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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2月26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同时，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

在黄埔系将领中，只有两位将领在逝世后被两岸同时追悼，一位是杜聿明，另一位就是郑洞国。

郑洞国究竟是何人，为何能够受到海峡两岸共同追悼？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出生在湖南常德的农民家庭，家里经济条件还算可以，父亲以种地为业，还兼做裁缝。家里共有5个兄弟姐妹，郑洞国排行老幺。父母唤他“幺儿”或是“蛟儿”。

“蛟儿”这个乳名是有来源的。其母亲陈英教在不惑之年才怀上了他，生他时已经43岁。三更时，外面电闪雷鸣，下着滂沱大雨，陈英教开始阵痛，迷迷糊糊中，她梦见一条身披鱼鳞的蛟龙穿过了山洞，凌空而起。等郑洞国出生后，外面风停雨歇……

后来，父亲因妻子在生产时梦见过蛟龙，而给儿子取了个“蛟儿”的乳名。或许这些都是凑巧，但无论如何，郑洞国在日后逐渐成长为了叱咤风云的一代抗日名将。

1910年，7岁的郑洞国开始在粗通文墨的父亲的教导下读《四书》《五经》，不久后便被送进了私塾。1917年冬，根据父母安排，郑洞国与邻乡的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两人生育有一女二子，婚姻生活十分幸福。

1919年，郑洞国进入石门中学读书，尽管这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开始下滑，但在兄长的帮助下，郑洞国得以继续学业。

这一年春，“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就包括偏僻的石门中学。郑洞国和同学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活动。

经过五四风雷的洗礼，郑洞国决心从军，振兴国家。

1921年春，郑洞国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就在他赴长沙报到时，恰好赶上了湘鄂军阀混战，湖南局势大乱，陆军讲武堂也被迫停办，郑洞国只得重返石门中学。

1923年，郑洞国考入了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在校期间，郑洞国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深受老师、同学喜爱。

1924年1月，正就读于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的郑洞国听说孙中山先生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立即萌生了报考的想法。

当时，郑洞国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就是将来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更不曾预料到这里就是未来中国现代将星的摇篮。但他已经仰慕孙中山许久，也对广州这一革命策源地向往已久。

于是，郑洞国立即找了老乡兼同窗的王尔琢商议，但当时王尔琢已经南下广州，郑洞国得知后又急急忙忙借了盘缠赶赴广州。等他来到广州找到王尔琢时，却得知已经错过了军校的报考时间，这让郑洞国很是失望。

当时，跟王尔琢一同在场的还有两位同乡，分别叫贺声洋和黄鳌。黄鳌来广州报名考试时，由于担心自己第一次考不上，就索性报了两次名。

没想到的是，他第一次就考上了，于是，便多了一个考试名额。见郑洞国心急如焚，黄鳌便对郑洞国说：“不然你顶替我的名字去考吧。”

郑洞国沉思了好一会儿，最终决定听取黄鳌的意见，冒用他的名字报考军校。

几天之后，黄埔一期的录取榜单上，同时出现了两个黄鳌的名字，还有王尔琢、贺声洋。而入校后，两个黄鳌又被编在了同一队，每次点名时，两人都会应声出列。

虽然顺利考入了军校，但郑洞国一直对自己冒用黄鳌之名一事惴惴不安，每次点名时的尴尬也时常困扰着他。

后来，郑洞国还是鼓起勇气向队长报告了自己冒名顶替的事情，校方经过商议后，认为他的行为可以理解，并决定不予追究，只是让他改回了自己的名字。

在黄埔军校的校史上，改名字报考的也有不少，但冒名顶替的却只有郑洞国一人。

1925年1月31日，郑洞国随队参加东征，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立下了赫赫战功。

郑洞国还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下令调集兵力开赴古北口与日军作战。

郑洞国率领第17军2师4旅坚守在南天门一线阵地，与有着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鏖战。在我军阵地大部失守的情况下，郑洞国为表明决心，脱下军衣，只穿着白衬衫，手里拿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战士见状，一个个深受鼓舞，硬是击退了敌人。

5月31日，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长城抗战以失败宣告结束，郑洞国随军退驻北平。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郑洞国在战斗中展现出来的军人作风却令人敬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洞国又率部参战，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郑洞国战功彪炳。

在保定会战中，郑洞国奉命坚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在战斗中，他多次率第2师给予日军沉痛打击。

军长关麟征阵地被突破撤退时，郑洞国在被敌军骑兵包围的情况下，仍指挥部下与日军激战了一昼夜。

保定城被敌军攻破后，郑洞国坚持不退，与敌军展开巷战，后在友军的支援下，他才得以率军杀出重围。

保定失守后，日军接连出击，一直深入到了豫东地区，豫北安阳局势紧张之际，郑洞国奉命转移到这一带开展游击作战，以达到牵制日军的作用。

在此期间，郑洞国还派出突击队，袭击了日军位于安阳的机场，令日军恐慌不已。他的顽强战斗力可见一斑。

此后，郑洞国又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等战役。台儿庄大捷后，郑洞国率领第2师开往归德整补。

然而，由于当时薛岳正在归德以东地区跟日军作战，郑洞国部被临时调作预备队。不久后，战役失利，第2师奉命开往武汉，然而，在行军途中，军长关麟征将军被调任第32军团长。临行前，他向军令部提出让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升任该军军长，郑洞国任副军长。

郑洞国坚辞不受，并请假离开部队，回到了长沙。就这样，他离开了自己服役长达十年的第2师。

1938年，受好友杜聿明邀请，郑洞国降格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荣誉第1师是一支由拥有丰富作战经验、较高军事素质的伤愈官兵组成的。但是，该师人事关系十分复杂，对指挥官的要求和能力是一种挑战。

郑洞国到任后，根本不在乎所谓的人事关系，他赏罚分明，加强军事训练。无论是团长还是普通战士，如果沉迷赌博、恶习难改，郑洞国便会报请上级后将其免职。

在郑洞国的严格领导下，荣誉第1师在一年后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增强，成为了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为了保证桂越国际交通线的通畅，荣誉第1师奉命前往桂南参加战斗，并担任主力。

战役开始后，荣誉第1师在郑洞国的指挥下，表现出色，给日军造成严重损失。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郑洞国更是亲临一线，在友军的支援下，他指挥部队成功攻克昆仑关，击退了日军进攻，保证了桂越交通线的畅通。

除了在国内战场上大有作为外，郑洞国还在国际战场上大展拳脚。1943年初，郑洞国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根据重庆方面指示，郑洞国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与盟军的关系，鼓舞士气，以确保缅北反攻战役胜利。

由于当时盟国军队的无礼行为和举动，导致中国军队和盟军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郑洞国赴印后，一边安抚军心，努力增进双方理解，一边又特别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友的一些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抵制。

在团结部署、团结盟军方面，郑洞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迪威将军就曾称赞郑洞国将军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

1943年10月到1944年8月，经过浴血奋战，盟军先后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战役的重大胜利，给号称“亚热带丛林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带来沉痛打击。

此后，盟国运往中国的物资畅通无阻，为国内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5年2月20日，郑洞国晋升陆军中将。回国参加会议期间，郑洞国受到了冯玉祥、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款待，各界人士也热烈欢迎郑洞国将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病就医的杜聿明向郑洞国发去电报，请他前往东北代自己主持军务。1946年3月初，郑洞国出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

此后，郑洞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并逐渐解放东北重镇。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据点就只剩下了沈阳、长春、锦州以及周围少数城市。

为了保存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力量，郑洞国曾向蒋介石和卫立煌建议：“应主动放弃长春，将兵力集中在沈阳和锦州之间，这样能战、能守、能退。”

蒋介石和卫立煌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们认为“放弃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而且，驻守长春还能够阻滞解放军南下的脚步，同时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

于是，蒋介石还让郑洞国担负起固守长春的任务。当时的长春其实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中了，许多好友、幕僚都劝他不要领命，他自己心中也十分犹豫。

然而，3月下旬，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催促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郑洞国最终还是飞往长春执行命令。临行前，他曾说：“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让谁负责？”虽是耐不过蒋、卫的催促赴任，但也有他本人说服了自己的原因在。

到任后，郑洞国“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在他的努力下，自认为能够与解放军一较高下。

但是，5月底，长春机场被解放军控制，空中交通也被切断，此后5个月围城，郑洞国彻底跟外界失去了联系，长春也成了一座“死城”。

9月中旬，辽沈战役打响，郑洞国趁着解放军主力南下之际，曾尝试突围，但遭到了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了城内。

解放军围攻锦州期间，蒋介石曾命令郑洞国进行突围，但由于守军长期没有物资补给，体力不支，士气更是低落，郑洞国就突围一事多次召开会议，但由于部下将领毫无信心而屡次搁浅。

10月16日，郑洞国决定突围，然而，60军却起义了。60军军长曾泽生也曾劝过郑洞国起义，但他“唯恐在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落下一个‘卖主求荣’的坏名，于是，便死心塌地顽抗到底。”

新7军的参谋长龙国钧也曾劝他“希望能够一起起义。”郑洞国还是坚持表示：“我不同意你们的做法，既然你们已经决定放下武器，那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

中共方面也曾派代表劝降他，劝他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但郑洞国却回复道：“既然已经失败了，除了死战到底外，还有什么可说的，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于是，郑洞国仍然率领特务团坚守中央银行大楼，并写下了给蒋介石的诀别书：“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

21日凌晨，死守中央银行大楼的部队也不愿意再为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于是，他们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放下武器投诚，长春获得解放。

两天后，国民党方面宣称“郑洞国率领三百官兵壮烈牺牲”，在上海看到报道的郑洞国妻子伤心欲绝。就在今年9月，她还曾写信给丈夫，怪他“不顾性命在干，是为了哪种？”

不久后，中共方面便发布了郑洞国已经抵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

至此，郑洞国的军事生涯也彻底结束了。

长春解放后，肖劲光和肖华曾劝他出来继续工作，但郑洞国不愿与昔日旧兵兵戎相见，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1950年，郑洞国去上海治病途中在北京稍作停留，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他。

周总理快步走到郑洞国身边，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道：“欢迎欢迎，我们已经好久没见了，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郑洞国感动于周总理的热情，他愧疚地说道：“对不起，老师，忘记了您曾经的教导。要是看到了您给我写的信，或许我就能够早点转变态度了。”

原来，长春解放前，周总理为了劝他放下武器，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但等到信送到时，枪声已经打响，郑洞国阴差阳错没有及时看到周总理的来信。

周总理毫不在意地说道：“这些都过去了，再说，你不是也做出正确的选择了吗？”

“我也没有什么本事，年龄也大了，这些年除了打仗就是打仗，我现在就想着回去种地。”

周总理知道他心中的忧虑，安慰说：“你是起义将领，没有回去种地的道理。你还年轻，要跟我们一起建设国家。……你可以四处走一走，病好了随时回来。”

周总理的安慰让他放下了包袱，是年6月，郑洞国定居北京，出任水利部参事、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虽然郑洞国早已全身心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并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感受到了共产党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队伍。但在他心中，仍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有志之士心服口服呢？

这个答案很快便得到了解答。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上，毛主席提议郑洞国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趁着会议召开期间，毛主席邀请了郑洞国等人参加家宴。此前，郑洞国也曾参加过蒋介石举行的宴会，不过，宴会充满了浓厚的官僚主义色彩。

于是，当郑洞国得知毛主席邀请自己参加家宴时，他心中既紧张又激动。

第二天，郑洞国刚刚来到门口，毛主席便满脸笑容迎了上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拉着他来到了座位上，并笑着说道：“郑洞国，这个名字好，响亮。”

毛主席如此亲切，令他心中既诧异又感动。但看看周围的其他同志，大家却习以为常地继续谈笑风生，对于毛主席的做法一点也不觉得奇怪。郑洞国的内心一下子就被触动了。他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中共那么多英杰，却都服毛主席了。

当他还沉浸在自己思绪中时，毛主席又问他说：“你抽烟吗？”

“抽。”

说着，郑洞国便伸手从面前的茶几上掏出了一支烟，只是，当他再次准备躬身拿火柴时，只见毛主席已经替他点燃了烟。

相比于蒋介石一直以来高高在上的姿态，再看看毛主席如此平易近人以及他对待属下的态度，郑洞国立即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了。

就连领袖毛主席都丝毫没有官架子，其他共产党员更是不可能作出仗势欺人的事情了。

紧接着，毛主席又对他说道：“你今年才51，还年轻，应该多为人民做点事情。”

郑洞国没想到毛主席知道自己的年龄，更没想到他丝毫不在意自己以前的经历，还提出了让自己出来工作的建议。

宴会结束后，郑洞国感叹道：

“毛主席——共产党的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我总算明白了，中共那么多英杰为什么都服毛主席。”

此后，郑洞国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建言献策，一直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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