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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一道道文件三令五申要求干部提高廉政修养、依法依规严查、填写廉*档案、签订廉*保证书、申报护照，但是就像一部电影样，两个小时的时间从眼前扫过，从脑部清除，干部依然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地收钱、贪污，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在他们的眼前有一批活生生的例子，上亿元的贪污就算判了死缓，只要留着命在，就可以可保命、吃穿不愁、减刑出狱、小康生活。贪官能交待和查出上亿元的贪污数额，谁也保证有许多钱或财产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到他人之手，成为合法财产。贪官只要在狱中熬过一个阶段，出狱是必须的结果，他的钱财足以保障过上小康直至富豪的生活。在众人看来：如我有权，我也贪！

读过文章，上世纪50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贪了钱财171.6万元，生活腐化，官再大、功劳再大，也吃了两颗枪子，以示天下清廉。80年代哈尔滨女贪官王守信从1972年到1979年贪污53万元，因犯贪污罪，数额巨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判处死刑。2021年的赖小民贪污17亿元，被以受贿、贪污、重婚的罪行被判处死刑。

171.6万元、53万元、17亿元，三个贪官被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数额差距明显，按照懂金融币值的朋友说，上世纪50年代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0万元，所以刘青山、张子善贪了3432万元。上世纪80年代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5万元，所以王守信贪了1325万元。而赖小民贪了17亿元，比刘青山、张子善、王守信多了近17亿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法律对贪官是有点宽松了。

小时候看电影，都是穷苦大众在反抗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压迫时，往往遭到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残酷镇压，他们用的最多的一句就是“杀一儆百”，以此来威胁穷苦大众不敢反抗，接受他们的统治。“杀一儆百”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歧义，实际上这句话对贪腐人员来说并不为过，而且永远适用。“杀一儆百”，警示后人，并不是乱杀人、滥杀人，而是要让罪行严重、影响巨大的犯罪分子的死刑判决成为心存侥幸、顶作犯案的贪腐人员停止犯罪、改邪归正的前车之鉴。说一千、道一万；上百堂课、签万份承诺书，不如每年判决上千名贪官来得实实在在，震撼的作用更大。

在惩治贪腐、维护政党清廉方面，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清除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28年5月，枪决不花钱就赶走猪的红四军28团司务长；1933年2月，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升生活腐化堕落，欺男霸女，走私贩运物资到白区，被判处死刑；1934年1月，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达仁，利用职权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1934年，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会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和盗窃公章，被处以死刑等。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为了钱”前赴后继“，不惜走上犯罪道路，其中就有于都县委县政府贪腐窝案，其中贪腐数额最大的4人处决；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贪污大洋3000多块，被处死刑。但是，在整个解放全中国过程中，这仅是一个小的插曲，也净化了党的空气，为党凝聚士气、鼓足信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贪腐人员慎判死刑，不知从何时开始，但贪腐人员并未从此收手，而逞现愈演愈烈之势，因为无死刑之忧，他们就算被收回赃款，还是有漏掉的钱财，比他们一辈子挣的工资钱还要多，子孙都借了光，移民到了国外。如歌星曲婉婷的妈妈张明杰贪污3亿元，曲婉婷在加拿 大生活无虞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其妈妈出狱时，就有了在国外生活的资本，比在国内生活要富足的多。

“杀一儆百”，用来处理现在的贪官应该最适用，还有对贪官家属进行全球追捕，查钱的来源、来财产的来源，挖到根部，直至全部收归国有。

“杀一儆百”也可以用上世纪80年代严打来借鉴吧，当时的矿区也是乱七八糟，刀、枪、炮横行。同学中带火药枪上学、上学期间就动菜刀、同学被人捅死也时常见到。1983年的严打，周边的不少人都进去了，重判的、劳改的、劳教的，甚至听说有人因为搞对象被判死刑的：这个人和某女谈男女朋友，没守住底线发生了关系。两人因为小事闹翻了，女的就到派出所告男人强*她，男人被抓后居然承认了强*，被判了死刑。家里人怎么托人找关系也没有人，在严打情况下，被执行了死刑。

几年的严打，矿区的风气好转一些，有头有脸的流氓头子开始转行做生意了，到后来继续“打黑除恶”，表面上作恶的人少多了，治安情况明显好转。这就是法律和严打的威力呈现，如果用在反腐上，惩治贪官上。不说贪污50万就杀，贪到200万就杀，估计天下就是青天一片了。

反腐必须用重拳，不能让贪官们用贪的钱养三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