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 冯远，2019年

✉️ 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身体太弱，每天只吃面条，及少许面包，茶是不吃的，面条是非煮的烂熟不能吃，他对厨子说：我最恨面条煮的这么硬！【王振铎】

读陈寅恪书信，只感到饥寒交迫，又贫且病：抗战初期滞留香港大学，每周两小时课，要说可以有很多时间用来搞学问，但是他和妻一起生病，轮流看病，因为除了吃饭并没有余钱够两人同时吃药，只能一人治个差不多，另一人再治，因此常年不得痊愈，而旧病未去，新病又来。“家中用费极巨，挪用借款度日，而家人无人管理，虽多费钱而极不舒适。”【1939.7.6致傅斯年】

后来剑桥请他去讲课，本想一家五口（三个闺女）一起去，但因二战打响，中文学生全跑光了，而路费也一直没筹措到。再后来就是回国，也是因旅费而迟迟不能成行。后来许地山去世，他又兼课由两小时增至八小时，苦不堪言。而所得仍不够每顿饭菜中有肉。

再后来终于连借带凑，有了路费，赶紧回国，一路上两个月睡觉没脱鞋，得到一颗鸭蛋，要五人分食。这才明白为什么他的照片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今日妻病稿失，又在东京会议之后往牛津，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1939.7.26午后四时致傅斯年】

“十年所作，一字无存，妻病稿失，心绪不佳”

所以他在港大煎熬两年，用讲义所整理的《隋唐制度考》尤为宝贵了。

陈寅恪 | 冯

看完陈寅恪和傅斯年的通信，掩卷，我就可劲儿想啊，傅斯年都去台湾了，他咋没去呢？国府、教育部、史学研究所、杭立武的庚款会，还有梅校长的清华，哪一个都待他不薄啊，但是最后他却留在了广州。当然他去中山大学，有一个原因是朱骝先在那里当校长，让他去，他抹不开面儿。还有，身为公子哥的他说怕冷，台湾不比广州暖和？

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上他的课的人也就七八个，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窗户听课。他讲课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全是信口开讲，引用古书如数家珍，但是口音重，讲课不精彩。在英国皇家学会，其会员相当于自然科学院的院士，中国人当选的有陈寅恪、夏鼐、赵元任和王浩。【何兆武·上学记】

隐隐记得7月10日夜，读「书信集」至晚11:30睡，梦中隐隐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广州，忘了因何事行至中山大学门口，遥望校园，隐约有中山的坐像，东西向路，我匆匆打门前经过。

其时生活重压下的我，大学刚毕业，已遍尝了生活艰辛，对身边的新鲜事物没有兴趣，什么鲁迅先生住过的钟楼之类也都懒得看一眼。

于是打开高德验证，和记忆中大差不差，只是注意到大学附近明显有两家肠粉店，很想尝尝。

岭南大学陈寅恪故居 | 建于1905年，我国境内最早的用硬红砖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楼宇，以捐款最多的美国人Herry Martin命名

说来也怪，这一套《陈寅恪集》是四年前买的，曾经把其中的书信集拿出来看过那么一阵子，应该是觉得行文晦涩又搁置了。但是这次在我的读信狂热期，看得那叫一个过瘾！

里面的信息量丰富，知道不仅俞大维是他妹夫，傅思年是他表妹夫，还知道了他颠沛流离，为了战争去香港，至则无可去，又为活命返桂，到蓉；先是心脏病，又是牙病，最后是眼病。文稿很可惜丢在旅途中的越南，不然这套集子会更加厚重。

陈丹青《清华国学院》 | 自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能影响陈寅恪的似乎唯妹夫傅斯年一人。胡适是在解放军进北京前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傅斯年几次叮嘱胡适走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陈寅恪。

1948年，陈寅恪随胡适离开北平。

但是陈寅恪并没有随国民党渡海赴台或去剑桥。他南下广州，接受岭南大学陈序经先生聘请，在广州一直呆到去世。

陈寅恪夫人唐筼当时希望离开大陆，二人一度因去留问题争吵，唐筼后负气出走香港，并多方打听去台湾的途径，这些在傅斯年的信中有所披露。

后唐筼被亲朋劝回，陈寅恪在香港待过两年，他不愿意在殖民地生活。

陈寅恪南下广州，是他以为会出现南北朝。傅斯年曾一度电促陈寅恪，去台湾或剑桥，当时的台湾已经宣布戒严，但傅斯年还是从台湾省主席陈诚那里拿到了入台徐=许可，但是，陈寅恪拒绝了。

1949年，当局邀其北上，陈寅恪拒绝了，并写出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成为在那种异常气氛中唯一一位高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

1969年10月，经历异常悲惨的苦闷后，陈寅恪于广州逝世，享年79岁。

晚年陈寅恪 | 于中山大学

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的一位学生奉命南下，劝陈先生北上，出任拟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专门为此作了答复《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