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一个创业者的性格，往往能塑造企业的气质；在古时，一个政权的开国特征，同样会深刻影响当权群体的风气。作为终结三国的大一统王朝，西晋初年的名利场就呈现出极端消极的氛围。

东汉末年及曹魏以来，连续的权位篡夺、臣子对帝王的胁迫乃至屠戮，严重冲击了那些文人的价值观，多年来饱读诗书所学的圣人之道显得如此可笑。此外，在夺权的过程中，曹氏父子、司马家族都曾残酷地清除异己，孔融、杨修、何晏、夏侯玄等名士、豪族先后遭到毒手。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而言，魏晋之际无疑是一个空前黑暗时期。

这种时代背景下，传统文人的心理产生了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出两种特征。

一些士族虽不愿意为自己严重的黑暗政权效力，但自身却也身处门第世族，难以与当权者切割。为了显示自己的超脱、避免为当权者所忌，他们放弃积极入世的孔孟之道，转而主张崇尚避世的老庄，甚至发展为极度的崇尚虚无、荒唐放诞，言语上盛行清谈、行为上放浪形骸，随世沉浮，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责任心。

而另一部分，则在思想空虚、物质富足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变得骄奢淫逸。而晋武帝司马炎的放纵甚至鼓励，使得这种现象蔚然成风，最典型的当属何曾、石崇与王恺。

出身于陈郡何氏的何曾以饱学、至孝知名，在曹魏时期袭侯爵、当高官，但在高平陵政变后就投靠了司马氏集团，西晋建立后位居三公、尊崇无比。这位朝廷大员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国事，而是美食佳肴。面对司马炎所组织的宫廷盛宴，他感叹不如自己家出品的味美、无法下咽；而自己家里每天的餐费虽然高达万金，他却仍不满意、声称没法下筷子。

如果说何曾好歹有些味蕾方面的追求，那石崇、王恺就显得莫名其妙了。

石崇是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第六子，从小就聪明机智、长大后以才学知名。在担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期间，他通过抢劫商客而积累了巨额财富。至于王恺，则是曹魏司徒王朗之孙，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

虽然在政绩上并无值得称道之处，但石、王二人却以特殊的方式在后世家喻户晓：斗富，相关细节几乎人尽皆知：

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为了帮助舅舅扭转局面，皇帝司马炎赞助了王恺一颗二尺来高的珍品珊瑚树，但石崇却不屑地将其敲碎、随后搬来了一大堆三四尺高的极品。甚至在一同出行时，俩人还机关算尽、比拼牛车的速度。

石崇、王恺的斗富方式极端低级、幼稚，全然不像身居高位的王侯将相，这是出于什么心理？极端富裕却又精神空虚下的变态发泄罢了，一掷万金，其目的不过是为了风头盖过他人那一刻的优越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面子”。

所谓酒色财气，男人眼中最能体现面子的，除了钱之外，就是酒和女子。在这方面，石崇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晋书》称，石崇的后房供养了几百个姬妾，她们每天都穿着刺绣精美无双的锦缎，身上装饰着璀璨夺目的珍珠美玉宝石，轮番陪同石崇花天酒地、夜夜笙歌。

并且，石崇还有个怪癖：他每次请客饮酒时都会让自己的美人出面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般人哪忍心看到美女白白丢命？于是几乎都竭力配合。

但总有人不信邪。一天，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两兄弟前往石崇家赴宴，自然面临了石崇的美女劝酒大法。

王导为人向来仁善，虽不会喝酒，但为了不愿坐视石崇荼毒美女，便咬牙喝下。但向来狠辣的王敦却压根不买账，虽然一向酒量傲人，他却故意不给面子，谁劝都不喝，即使石崇一连杀了三个美人他也不为所动。事后面临王导的责备，王敦却说：“石崇杀他自己家里的人，你瞎操什么心！”

那些劝酒的美女之所以被杀，说白了是因为在石崇看来她们还不够给自己“挣面子”。对于那些绝色、绝才的美女，他视为自己的脸面都来不及，怎会忍心随意杀害？

以绿珠为例，据说此女“妖冶善歌，兼吹长笛”，可谓色、才双绝。石崇对她视为珍宝，即使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前来索要、他也断然拒绝。然而，这正中了对方的计谋，孙秀以此为借口，给石崇扣上了勾结淮南王司马允的帽子，随后将其灭门、如愿以偿夺得富可帝国的财富。至于绿珠，则愤然跳楼而死，比试图苟且偷生的石崇血性得多。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何曾、石崇与王恺等人的极端骄奢行为，大都发生在开国皇帝司马炎在位期间。纵观历史上的所有新兴王朝，从来未有向西晋如此“起步就堕落”的，因此，它不久后就陷入惊世骇俗的“八王之乱”，并引发持续两百多年的动乱，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