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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2月，邓小平开始代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全面工作。而在此之前，邓小平等找了胡乔木谈话，希望他能够和吴冷西、李鑫等人出任国务院顾问，写出一批关于反修反帝的文章。

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国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阵地已经脱离了控制，所以他要着手开始全面整顿工作，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尤为重要。

就这样，胡乔木复出，开始了正常的政治活动。

1975年上半年，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整顿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果。但由于许多讲话精神、文件都难以刊登在报刊上，得不到宣传。因此，邓小平决定要继续在舆论宣传方面下工夫。

与此同时，胡乔木奉命整理《毛泽东选集》第5卷。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对他说：“我打算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邓小平原本的计划是，政治研究室跟《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是分开的两个机构，但用的是一套人马。

胡乔木听后，向邓小平提出：“是不是要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

邓小平听后，立即摇摇头，坚决反对道：“不要。”紧接着，邓小平还表示：“政研室成立后还要‘代管学部’。”

胡乔木则表示“负担不了”。

很显然，他不想参与舆论阵地的斗争，他想的还是要如何配合毛主席。

7月5日，政治研究院正式成立，胡乔木为负责人之一。政研室成立后，胡乔木等人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根据邓小平的安排，胡乔木等人首先开始编辑毛主席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整理加工后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看后表示非常满意，并上报毛主席：“希望能够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

毛主席批示：“可以印发全党讨论，暂时不要公开，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二是收集整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并多次受到毛主席支持，这一时期的文艺政策也开始有所调整。

三是代管学部，筹办《思想战线》。胡乔木表示“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

当时，报刊上关于毛主席三项指示中的“安定团结”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几乎都被去掉了。胡乔木提出这一建议也导致他在日后受到了冲击。

四是起草或修改了三个重要文件，即《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和《论总纲》，对于这三份文件的修改，胡乔木均有所参与。

随着邓小平治理整顿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毛主席和邓小平之间的矛盾也越发凸显出来。

1975年11月起，邓小平在政治局内遭到了多次批评，11月24日，毛主席召集开会，有1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主席向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会议刚一结束，“反击右倾翻案风”便席卷了全国。

1976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而胡乔木也在此过程中受到了严重冲击。他先后做了多次检讨，并进行了几次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成为了重点被针对的对象。

这一时期，胡乔木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情绪也很不好，甚至还曾萌生过不想活的念头，他的精神在这次冲击中完全垮了。

在政研室的揭批活动中，胡乔木被告知“你的任务就是揭发”。于是，在强大的压力下，为了能够过关，胡乔木被迫揭发邓小平，除了在会议上进行口头揭发外，他还直接给毛主席写去了一个详细的揭发材料。

胡乔木在揭发中，除了交代事实，一条一条交代了从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一年里，两人的23次接触外，更用上了许多上纲上线的语言。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胡乔木想参加追悼会，他跟毛主席的感情很深厚，但却遭到了阻挠。胡乔木还曾给批判自己的带头人写过一封信。

华国锋上台后，胡乔木的这封信也被找了出来，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得知信的内容后，对胡乔木颇有看法。

后来，政研室还曾指出：“7位负责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的话。……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不可否认，当年，胡乔木是受到冲击最大的一位负责人，受到了压力也是最大的。政研室的其他人也都被迫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然而，胡乔木写的材料却有所不同，他在回顾自己与邓小平的23次的接触材料中，基本都是在陈述事实，没有添油加醋地诋毁，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要害内容。但为了过关，却出现了大量上纲上线的用词。

有同志表示：“胡乔木在跟邓小平私下谈话时，谈论敏感话题的事情一定不会少，但他一件也没有揭发。”

对于自己写揭发材料的行为，胡乔木解释说：“我就是想要挽回在毛主席那里的信任。我看到主席下定决心批邓小平，于是就写了揭发材料。”

胡乔木的夫人也表示：“他（胡乔木）就是想对得起主席，想要报答主席，主席对他有恩。”

随着形势的变化，对于胡乔木揭发邓小平这件事，不少高级干部都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叶剑英元帅说：“老干部，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叶帅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但说的是谁大家都心知肚明。

余秋里则表示：“邓力群是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是负责的，胡乔木就不是这样。”

李先念和陈锡联也表示“胡乔木就没能顶住啊。”

罗瑞卿更是直言“胡乔木怎么能这样干？”

虽然许多高级干部都对胡乔木有意见，但邓小平却显得很平静。

1977年5月，王震、邓力群和于光远受胡乔木所托，给邓小平带去了一封他写的检讨信。

邓小平拿过信后，说道：“不看了，信你们带回去。我就说一点，乔木在事实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就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不好。”

说着，邓小平叹了一口气，沉默片刻后才又说道：“这没有什么，对这件事我也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有什么负担。”

后来，当听到一些声音说“胡乔木政治动摇”时，邓小平也会为他说话：“乔木不是动摇，是软弱。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甚至还有人说我五毒俱全。”

邓小平以自己宽阔的胸怀将这件事平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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