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良/文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航拍

撒拉族先民在由中亚东迁过程中就为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撒拉族先祖尕勒莽一行由中亚的东迁为什么不直奔循化而要采取绕道宁夏继而南行至秦州，又折而西北行，过洮州、夏河入循化这么一条先东迁又西返进而又中途驻足的奇怪路线呢？显然，这与蒙古早期诸汗时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有关。在这一系列的为统一中国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中他们跟随蒙古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十五年(1220年)，成吉思汗军于二月抵布哈拉，于三月抵河中首府撒马尔罕。十六年(1221年)一至四月，蒙古军围困并攻破玉龙杰赤城，表示河中地区被占领，花刺子模灭亡。十九年(1224年)，蒙古第一次西征结束。二十年(1225年)春，成吉思汗率军取道天山北路东返。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领兵攻西夏。甘、肃等州相继被蒙古兵攻取。二十二年(1227年)春，成吉思汗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

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蒙古主遣皇子阔端征秦巩。 蒙古蒙哥汗二年(1252年)七月，蒙哥汗命忽必烈征大理。八月，忽必烈次临洮。三年(1253年)，蒙古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这些军事行动表明，尕勒莽一行很可能是蒙古军征服中亚后被签“回回军”或“西域亲军”的一支。他们在蒙古军西征东返后随蒙古军曾经过天山北路、吐鲁番、嘉峪关、肃州、甘州、凉州、宁夏、秦州、伏羌、洮州、黑错、拉卜楞、甘家滩这些地方。

大致是在蒙哥汗命忽必烈征大理、次临洮、由临洮南下入蜀时或在河州至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时，被派到毗近河州的今循化一带接替另一支蒙古军驻防。初则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后则定居于这个地区。在当时，蒙古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符合历史潮流，而撒拉族先民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辅助蒙古人为统一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蒙古统一到整个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期割据的分裂局面，重建了幅员辽阔的国家，对于促进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多用土人为之”（《元史》卷九一）的政策。撒拉族当时属于“色目人”的范畴，朝廷重用“色目人”。撒拉族土司[1]的“始祖”韩宝，曾被任命为积石州的“世袭达鲁花赤”。

明朝主要通过土司制度，实现对撒拉族人民的统治。韩宝于洪武三年（1370年）归附明朝后，洪武六年便被任命为积石州千户所的世袭百户，职衔是“昭信校尉官军百户”（《循化志》卷五）。六十多年之后，正统元年（1436年）韩宝之孙韩贵袭职时，升为副千户。据《循化志》（卷五）载，明代撒拉族土司共传十世，其世袭如下：（1）韩宝（子）（2）韩撒都喇（子）（3）韩贵（子）（4）韩琦（弟）（5）韩恺（子）（6）韩清（子）（7）韩通（孙）（8）韩勇（弟）（9）韩增（子）（10）韩进忠（子）韩愈昌（未正式承袭）。

土司拥有土兵，立衙门，设刑具，直接统治撒拉族人民。除了统治本族之外，土司还有“各统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的职责（《明史•职官志》）。明一代二百七十多年中，撒拉族土司属下的士兵，有十七次被朝廷征调土参加征戍，其中不少是抗击蒙古贵族骚扰边塞，起了“保塞安边”的作用。

清朝初年仍然沿袭明朝的制度。到了清雍正年间，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和疆域日益扩大，清廷为了加强对撒拉族的直接统治，在平定了罗卜藏丹津之乱以后，就改变了明代和清初“招茶中马”的“羁縻政策”。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循化营，派游击一员率兵五百进驻草滩坝。草滩坝“适居十二工之中，据其心腹，以制其手足，固亦虑其强悍，以为扼要之图也”，并修筑了循化城郭衙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又把河州同知移驻循化，设循化厅。这样，清王朝就在撒拉族地区建立了直接的统治机构。

清廷为了加紧与撒拉族地主阶级地勾结，不但仍然继续承认土司原来的统治地位，甚至在设营立厅的同时，川陕总督岳钟琪还奏请给土司加职，奏称：“至撒喇回民，虽系土目韩炳、韩大用所辖，而系外委土司[2]，职守轻微，回民奸悍者多不服。今请将韩炳、韩大用二人，各给土千户号纸，令分辖回族。则不法回民既畏营员，又见韩炳等系奉旨设立之土职，自必共相警惕，将来编查户口、输纳粮钱等事，亦易办理。”（《循化志》卷一）。

经这次封授（雍正七年即1729年），撒拉族一族之中有了两个“奉旨设立”的土千户。土司韩炳（韩愈昌之子）驻街子，管辖县城以西的街子、草滩坝、查加、苏只、别列五工和城东的清水工，称“上六工土司”，主要管理撒拉“四房”。土司韩大用（次房子孙）驻崖曼，管辖城东的张尕、崖曼、孟达、夕厂、打速古五工和城西的查汗大寺工，称“下六工土司”，主要管理撒拉“五族”。“四房”是撒拉族的“根子”，全是韩姓。而“五族”多系由周围地区移入融合于撒拉族者，“马姓十居其九”，所以人们也称下六工土司为“马土司”，其实乃管理马姓等撒拉人之土司。

撒拉族歌舞

在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0天的辽沈战役中，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的47万精锐部队，解放了东北全境。在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的准海战役中，全歼了国民党精锐部队五个兵团22个军，约55．5万余人，消灭了国民党南线主力并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土地，构成了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阵势。与此同时，从1948年11月29日到1949年1月21日，历时50天的平津战役，解放了天津，生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著名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先生率10万官兵宣布起义。在这前后100天里，蒋介石把100万精锐部队输得精光，不得不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引退。

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像丧钟一样敲打着驻新疆10万官兵，而在此刻，陶峙岳将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1946年4月，张治中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后，陶峙岳被张治中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协助张和平解决了伊犁、塔城、阿山的三区人民武装起义后的民族问题，使新疆紧张复杂的局势，逐渐得以缓和。

陶峙岳一贯反对内战，向往和平。1946年夏，陶峙岳调兰州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张治中不在兰州期间，全权代行处理军政长官公署的日常事务，以公正态度周旋于甘、宁、青、新四省，平息了一系列棘手的事件，使西北局势维持住相对的稳定。1947年5月新疆政局再次出现动荡后，经张治中推荐，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到任后与新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达成安定全省、团结各民族实现和平的共识。

陶峙岳面临着许多困难，他虽然身居总司令之职，但亲自掌握的兵力有限，他只能任命总部军官，即幕僚人员。新疆有3个整编师，9个整编旅。整编骑兵第一师（即骑五军，1947年改为整编师）师长是马呈祥。马呈祥是马家军政系统的重要人物之一。

骑五军是一支以回族和撒拉族为骨干的军队，所有带兵的将、校、尉军官除了副军长郭全梁（字又仁、黄埔军校14期，青海循化人）和所谓八大处的僚佐以外，则完全由回族或撒拉族充任。骑五军名为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二个整编旅：骑六旅，旅长韩荣福；骑七旅，旅长韩有文，每个旅有3个团，每个团约1000人。外加一个直属团，二个直属连(警卫连和通讯连)，官兵将近一万人，军马1．2万余匹。

1945年夏，马呈祥率领骑五军从青海西宁乐家湾军营出发，穿绕祁连山有水草的通道婉蜒西上。骑五军骑马走了三个月到达新疆，在七角井兵分两路，韩有文率领骑七旅，经过大石头，进驻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一带，司令部设在奇台城内；军直和韩荣福的骑六旅进驻迪化老满城，随后，韩荣福又率骑六旅进驻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司令部设在昌吉城内。马呈祥直接受命于青海马家，甚至军饷也由马家控制调拨。整编78师师长叶成曾任过蒋介石的侍卫长，是胡宗南的嫡系，也直接受命于胡宗南。只有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是陶峙岳的老部下，但驻守在南疆，难解近渴。

撒拉族民居篱笆阁楼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进时，主要听命于陕西胡宗南和青海马家的整编78师师长叶成、整编179旅旅长罗恕人和骑五军军长马呈祥几乎同时收到了“迅速东调入关”的命令。叶成师长再也顾不上在明德路的官邸和老婆打麻将了，整天和罗恕人泡在一起商量对策。马呈祥也整天坐在司令部办公室和旅长们商议如何开跋东调去声援阿舅青海马家。没有人时，就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犹如一头铁笼里受困的雄狮子。与此同时，刚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也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电令，新疆除留一个旅维持地方秩序外，悉数东调，协同作战。这样，下面有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天天催促陶峙岳要求东调支援各自的长官，上面又有代总统李宗仁在催促陶峙岳东调入关。

陶峙岳总司令处于一种上压下挤的进退维谷之中。他召集师长、旅长在西大楼开会，传达李宗仁的军令。三大战役把国民党的100多万精锐部队打垮了，把驻守在新疆的这些国民党将领的思想也打乱了。陶峙岳把李代总统东调参战的电令宣布后，这些将领们愈发难以自制地议论开了。有的说中央明令内调，理当服从，应立即入关参战。有的说军人守土有责，关系重大，不能轻举妄动。上争下议，众说纷云。

陶峙岳在等待全国的形势进一步好转，在等待张治中将军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结果。在陶峙岳将军翘首急待之时，国民党赴北平和谈代表团顾问、迪化市市长屈武回到了迪化。屈武，此时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于佑任先生的女婿，他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利用这个关系，并以国民党党员身份秘密为我党工作。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鉴字后，他遵照周恩来关于策动新疆部队起义的指示和张治中将军的嘱托，于1949年4月25日匆匆赶回迪化。屈武身负重任，风尘未洗就直奔陶峙岳官邸，向他汇报了北京和谈破裂的情况以及我党的态度，并递上了张治中将军的亲笔信。

陶峙岳深知马家军的家族式的联姻关系，如果再强留骑五军不准东调支援他的阿舅，狗急了也要跳墙的。他担心马呈祥急了，做出意料不到的事，万一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叶成、罗恕人等人也会一哄而起，推波助澜。陶峙岳想，还是先稳住这匹马。马呈祥既拥兵骄纵，又冷静理智，对资深望重的陶峙岳也怀一种敬意。陶峙岳十分诚恳地对马呈祥说：“你要东调支援阿舅（指青海马家）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从6月起南京政府就停发了新疆的军饷。没有军饷，没有车辆如何东调。你有一万铁骑，人总要吃饭，马总要吃料。就是现在扬鞭跃马，也得两个月才能到达。等你走到那，人疲马惫，如何作战。现在的局势，你们也是很清楚的。”马呈祥知道陶总司令的话皆在情理中。想了半天，只好请司令在这战乱之际，将家属先行送往青海老家。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挺进。在陶峙岳的帮助下，马呈祥派人将王士兰等家属刚送到青海，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已经攻克了西北重镇兰州。王士兰等人搭上陈纳德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西宁的第二天，西宁就解放了。

兰州、西宁两城的相继解放，使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犹如困兽一般激愤、焦燥和苦闷不堪。形势逼得这三个拥有新疆大半兵力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打转，陶峙岳知道，兰州、西宁的解放使马呈祥等人失去了退路。可是，他们都是蒋介石、胡宗南、青海马家的嫡系，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如果让他们跟着自己起义，他们心中是恐惧的。如果他们不离开新疆，他们还有很大的能量，会给“和平交代”增加困难。陶峙岳一方面注意和马呈祥等人多接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稳住他们；另一方面加强了警卫，以防不测。

正当各种政治力量在新疆角力的关键时刻，1949年9月15日，一位秘密使者悄然来到迪化。他，就是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

此前，正当解放大军迅速西进之时， 正在苏联秘密访问的刘少奇，得到斯大林承诺，苏联对尽可能提早解放新疆的重要性予以理解，并愿对此做出某些必要的帮助。刘少奇在请示毛泽东后，决定派随其出访的邓力群以中央联络员名义去新疆，搭建中央、西北野战军与新疆的“桥梁”。

邓力群携带张治中给国民党驻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的电报，秘密潜入迪化后，立即与陶峙岳和包尔汉会谈，并将张治中将军的电报转交给他们。张治中在电报中劝谏：“今全局演变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疆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变为新疆和平计……”。

陶峙岳半年多以来一直在努力进行和平转变工作，这种转变日趋成熟。他向邓力群表示，新疆和平转变，乃我与文白兄早确定的原则。拖至今日尚未成功，一是等解放军靠近，二是几个师长、旅长的工作尚未完全做好。我需要时间，把这几个实权人物搞定后即刻宣布起义。

韩有文突然接到马呈祥飞马到老满城司令部商议军机的命令。韩有文来迟了，等他接到通知坐车到迪化以后，又顺路去看望了一下马良骏大阿訇。马呈祥对这个举足轻重的马阿訇一向十分敬重。韩有文也不敢怠慢他，每次来迪化总要抽空去马阿訇家坐坐。马阿訇不喜欢刀光剑影。他告诉韩有文，咱们古教主张和平，反对生灵涂炭。

作战会议室是一个长方形的屋子，一条长桌子两旁端端正正坐着各团团长、旅长及参谋人员。桌子上首马呈祥威武地坐在那里。在他的身后除了青天白日旗外，“天山立马第一峰”的锦旗特别耀眼。虽然马步芳已经逃离西宁，可是这面锦旗仍然像指挥官一样指挥着骑五军。

马呈祥没有执行骑五军东调支援阿舅的兰州保卫战，马呈祥环顾了两旁的将校级军官，然后缓缓地说，我决定接受陶总司令建议，交出兵权，离疆外出。说着指了指身后“天山立马第一峰”的锦旗，问大家，我走了，谁来杠这面旗？这万匹战马，万名尕娃谁来管？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军官们面面相觑。韩有文怀中的金壳表发出的滴答声和心脏跳动的咚咚声混合在一起，发出一种和谐的响动。的确，这些尕娃怎么办？

韩有文没考虑马呈祥出走的凶吉，因为他知道，在半月前马呈祥已经将在新疆娶的爱妻送到了香港，而且还带着足够生活的钱财。韩有文用手拭了一下光头上快要流下来的汗珠，小心地说，让又仁(郭全梁的字)负责行不？他相信当过副军长的郭全梁。韩荣福站起来，把憋着的一口气和话一下子吐了出来，让韩师长担当。他相信这个韩大头，尤其是和郭全梁去甘河子与韩有文密商了几次以后，他认为韩有文不会坏事。郭全梁小声地说“我同意”。郭全梁是循化人，是马步芳一手提拔起来的唯一的一个汉族将领。他一贯是小心谨慎的。

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把韩有文盯着看了一分钟，叹了一口气，点了一下头，“好吧!就这样定了。”说完，头也没回，就离开了这个最高指挥所的会议室。把“天山立马第一峰”的旗帜交给了韩有文，就是把骑五军交给了韩有文。韩有文拨通了总司令的电话，大声说：“总司令，代军长韩有文等候您的指示。”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决定交出兵权、从新疆出走的消息振奋了总司令陶峙岳将军，他兴奋地命令将韩有文提升为中将，负责迪化的全部治安,保证起义顺利进行。

陶峙岳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几个月的反复曲折，几个月的苦口婆心，叶、马、罗终于同意交出军队，离开新疆。陶峙岳即刻任命韩有文为整编骑一师师长，莫我若为整编78师师长，罗汝正为整编179旅旅长，履行职责，掌管军队。当然，陶峙岳也要礼节性的尽地主之谊，为叶、马、罗饯行。而这时的马呈祥也挥泪惜别，并感谢总司令的一片苦心，表示不管将来走到那里，也不会忘记新疆。

韩有文接手骑五军兵权后，立刻向陶峙岳明确表态，坚决跟着总司令走和平起义之路。陶峙岳任命韩有文为骑五军中将军长，并命令韩有文负责保卫迪化(乌鲁木齐)的安全，保卫起义成果。韩有文忠实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派来的联络员邓力群的帮助下，和包尔汉举行了新疆和平起义。韩有文毅然在起义通电上签名，表示脱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9月24日，陶峙岳召开会议，任命韩有文为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莫我若为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刘抡元为第一七八旅旅长，罗汝正为第一七九旅旅长。当日下午，陶峙岳通过刘孟纯同包尔汉商量，决定军队比政府先一天通电起义，以稳定人心。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部通电起义，电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文白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名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殷切期成之中，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

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微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我若，旅长钟祖荫，李祖唐、田子梅、韩荣福、郭全梁、朱鸣刚、罗汝正、刘抡元、杨廷英、马平林同叩。

1949年9月25日

9月26日，包尔汉通电起义。

新疆宣布和平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9月28日复电嘉勉，电文如下：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9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新疆和平解放后，新疆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兵团司令,韩有文被任命为骑兵第七师师长。在王震将军和于春山政委的帮助下，韩有文经历了三个对比的教育。把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对比，把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人民政府进行对比，把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对比。经过学习，韩有文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共产党、对国内国际政治有了深刻认识，并和共产党人王震将军、于春山政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9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根据新疆军区的命令，韩有文率部在准噶尔西北部的北屯驻扎下来开荒造田。韩有文身先士卒，与年轻的普通战士同甘共苦，用原始的砍土曼、土梨铧、十字镐开荒造田，挖渠引水。在广大干部和战士的共同努力下，韩有文率领的部队不仅超额完成了开荒造田任务，而且当年播种，当年收获，基本实现蔬菜、肉食和粮食的自给自足。

1954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一兵团、第二十二兵团和第五军的番号取消，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韩有文被任命为兵团农牧处处长。为了解决乌鲁木齐吃蛋问题，他又自告奋勇兼任了养鸡场场长。他和其它职工一样，将裤管卷在膝盖上，推车、挑担、挑粪、拌鸡食，职工很喜欢他。韩有文为屯垦戍边立下了功勋。1966年初，韩有文调任农六师当副师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做为起义将领，韩有文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斗。不停地批判、繁重的劳动、造反派残酷的折磨都没有动摇他的信念，除了深刻反省自己在旧营垒里替国民党卖命外，他深信跟着陶峙岳走和平起义的路是正确的。想起了王震将军对自己的关怀和帮助，他忍受着造反派的皮鞭痛苦，忍受着“坐飞机”的疼痛，坚持下来了。

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韩有文衷心地拥护党的英明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韩有文被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他更加努力地学习，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的足迹南到塔里木南缘的和田，北到阿尔泰，东至哈密，西至伊犁河谷，遍布天山。每到一地，他都深入到农牧民家中，问寒问暖，了解民情。他从和田回来后，给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写信，说这块可爱的土地上的农民很弱，需要输血。

不久韩有文得知宋汉良同志亲自去那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他非常感动。韩有文副主席在自治区政协分管三胞联谊会。这个联谊会主要是团结台胞、台属、侨胞及海外华人促进祖国统一。韩有文利用自身优势，想方设法与去台的原国民党人士联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宣传“一国两制”，宣传大陆的大好经济形势和人民安居乐业。他在给原国民党骑五军军长马呈祥的一封信中写道：“四十冬夏，匆匆如烟。红山依旧，绿树成荫，老满城残墙尽除，新楼房交错林立。如今迪化老城东西南北门痕迹难辩。东从欧亚机场，西至妖魔山下，南从南梁坡，北至小地窝铺机场，方园百里，道路四通八达，商店琳琅满目。

昔日荒凉戈壁，今日欣欣向荣。兄长若有方便之时，当可信步漫游。弟当跟随左右，详为介绍。”在韩有文的努力下，马呈祥的妻子王士兰、马呈祥的孙子马尔利相继到新疆参观旅游，并在乌鲁木齐投资办厂。

1985年，韩有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七届朝觐团副团长去麦加朝觐。中国十七届朝觐团中有个韩有文的消息在海外传开了。据说37年前韩有文被杀了，怎么又出来个韩有文？从青海和新疆出走的“马家军”人士对此很疑惑。韩有文一到沙特就有人去找他。当亲眼见到这个结实的撒拉族将军韩有文后，人们才相信30多年的传言是假的。有人拨通了美国和台湾的电话，向青海马家后人报告，韩有文真的活着，现在是新疆政协的副主席。

1983年，自治区党委建议让韩有文担任新疆民革的领导人。当他听到这个建议时，心里忐忑不安了。韩有文从起义的那天起，就希望把“国民党”三个字从记忆中抹去。每当他听到“国民党”三个字，就神经质地摸着屁股上在“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时留下的矛子尖戳下的窟窿眼。不过他最终还是明白了，这个国民党和那个“国民党”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国民党是革命委员会，是宋庆龄领导的；策动自己起义的屈武，现在是这个党派的负责人。韩有文知道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他先后担任了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新疆区委会主任委员和名誉主任委员。

韩有文在担任新疆民革领导人期间始终把民革的自身建设放在首位，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放在首位。他在新疆民革纪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上说：“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精髓是什么？民革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就是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以中华民族的富强、民主、自由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希望所在。民革四十年的光辉历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历史，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民革老一辈领导人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光荣传统，更好地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为建设一个国强民富的国家而努力工作。”

[1] 关于撒拉族土司详情，见王继光《青海撒拉族土司制度述评》，载《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芈一之《撒拉族史》第85页至101页；马云《试谈撒拉族土司制的衰落》，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2] 土司未得到中央王朝号纸印赦，仅由地方军政官员委以职衔，称“外委土司”韩炳、韩大用于康熙时被提督张勇委以“随征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