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开国中将钟期光，人们现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反而是他的孙女柯蓝。就如提到朱珠时，很多人都熟悉，但提到他祖父开国少将朱虚之，反而知道的人都不多。
柯蓝、朱珠算是在自己的领域打出一片天地的人，他们的家世反而成为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钟期光将军之所以名声不显，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不是军事干部，而是政工干部，朱虚之将军其实也是这个情况，他在军中主要负责的是通信工作。
不打仗，传奇故事自然要少很多。
当然，这不是说他们贡献不大。
钟期光将军虽然不是军事干部，但做政治工作很有一套，特别是他很关心部队战士的生活方方面面，因为长期出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此人们亲切的称他为“妈妈主任”。
一钟期光善于做政治工作，一方面是源于他敦厚朴实的个性，另外一方面则是来自工作经验的积累。
1929年9月，钟期光调铜鼓任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并代理当地苏维埃政府主席。
当时，铜鼓的情况很不好，本身就很穷的一个小地方，当地百姓更是深受地主反动武装欺压，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逃亡的也很多，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地方上人烟稀少。
钟期光是受湘鄂赣边特委委派来铜鼓发展根据地，但当地这样的环境，其实是很不利于做群众工作的，特别是钟期光又是个外地人，当地老百姓也不信任他。
更关键的是，钟期光没带着部队到铜陵，对民团几乎是束手无策，好在民团肆意劫掠后，也不愿意停留在这个穷地方，才给钟期光留足了做工作的时间。
考虑到这恶劣的局面，钟期光并没有采取一味说教，而是发动县苏维埃政府，着重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稳定人心，发动群众；
二、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通过发动群众积极恢复当地生产后，老百姓日子有了根本好转，然后再通过层层宣传，让当地百姓意识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服务的，地主豪绅和国民党民团是他们贫困的根源。
不仅如此，钟期光还积极利用当地特色，利用铜陵山区多、土地多的特点，大力发展当地种茶的传统，并积极拓展销路换回粮食和生活用品，还组织群众定期到山里打猎，改善伙食。
铜陵苏区的工作很快就有了起色，人们生活也好转了不少。
事实上，只要做到想人民所需，急人民所急，就能够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钟期光在工作中总结的这一套经验，后来成为发展苏区的铁律。上级领导人也都认为，钟期光很善于做群众工作。
从钟期光早期革命经历不难看出，他一开始多在地方工作，许多政治工作的经验也都是在地方工作中总结出来的。
不过，到了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踏上长征之路后，根据地也被敌人摧毁破坏，钟期光除了兼任地方职务，也慢慢转移到了军事上，并参加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尽管在部队工作与在地方工作不同，但钟期光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仍然奏效。
简而言之，就是把对百姓的关怀转移到部队全体官兵身上。
二1937年抗战爆发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钟期光出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并协助陈毅、粟裕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
除了牢牢地把握大方向外，钟期光最突出的就是把思想工作和干部战士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44年春，苏中军区某纵队三连司务长王新民贪污公款数十元，恰好赶上了当时部队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纵队领导干部开会后一致认为，王新民过去当过伪军，后来参加新四军后思想观念仍然陈旧，恶习不改，为了推动“整风”运动，决心杀一儆百，判处王新民死刑。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做一客观分析，王新民贪污属于严重问题，这一点无可辩驳，但只是贪污了数十元就要被判处死刑，这样的罪责无疑沉重了一些。
纵队党委上报军区后，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钟期光立马按下这件事，并率两名保卫干事赶往该纵队。
到地方后，钟期光顾不上劳累就召开了党委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贪污几十元就杀头，太重了，更不能借‘整风’运动乱开杀戒。20多岁的人路还很长，要给他改造转变的机会。一个人的转变，总有一个过程，有的快些，有的慢些，要相信我们能把人改造好。革命，总是多一点人好！”
有理有据的一席话，说服了纵队党委，经过会议商讨，众人一致决定，只给了王新民记大过处分。
这件事给王新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他的思想观念转变特别快，后来成了部队里的标兵。
1945年年底兖州战役中，王新民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即便是后来因伤残复员到了老家江苏如东县，平常在生活中也依然保持革命军人的典范，并多次被省、市评为模范军人。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
1947年3月，莱芜战役后，时任华野政治部副主任的钟期光乘车到野司开会，不料路上遇到了一群伤兵阻拦，大家纷纷要求钟期光把车让出来，先送伤员去医院。
可钟期光当时有急事在身，因此他耐心劝说伤员：
“我先去野司开会，等车返回来再送伤员去医院。”
尽管钟期光语调很轻，可还是引起了在场伤员的不满，一个伤兵更是一跃而起，揪住钟期光的衣领：
“老子们在前线拼命……”
因为用了很大力，钟期光衣领上的扣子也被揪掉了。
事后经过调查，是华野六纵的一个负伤的排长干的。
这件事情在六纵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司令员王必成是个暴脾气，一听说发生了这件事，当即就要严肃处理，时任6纵政委的江渭清听说这件事，连忙赶到司令部：
“这个排长我清楚，他家里贫苦，是抽壮丁抓进蒋军的，前年俘虏过来。去年10月在涟水保卫战中，他敢打敢冲，流血负伤不下火线，战场上提拔为排长。”
王必成、江渭清仔细研究了半晌，决定将人交到华野政治部处理。
事实上，钟期光也没有打算以此事大做文章，这个排长后来被捆绑送到华野政治部，跪在门前痛哭流涕的请罪，钟期光赶忙上前扶起他，并命令警卫员给他松绑。
“悔过了就好！这等小事，不要请罪。今后要以此为戒，加强修养。”
钟期光特意让警卫员带着这个排长去洗澡吃饭，晚上还打电话到六纵：
“这个排长改过深刻，还是保留职务为好！”
从这些小事上也不难看出，钟期光为人宽厚，在许多事情上都能够想人之所想，因此他虽然不是军事主官，但在部队上却拥有很高的人格魅力。
从抗战时期，钟期光就很注重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但他不是一味说教，而是从普通战士切身的情况去考虑，并在全军推广立功运动、即俘即补政策，收获了很明显的效果，老兵充分发挥以老带新的作用，为新兵树立榜样，新兵在老兵带领下努力学习战术，战场上英勇果断，对许多入伍的“解放战士（俘虏兵）”也起到了突出的带动作用。
钟期光后来谈到部队的政治工作时曾这样讲：
“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只有具体体现为政治工作的“战斗性”、“创造性”和“知人善任”，才能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团结力、战斗力。”
曾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晚年《回忆钟期光同志》一文中，对钟期光在部队政治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
三钟期光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时，与时任苏北指挥部一纵队一团团长乔信明结下了深厚友谊。
乔信明是湖北大冶人，曾跟随方志敏参加革命，后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遭遇失败后，乔信明也被捕入狱，并于方志敏一起在狱中坚持斗争，方志敏遇害后，乔信明也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受尽折磨。
抗战爆发后，乔信明被营救出狱，安排在新四军，但因为受刑过的关系，身体始终不是很好，1940年黄桥战役后，乔信明因旧伤复发，竟尔瘫痪，不得不到后方。陈老总特意给他安排到华中局党校去，一面学习，一面养病。
钟期光一开始就很关切乔信明的病情，后来听说他要到后方去养伤，把自己的津贴拿出来给乔信明。
乔信明知道钟期光也不富裕，连连推辞：
“钟主任，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你用钱的地方也很多。”
钟期光不由分说，以“领导”的身份，强行要求他收下这些钱：
“党校刚成立，条件还不是很好，你带点钱在身边更方便。”
乔信明只好收下这些钱。
在后来的日子里，乔信明一直受到钟期光的关照，有文章称乔信明伤愈后还曾回到新四军第一师，可事实上，乔信明因为瘫痪的缘故，从1940年就未在到一线工作，只能在后方养病，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后勤工作。钟期光那时经常托人去看望他，还给他带去各种营养品。
1945年，乔信明转移至苏中养病，钟期光特意请人关照他的衣食起居，还把给自己新搭建的屋子让给乔信明夫妇居住，自己住在四面漏风的屋子里。
乔信明一开始还以为搞错了，和工作人员反复确认，才知道是钟期光特意为他准备的，不仅如此，这栋房子背靠着一条小河，小河常年备着一艘小船，一旦遭遇敌袭，马上就能快速转移。
乔信明知道是钟期光为自己做的这些事，心中感动的无以复加。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乔信明被安排到上海养病，几经治疗又能站起来，这才又投入工作，并出任了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可乔信明身体始终不大好，在狱中那段日子，极大的伤了他的元气，加上工作几番辛劳。
1963年9月4日，乔信明在南京去世，终年54岁。
乔信明壮年病逝，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个沉重的打击，钟期光听说此事，又找到乔信明的遗孀于玲以及其子女，并郑重表示：
“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乔信明的长子乔晓阳通过自己努力，考中了国家保送出国留学的名额，按照要求，他要到北京去先进行两个月的培训，但是吃住在北京都成问题。
本来于玲不想惊动别人，但钟期光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这件事，把他们母子接到家里住下，于玲还想推脱，但被钟期光下了“严令”：
“今后你们就都住在这里。”
钟期光平素对家里要求就很严格，日常生活都很简朴，馒头配咸菜是家常便饭，但自从于玲母子住在家里以后，钟期光却很大方，经常做好吃的招待，以至于就连钟期光的子女也都很感慨：
“跟着你们我们算是享福了。”
后来人们明白，钟期光政治工作做得好，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技巧，而是因为他从来待人都很诚恳，对人也都是实心实意的好，所以他总是能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