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内地热映及票房大卖的话题，可谓超出一切预期。

电影于3月1日在内地影院正式公映，上映19天内地市场票房已近5.4亿人民币，影院排片占比还以20%位居榜首。

要知道，最终票房由较早时预估的1亿人民币不断提升至快6亿人民币。

热度首先体现在公映首周内，社交平台的观后感刷屏。

由片中演员、原型到衣着，或片中隐喻的话题展开讨论；

第二周由主流媒体以至外媒引为华语流行文化现象报道，甚至成为国台办发布会中要回应的提问，达到牵动两岸文化及市场关系的层次，还鼓励台湾影视从业者来内地大胆创作。

《周处除三害》能成为这样现象级爆款，固然已大大超过了单单作为一部犯罪电影的本质。

有人研究它得以在内地市场大卖之道，有人刻意过度解读当中的象征比喻，有人复盘它的营销策略。

现在看来，除了作为爽片大快人心，令向来影院观影尺度保守的观众大开眼界以外，《周处除三害》带出的整个华语片创作及市场的未来可能性讨论更形重要。

市场层面，它的大尺度及受欢迎揭示了审查及分级制迟迟未能开放的滞后，连带是对整个华语电影市场健康发展的可能性探讨：

作为一个不确定但又可能会有极大收益的市场？

内地影市如何能真正融入全球华语影视体系，通过大市场，大收入，丰富制作资本流，形成更健全的电影产业及生态。

在创作层面，作为香港导演于台湾摄制、而在内地才获得巨大成功的电影。

它同时也突显了两岸三地电影环境的某种特征及缺失，以至这些互动关系如何能互补进一步发挥，并形成一个新华语影视体系的可能。

我想我是极为罕有、为了看”已删减版”而再看多次《周处除三害》的观众。这意味着这部不乏暴力与暗示的成人口味作品，是能公开接触到任何年龄的观众层。这也成为它得以引起轰动的首要因素：尺度那么大！如何通过的？——更好奇的是如何通过审查得到龙标，而非它的尺度有多大。

由此核心好奇引发，成功燃起的是观众由来已久的对电影院上片可供选择的不满，以至必须进场一看究竟的欲望。

它假设了一个场景，是潜在已久的对开放审查尺度的幻想。

这次最成功的发行及宣传商聪明地抓住了这期待，并用一招反宣传把影片推到风口：先是在点映场（优先场）之后传出正式公映时要”换盘”即放删剪版的风声（比较两版本其实删去的不多，也不具影响性剧情），从而把此片尺度惊人的信息传遍。

说它是宣发方一个极成功的案例，是因为从排期、影院排片率到宣传上，都可说是按成功的冷门黑马推广方式进行。

此片内地引进方是星光联盟，发行方是阿里影业。

星光联盟在这方面尤见往绩，过往以小博大的例子有泰国片《天才枪手》和印度片《起跑线》，分别有2.7亿及2.1亿人民币票房。

一般以批片模式以固定价格买断影片公映版权，这双刃剑意味有回本风险之余，若能大卖则不需再和片主或制作方分拆利润（亦有说法是这次是以包底再分帐方式计算分成，即台湾片商仍可能从内地票房取得回报）。

而《周处除三害》若确认以这模式引进，相信此前无人能猜到它能大卖的情况下，可以估计其引进买断价该不会超过它在台湾本土的票房即大约1000万人民币。

依此推算，若以6亿票房收官，引进方肯定获利丰厚。

当中的信息同样明显，市场一旦稍为宽松，好的作品理应可得到更大回报。

如何选有潜力的作品靠眼光，然而眼光以外得有策略，宣发方首先是避开了贺岁黄金档，在四部内地贺岁片放了近一个月后才推出，比起收20亿至30多亿（但质素完全不值）的《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2》等片，却又能做出单日票房超过这些卖座片的新闻，兼且以硬派黑暗犯罪片的类型。

对比这些正向乖巧作，成功释放出一个票房逆袭的奇片气场（不过以同期放映作品比较，它票房表现确实比晚一周才上映的《沙丘2》 更佳）。

而后慢慢从好评口碑中建立正向上升排片及票房效应。

当中最难以克服的，实在是院线是否愿意给时间让口碑发酵，因为现存内地院线最大问题即为大片独大之时，院线都宁愿一整天排满了大片，个别冷门片一般只获得首或尾场档期。

若没足够时间去慢慢发酵的话，命运就是迫得草草收场或像《红毯先生》般撤档另觅档期。

所以无论是档期制定，到院线默契，它的成功除了因影片质素，也有着宣发方熟悉业内运作及打通关系的能力和经验使然。

至于一切最核心的一步，即如何使影片在没有大删减下保留并通过，恐怕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但宣传话题只能吸引人进场，观影后的口碑才是最重要的持续动力。

《周处除三害》传递了宣传上允诺的爽、恶、敢的看点，同时又满足了另一些需求。

而且这需求是内地独有，这也解释了虽然是同一部电影，此片在台湾或香港公映时却未能大热的原因。

这要回到电影本身说起，以至它出现于一个怎样的内地电影市场时机。

它首先综合了一应对内地而言都算敏感的内容：暴力、裸露、宗教。一般都用爽片，敢拍，大尺度，阮经天最佳演出，去解释它的受欢迎，当然是较单纯的从文本及成品角度理解，但更宏观的社会环境也需要补充：过去三年除了因口罩影响，在新的意识形态加强管制下，同时也是新主旋律电影压倒性占据内地电影市场的时期。

其实电影大火的另一因素是它满足了公众想看些”不同的东西”的渴望。

这种”不同的东西”，反映在影视作品中，有去年大热的电视剧《狂飙》，票房大卖的《孤注一掷》。除了以更多感官骇人镜头取得视觉震撼优势，这些作品在角色描写上有不一样的处理，其实是回归到一种自由市场创作的核心：更为真人真性情的设计，而非样板式的英雄儿女。

套在港产片的传统，就是那些具吸引力的角色，往往都是悲剧枭雄，或说是”令观众热爱同情又代入的坏人”，简称”好的坏人”。

那其实可追溯至中国传统小说中对”贼”的敬仰，所以香港黑帮电影从结构上来说，是延续了中国古代演义传统，人物讲求义气，有本身的处事标准，侠客精神，时而通过”舍身成仁”而达到救赎或净化的升华。

但问题是，这个本应是相当中国的传统，在近几十年的内地电影史被中断了。在一切讲求正面的宣传时代，犯罪片的贼人必须大奸大恶，最终必得伏法，正义的警员必然是完人，尽责甚至神通广大。剧本上出现的警务人员，必须经历重重正面的调校，避免负面描写去争取通过。这使作为受欢迎的犯罪电影变得面谱化，意味着可观性大打折扣。

此外，所谓”爽”，就是尽情尽兴，引申到最近逝世的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对香港电影的借用形容”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周处除三害》无疑是这传统下有趣的演化。

当观众在追寻过往港产片或现在合拍片的犯罪处理时，最欣赏的便是这种会”去到尽”的精神。

远些的例子如《英雄本色》是”好的坏人”的典型，头破血流的警员杰仔把枪递上让Mark哥”私了”大哥成才大快人心，到最后都令人忘了主角其实是罪犯。

又如前两年《神探大战》中有怪物在神探脑海中出现。

但在内地的犯罪片拍摄时，其实是积存了一种不能尽吐的压抑与自我调节。

以至拍出来的犯罪片往往过度悉心回避真实所指，又得把犯罪动机以至警方的最终战胜落入套路，同时模糊化了现实及城市特征。

在内地的电影制作而言，近年不少犯罪片要发生在南方某个名字实际不存在的城镇，甚至讲东南亚邻国的都不能真正说是哪国家； 合拍片而言，警匪或犯罪片则常设定为过去的时代，近年尤流行90年代，以至英殖时期的香港，以便”坏”警察可以出现，亦避免被认为有影射当下的暗示。而这实则大大削弱了故事的尽兴度并留了苍白。

港产片和台湾本土电影一直填补着这苍白。

因为两者都同属华人社会，但在故事及场面处理上却更为开放。

《周处除三害》另一尺度突破是宗教的情节，尤其是当代宗教以及教主对迷惑人心的描写，及其后引起的教堂大屠杀。

可以说，《周处除三害》在台湾、香港地区的冷待，和内地市场的热捧，更多是出于一种期待的落差。台湾、香港地区观众看到的是精力旺盛但牵强的反转，最后那不合理带荒诞的屠杀，反而是去得不够尽。它要么去到昆汀式的血腥漫画化，要么就需要把故事说得更完整。但内地观众看到的，却是禁忌与常规被打破，像在此压抑的大环境中收到一个开放的讯号，或至少是一个小小的排解焦虑的发泄出口。

这种”不同的东西”，在内地观众看来，是相比内地导演极为不一样的犯罪片处理手法，因为有趣的现象是：除了呆板的面谱式处理遭诟病之外，一些较高质素的内地导演拍的犯罪片，拍出来往往更像文艺片！

例如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贾樟柯《天注定》和《江湖儿女》，忻钰坤的《心迷宫》，以至最近期的《河边的错误》，论爆炸力和犯罪刺激场面的刻画，港风依然有一定期待值。

我们当然不必和应那些把《周处除三害》的成功归纳为市场从此开放的论调，但某种松动和新可能确实正在发生，问题是这些个别的案例能否形成一种令电影投资及创作人可依循的标准。

正是这种贾樟柯提及的不确定性令电影人却步，也打击了市场（不确定性包括剧本是否通过、拍成之后完版能否拿龙标、公映期间有没其他政策改变或突发事件，以至更多不能解释的”技术原因”）。

显然，今天内地观众对电影的追求，已远远超离可容许的水平。以此片的话题及反应看来，它预示了一个更开放的审查及公映制度下，内地电影市场的潜在可能被无限放大。

就如韩国在90年代中开始放宽电影尺度后才得以成就今天的影视黄金时代。

在这客观环境受制的创作境遇下，《周处除三害》最有意思的正是一种华语片系统组成的新可能。短期内，要有敢拍的华语作品，无论是这里举例的犯罪片，亦或是各种怪力乱神异端类型，着实是反讽地不能求于最多华人的内地市场，而是需要从内地地区以外的华人社会开发。

渠道是常规各地院线，以至各种串流平台。

能否在内地公映也好，华语作品依然是开拓新疆界的先锋，培养并延展着新一代的观众口味。

这时代其实也是地域文化市场打破重组之时，所谓某地特有的风格已难以纯粹存在，好比《周处除三害》在死心不息又惺惺相惜的警员追凶的处理上，以至色调和硬拼打斗设计上也可说带有韩片风格。

然而韩片当然也曾极受港片的启发，根本上已混和揉合，诉诸一种泛亚洲风格乃至更跨域的全球市场。

而一直谈论的港产片的气质与传承，甚至是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已在香港以外异地再植，无论是香港导演黄精甫在台湾拍摄一部满有港味韩风的台湾犯罪片在内地爆红，亦或是李子俊在内地拍一部港式内地犯罪片《第八个嫌疑人》在香港得奖。前者是外向型堆满了各种显眼的大尺度，后者是内向地把大鹏这疑犯角色刻画成前述的令人同情的坏人，无疑也极尽各师各法之能事，一个在不设限的自由市场中，一个在被容许的范围下，试探着未来华语电影的可能性。

什么时候，内地能真正从审查尺度上开放它的市场，让观众享受真正值得入场支持的好电影？这是个没人说得准的政策问题。

在这天出现之前，我想台湾电影人要考虑的不应是向后的想如何迎合这个市场，而是向前推进，等这市场有一天追得上自己。

这个时候，华语电影才是真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