭，他一提起这件事，便感到万分痛心，想不到他身边会有共产党又很久没有发觉。
他用解嘲的口吻对我们说，他因专心致力搞军队，对这些事一向没有很好地注意，这方面太疏忽。他说，过去连范长江是共产党他都弄不清楚，一直到他向蒋介石保举范去美国，被蒋介石骂了一顿，说他连这人是共产党都不清楚。
我们听了也只好说：“长官太忙，哪有许多时间来注意这些事。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的关系。”总算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他怕叶翔之说出去，对叶表示特别亲热，他和我们谈话时，总是一再提到他和戴笠的关系，生怕我们忘记了一样。
叶翔之准备赶到兰州，去搜捕兰州方面发现的中共地下组织时，胡宗南马上把他自用的一架小型专机让叶坐了飞往兰州，不料，飞机到平凉出了毛病，险些把叶摔死。
胡听到后，非常着急，立刻向驻在西安的空军交涉，另派飞机把叶从平凉送往兰州。
1949年春，我去上海见到毛人凤时，他叫我抽时间去西安一次，接叶霞弟到昆明去住，并叫我在昆明给胡找一幢漂亮房子。
因为，胡宗南和陈诚一向搞不好，胡不打算送叶霞弟去台湾，毛人凤也希望她能住在昆明。
我拖到这年夏天才去西安见胡，说明我已为他在昆明准备好了房屋，希望他送叶去昆明居住。当时，他看到整个形势已无法挽回，大陆将无安身之处，表示暂不送家眷去昆明，还是送台湾。
那次，他对云南情况向我询问了很久，虽没有肯定表示要立刻派部队去云南，但却非常垂涎这个地方，认为是可退可守，比西北要强得多。
我听他谈话的口气，已经没有信心能把西安保得住，尽管他在我面前还是满口有办法，不过，从他当时的这一段谈话中，便可看出他苦闷的心情。
他对淮海战役中蒋军统兵将领不能合作，致遭各个击破，一败涂地，十分不满。
我曾冒冒失失问过他，西安会不会有问题？他答复我时，态度依然很骄傲，不过却说过一句：“只要友军不扯后腿，是有办法的。”
他还夸口说，在蒋军将领中，他最了解共产党，谁也比不过他。他吹嘘他和共产党短兵相接搞了十来年，得出一套经验，他的办法比共产党更高明。
不过，我离开西安不到一个月，便看到西安只一两天时间便已解放，胡宗南也匆忙逃到汉中。
还有，抗战胜利后，我两次去西安，亲眼看到和听到他的部下一些高级官员如盛文、袁朴、汪震、董钊等人，整天花天酒地狂嫖滥赌的情形。
我曾经好奇地问过当时军统在西安的一些负责人，为什么这种腐化的情形胡不加以整顿？这是因为，戴笠一向吹嘘胡治军极严，并且以身作则，才引起我的疑问。
当时，他们回答我说：“胡长官一向夸耀自己部下如何好，谁敢把这些人的丑事去向他谈，弄不好要碰钉子，所以乐得不提，反而可以皆大欢喜，一团和气。”
他们还告诉我，胡对自己部下也派有特务去监视，这些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问题不揭穿，也就马马虎虎的算了。
我最后一次和胡见面向他辞行时，他叫我把云南的情况随时告诉他，我回云南后，因和他没有约定密本，只向毛人凤发过一个电报，请他转给胡，向他报告云南夏秋间的情况，但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1949年9月间，毛人凤在昆明住在我家时，曾不止一次地叹息，说胡宗南没有听他的劝告，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否则，云南即可成为军统的天下。
因为，毛人凤想在昆明杀一大批进步人士而遭到卢汉的拒绝和拖延，感到很不痛快。而胡宗南被解放军从陕西赶出逃到川陕边境时，毛人凤还打电报向他说明过云南当时的形势，建议他抽调一部分兵力兼程前往，以便确保云南。
我对此也寄以很大希望，曾多次向毛探询胡的回电。直到10月初，毛才告诉我，胡回电表示，暂时无适当部队可抽调，但答应一定要设法派兵到云南。
毛还叮嘱我保守秘密，但一直等到云南和平解放前夕，也没有看到他的部队的一点影子。
以上是我所了解到的胡宗南与军统特务的一部分情况。至于他和其他一些军统头目如郑介民、唐纵等，我只看到他们之间一般的往来，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