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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应校长陈润霖邀请，袁吉六先生被聘为该校国文教员。毛泽东成为了袁吉六的学生。
从1913年春到1918年暑假，袁吉六教授毛泽东国文长达5年半时间，对毛泽东的古文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十分赞赏毛泽东的文学才能，为此，一向几乎不外借书籍的袁吉六很乐意借给学生毛泽东。
其实，袁吉六并不是一开始就很赏识毛泽东的文采的。相反，他还曾嘲笑过毛泽东的文章。
年少时，毛泽东很欣赏并且擅长康有为、梁启超的“康梁”文体，因为其既有古文思想的深邃，又兼具白话文的通俗易懂，很快便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所以，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和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读书期间，他以“康梁”文体写成的文章，深受老师称赞：“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落墨大方，恰似报笔”……
然而，当毛泽东升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师承袁吉六先生时，他的这种文风却没有受到赏识。
袁吉六先生是举人出身，国学功底深厚，他并不喜欢这种文白夹杂的文风，并将这种文体称为“老狐禅”。他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也同情同是农家子弟出身的他，于是，袁吉六向毛泽东极力推崇韩愈的文章。
受此影响，毛泽东开始认真钻研起了韩愈的文章。1936年，毛主席在与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这样说：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
于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除了有个关心自己的老师袁吉六先生外，他还自认了一个老师，即“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
为了钻研韩愈，毛泽东去旧书店买了一部旧的《韩昌黎诗文全集》，然后又去图书馆借来一本善本韩集，前后花了几个月功夫，逐字逐句校对订正，旧本也成了一部“善本”。
毛泽东阅读时，除了要注意文字技巧外，更注意思想内容。在他认为有道理的地方，便会批注上“此论颇精”等字样，如果遇到道理不对的地方，他便会写上“不通”等类似字样。
通过对韩愈古诗文的苦心钻研，毛泽东的古诗文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他在写给亲友的书信中，便能够看出韩愈的影响。
除了熟悉韩愈的文学作品，毛泽东更是活学活用，经常在讲话中或文章中引用韩愈的诗文。
1939年，延安召开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这里的古人指的便是韩愈，出自《符读书城南》。
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到了这样一句话：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其中，“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出自韩愈的《原道》。毛主席借此来表达新旧两种文化之间不破除旧的、坏的东西，新的、好的东西就建立不起来。
韩愈曾写过的一篇文章叫《祭鳄鱼文》，意在指出“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借用过。
一次就是在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6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
“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像这样引用韩愈文学作品来写作或讲话的例子还有很多。
除了经常活学活用韩愈作品外，毛主席对待韩愈的作品有着十分科学的态度，“一分为二为宜”。
一方面，毛主席肯定韩愈作品中的进步思想，称他“很会写文章”，“诗文有点儿奇，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能轻视他。”
但另一方面，对于韩愈作品中的一些观点，毛主席则持反对意见，并明确提出自己的见解。
例如，韩愈所作的《伯夷颂》中，他认为伯夷“信道笃而自知明”。但毛主席却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
毛主席认为伯夷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逃兵，又是一个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人。通过对比，他提出我们应该歌颂表现民族英雄气概的人物，如闻一多、朱自清等。
除了反对韩愈作品中的一些观点外，毛主席还曾毫不客气地评价自己的这位“老师”的文章“缺乏思想性”。
1965年6月20日，毛主席在与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的交谈中，说道：
“唐朝韩愈的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谏迎佛骨表》）的价值并不高，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原道》亦如此。”
此外，针对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毛主席更是不认同。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更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痴迷韩愈，但痴迷韩愈并不影响他对韩愈的文章有不同的见解。
唐宋八大家中，毛主席最喜欢的便是柳宗元的散文，清新、有哲理，同时，他还是个革命派，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思想使得他的散文更具魅力、更吸引人。
相比之下，毛主席对韩愈的评价就稍微差一些。他表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
从青年时代便以韩愈为师的毛主席，通过在实践锻炼中逐渐凝炼出了自己对于韩愈诗文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这也正是革命者之思。
毛主席爱读书，但他却从不曾把自己禁锢在书斋之中，而是着眼于社会实践。从青年时代起，就多次深入中国农村，前往长沙、安化等地考察，这也为他日后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更应该学习毛主席注重社会调查和研究，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同时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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