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行走如风，温婉如玉；他生于清末，成长于烽火，立于乱世之民国；他的一句至理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奋力读书，被国人奉为传世之箴言；他位居民国四大美男之榜首，被亿万人民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周总理仪表非凡，相貌堂堂，浓眉大眼尽显一身英气，刚毅的面部线条将沉着与稳重刻画的入木三分。周总理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与周树人一脉同宗。

幼时的周总理曾在奉天“官立东关模范小学”读书习字之时，一日，在修身课上，老先生向众孺子们启惑道：“诸生为何而读书？”总理未加思考，便率先脱口而出：“盖因中国国力之虚弱，才被外国人欺辱，吾辈愿穷其一生，为报效中华而赴汤蹈火……”。总理在国运衰颓之时，热血鼎沸地立下了报国之雄心壮志。

三年后，总理在南开奋勇读书，而后他满怀憧憬地进入了日本明治法律学校攻读，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的峥嵘岁月里，总理有幸认识了只身漂泊在外的邓小平，盖因两人志同道合，志存高远，从而成为了惺惺相惜的革命战友。

1921年，在法国巴黎卢浮宫旁，总理与刘清扬等五人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并且，在随后烽火四起的峥嵘岁月里，总理又与国内7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建立了党组织。

1922年10月，为了寻求救国救民﹑复兴中华的道路，朱德和孙炳文乘坐邮轮不远万里来到了法国。

同年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找到了总理的住所，并与之会面，总理对他俩坚定地追求共产主义的决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介绍其入了党。

1927年7月31日，在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和周恩来、叶挺、谭平山等前敌委员会成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是否立即发动武装行动？

在这场硝烟弥漫的争论中，以“守城派”著称的张国焘，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坚决反对立即发动军事行动，但却遭到了周总理等人的强烈反对，双方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优柔寡断的张国焘，假借不知南昌城的地形地貌为由，甚至扬言因这场暴动涉及几千名同志的生命安危，再三强调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面对张国焘的临阵退缩，周总理愤怒地站了起来，他将手中的茶杯“砰”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茶水溅了一桌面。

总理用手指着张国焘义愤填膺地说道：“国际代表和中央派我来主持这次革命运动，现在你又临阵变故，我不能负责了，今天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去出席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而后，在周总理的一再斡旋之下，张国焘只能违心地“顾全大局”，“南昌起义”才得以如期举行。

1934年1月，中共第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及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受到了极大的推崇。

在这种错误路线的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迫使红军最终放弃了现有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之路。

在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激进出击的冒险主义，变成了固步自封的被动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蜗牛”行动，致使红军的行进速度显得异常得缓慢与艰难，敌军趁机纷纷借机调兵遣将，对处于险境之中的红军实行了疯狂的围追堵截。

为了彻底地摆脱敌人的拦路截杀，毛主席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会议前，周总理成功地实施了“军事三人团”计划，在周总理的鼎力支持下，毛主席才得以在会议上成为了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1938年，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周总理在武汉同国民党高层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谈判。

同时，彬彬有礼﹑儒雅博学的总理与当地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为促进国共全面合作，共抗倭寇，立下了千秋的伟绩。蒋介石曾由衷得感叹道：“除了周恩来，放眼全天下，谁还会有这等的好本事?”

周总理以温文儒雅的言行举止和诙谐﹑渊博的谈吐，在谈判桌上赢得了冯玉祥、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交口赞赏。总理卓绝的建议，最直接地影响到了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庆大捷的重大胜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武汉市的无党派人士由衷得感叹道：“为什么在国民党的政府里，没有像周恩来这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奇才？”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担任了我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他的睿智﹑幽默，无不展现着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精神风貌。

当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时，他会见了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理诙谐地说道：“我出生在工人的家庭，你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但我们都在闹革命。”

尼基塔·赫鲁晓夫对周总理提及“出身”问题时，他也绝妙地随口回答说： “是的，但至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两位国家领导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随后的日子里，自然水到渠成地达成了很多“双边”共识。

1958年，当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他突然惊鸿一瞥地发现在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支美国制造的派克钢笔，于是这名别有用心，为了显示美国“优越感”的记者，开始向周总理口头“发难”：“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请问阁下为什么要使用美国制造的钢笔？”

周总理气定神闲﹑不失风度地笑着说：“这是一个朝鲜朋友送给我的战利品，他回家前，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心怀叵测的美国记者费尽心机地想要让周总理当面难堪，岂料，却搬起了石头狠狠地砸了自己的脚。

1972年，在中美正式建交的历史性时期，尼克松夫妇应邀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尼克松夫人帕特在就餐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桌上的熊猫香烟，心中若有所思。

周总理目光如炬，见此，便指着熊猫香烟对帕特风趣地说道：“总统夫人，我们送给你们一些吧。”帕特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这是要打算送给他们香烟吗？

周总理面对满脸疑惑的帕特热情地说道：“不是香烟，而是我国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半个月后，一对中国大熊猫乘坐专机，被不远万里送到了美国国家动物园，帕特对此感动不已。

1973年4月12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席间，周总理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

虽然邓小平在此次会见中并没有发表特别重要的讲话，但毕竟周总理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各国记者纷纷向各自的国内发回了一则重大新闻－－邓小平已经东山再起。

同年11月，周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为的通透和直接。总理向特鲁多一行介绍邓小平时如此说道：“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但假若没有周总理的百般奔走，邓公的复出，也许需要更多的“契机”和“天机”。

1976年9月，在毛主席不幸逝世后，“四人帮”集团密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些忤逆之徒为了监视叶剑英，身为国家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便急不可待地搬进了西山，住在了叶剑英寓所的对面。

叶剑英对于王洪文的图谋早已明察秋毫，但他每日依然气定神闲地吟诗赏花，怡然从容。

三天后，叶剑英却突然搬去了玉泉山幽静居9号楼。

气急败坏的王洪文发觉此事另藏“玄机”，便立刻跑去质问中央办公厅，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9号楼。办公厅的负责人，此刻也不打算惯着咄咄逼人的王洪文，立刻拉高了强调，再三声明，这是周总理生前的特意安排，并一一列举了现场的所有“证人”。

王洪文听罢，如同霜打的茄子彻底地蔫了，因为他既敬畏，又忌惮于周总理，最后只能悻悻地离开。而彻底粉碎“四人帮”的绝密计划就从9号楼义正言辞地发出。可见，总理的提前布局是多么得具有前瞻性，总理为我党的拨乱反正，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美国著名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曾撰文回忆说：“凡是见过周总理的人，没有谁会忘记他。他精神饱满，富于魅力，长相英俊，这是一个原因。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眼睛，浓密的黑眉毛下边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在凝神看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在全神贯注地看你，会记住你和你说过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可见，温文儒雅﹑天赋异禀的周总理，有多么得令人钦佩。

在泱泱中华大地，提及永垂不朽的伟人，那么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可亲可敬的周总理。在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联合国都为他降了半旗。

想到了臧克家的一句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一心为民﹑大公无私的周总理，必然会世世代代地活在14亿华夏儿女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