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现代历史，美帝国主义者打压不合其“心意”的国家，历来是“刽子手”和“牧师”两种角色交替扮演。

相比之下，美帝祭出的“牧师”角色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对被压迫者施以裹着“民主自由”外衣的“精神侵略”和潜移默化的“政治演变”，往往在形式上更易于迫使被压迫者忍受，久而久之还有望“转变”为“接受”。

正如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所说，“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因之，作为瓦解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手段，美帝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大打“没有硝烟的战争”……

列宁

早在1947年，美驻苏大使代办、国务院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就曾鼓吹所谓的“政治遏制”战略：

“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是一种对苏扩张趋势实行长期而有耐心的、坚实而又警觉的遏制政策。

“这种遏制不是使用某种军事威胁手段的遏制，而是使用某种政治威胁手段的政治性遏制。”

“这样，10～15年后，苏联就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

如果说凯南提出的“政治遏制”是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雏形，那么1953年上台的美国著名鹰派人物，“反共斗士”杜勒斯，则是将这一战略正式“定型”并推向了高潮。

杜勒斯

当年1月，就任国务卿不久的杜勒斯叫嚣：必须用“和平方法”即“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用“道义上的攻势”和“军事上的守势”两手策略，“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

1956年，杜勒斯向台湾当局大肆兜售其“用和平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的言论。

虽然他不得不承认，无法想象和平演变会在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第一代、第二代得以实现。

但他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了新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同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布反斯大林性质的秘密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其后不久，“波匈事件”随之爆发。

赫鲁晓夫

1957年4月23日，欣喜若狂的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公然宣布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6项具体政策。

同年7月，踌躇满志的杜勒斯断言：“赫鲁晓夫的……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1959年1月31日，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杜勒斯再次口出狂言：

“要以法律和正义代表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杜勒斯

应该说，杜勒斯的言论不可谓不狂妄，手段不可谓不毒辣，其后美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也不可谓不猖獗。

但不幸的是，杜勒斯以及他身后的美国，碰到的对手是一生不信邪，不怕鬼，不向任何强权低头的毛泽东……

1949年3月5日，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

早早就预见到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发出谆谆告诫：

毛泽东主席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为此，伟人提出了永垂共和国史册的光辉论断：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主席

同年9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六评白皮书》，亦即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社论中，毛泽东痛陈美帝国主义近代以来图谋“殖民”中国的“精神侵略”；深刻揭露了美国组织“第五纵队”，阴谋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罪恶活动。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

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敲响防止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警钟。而那时节甚至还没有“和平演变”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