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出现分歧，继而展开大论战。之后又将矛盾扩大到国家关系，进一步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国际共运的分裂。当时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正不断升级，对越南及其领导人胡志明来说，如何对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分裂，又如何同时争取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有力支持，是十分敏感和棘手的问题。
面对中苏关系的剧变，越南上下极为忧虑，迫切希望了解事实真相。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方先后发表了九篇点名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简称“九评”。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曾一度转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越广播，越南外文书店一度也曾出售翻译成越文的“九评”文章单行本。
按照当时的认识能力，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越南的干部群众，都认为“九评”的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说服力强，文章也写得漂亮，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越南听众纷纷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信，索要越文版的“九评”文章，有时一天就收到3000封来信。当时我刚刚进入外交部，被派到国际广播电台实习，便参加了给越南听众寄送“九评”文章的工作，同时摘录越南听众来信中对“九评”文章的评论看法，及时向上报告。记得一位越南著名作家在来信中说，读了“九评”文章，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在聆听慈母的教诲”。
在这种背景下，胡志明决定1963年年底召开越南劳动党三届九中全会，专门讨论反修问题。该次会议公报指出：“越南劳动党坚决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反对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党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决保卫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仅是我党的国际义务，而且还是团结一致、保卫党的三大的正确路线和促进人民革命事业的迫切要求。”
1964年1月21日，越南党报《人民报》发表社论《加强团结一致，提高战斗一致，争取我们事业的新胜利》。社论指出：“党的九中全会是我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的决定是统一全体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修正主义错误的实质是歪曲和摒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奉行阶级调和、与帝国主义无原则合作的政策，模糊敌我友之间的界限，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同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兴高采烈地对中国同志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是双喜临门。陈子平大使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越南上下的看法和态度。此前越南领导人在公开谈话中谈到中国和苏联援助时，总是把苏联摆在中国之前。到1964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越南领导人在提到援助时，把中国摆在了苏联之前。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两国政府在为巩固越南国防力量所采取的措施方面达成了相应协议”，意味着苏联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
1965年4月，越南党第一书记黎笋前往莫斯科，进一步商谈援助问题。双方的补充声明提到：“苏联表示今后随时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打败美国侵略者。”这意味着苏联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不援助改为援助。
从那以后，越南未再出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言论。而当时中苏关系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胡志明和越南领导层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便想方设法在中苏之间巧妙周旋，一方面在提到中苏援助时仍照例将苏联摆在中国前面，一方面又不时向中国作些示意，同苏联保持一定距离。
1962年9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团访问越南。离开河内前，胡志明设宴为代表团饯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越中两党、两国的关系是团结、团结，永远团结”，并把中国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中“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两句加以改造说：“北京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间接表明了越南在中苏分歧中的态度，是“意在不言中”。
1963年5月，刘少奇主席访问越南，胡志明在河内机场致欢迎辞时，称刘少奇是“毕生为马列主义奋斗，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战士”。胡志明在陪同刘少奇参观阮爱国党校（即中央党校）时，向党校师生介绍说：“刘少奇同志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潜台词是说真正的马列主义在中国。
1964年7月，越南派团来华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0周年纪念活动。越南代表团在纪念大会的讲话稿中谈到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越三个代表团的密切合作时，特别提到“以外长莫洛托夫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
越南代表团团长陈辉燎对中方接待人员说，他们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以外长莫洛托夫同志为团长”的字样，这是遵照胡志明主席的意见加上去的，意思是用这样比较含蓄的方式表示越南不同意苏联把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
1965年，苏联表示准备援助越南12架米格—21战斗机，但同时提出要中国专门为苏联开辟一条纵贯中国领空到达越南的空中走廊，并拨出昆明机场供苏联飞机专用。中方向越方说明了情况，指出如苏联的意图得以实现，他们便可以借此任意进出中国领空，并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如中方拒绝苏方的要求，苏方便可借此挑拨中越关系；由于事关中国国家主权，中方无法接受，望越方理解。胡志明和越南领导人表示尊重中方的意见，拒绝了苏方的援助。
1966年，苏联报纸以转载西方信息的方式报道说，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运往越南的物资过境制造很大困难。越南对此未加表态。周恩来总理即刻向正在北京度假的胡志明通报了这一情况，说明中方一贯大力协助运送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越物资，而且所有军用物资均免费运输。胡志明听后立即通报了国内。
不久，越南通讯社发表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曾多次重申，苏联和其他东欧兄弟国家的援助物资，都得到了中方的尽力帮助”，上述谣传“完全是捏造，企图达到丑恶的挑拨目的。”
1967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授予胡志明列宁勋章。胡志明于11月6日给苏共中央写信说：
“获悉同志们决定授予我列宁勋章，我无比激动，无比感谢。对此，我谨表示如下意见：此时此刻，美国强盗正在强化侵略我们祖国的战争。他们正在极其野蛮地杀害成千上万的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同胞。我们越南全军、全民正在为抗美救国而流血牺牲。在这样时刻，我个人却获有如此巨大和特殊的荣誉来接受列宁勋章，则丝毫也无法安心。
因此，我非常感谢你们，但请你们暂缓授予我这份崇高的奖赏。等到我国人民赶走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越南获得了完全解放，我将代表全体同胞郑重接受这份以伟大列宁命名的勋章。”
就这样，胡志明用巧妙的方式婉拒了苏联的授勋决定。
若干年后，邓小平在回顾那场中苏论战时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来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来纠正。
我们反对人家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在同一些来访的外国党客人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邓小平说：“回过头来说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论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
而胡志明，直到逝世仍在期盼国际共运能恢复团结，中苏关系能重归于好。他在遗嘱中说：“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毕生为革命服务的人，我愈是为国际共运和工运的强大感到自豪，愈为当前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我希望我党努力活动，为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有理有情地恢复各兄弟党之间的团结做出有力的贡献。我相信，各兄弟党和各兄弟国家一定会重新团结起来。”
遗憾的是，胡志明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但胡志明运用他的智慧，在国际共运出现分裂、中苏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巧妙应对，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巨大支持和援助，为祖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明灯”阿尔巴尼亚
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正值中苏关系日趋紧张，那时阿尔巴尼亚早已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这种局面促使阿尔巴尼亚进一步向中国靠拢，特别是毛主席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后，中阿关系就更加火热。在河内，中国大使馆同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关系同样十分火热。
阿尔巴尼亚使馆距中国使馆很近，步行只需五六分钟。全馆只有三对夫妇，很多方面都靠中国使馆支援、帮助，而且不讲究外交礼节。阿馆没有电台，经两国外交部商量，阿馆同国内的往来电报，都由中国使馆代为转发。阿馆的机要员每周都要数次把电报送到中国使馆，中国使馆也指定专人接受并签字登记。接到阿尔巴尼亚国内的电报，我们也及时送到阿馆。这样的工作一直坚持了好几年。那时我们使馆有什么稀罕东西，如从院内摘下的新鲜荔枝、龙眼，都会想着给阿馆送去。一次，中国援越部队给使馆送来一卡车扁豆，我们也给阿馆送去一筐。
阿馆有一位三秘叫阿里夫，60年代初和我同时在河内综合大学留学，彼此十分熟悉。他每天中午都会自动到中国使馆来游泳，事先也从不打招呼。中午我们下班时，看见阿里夫已经躺在游泳池边晒太阳，毫不见外。但他毕竟是外国人，使馆还要派人陪他，并为他准备汽水、啤酒，我是参加陪同的人员之一，每次都搞得十分疲劳。
那时“文革”刚刚开始，国内的许多电影都遭到批判，使馆的文化生活本来已相当枯燥，周末只能反复放映《平原游击队》《地道战》等几部老电影。尽管这样，阿馆的外交官每周仍自动前来看电影，他们走进电影厅时，大家还要鼓掌欢迎。春节全馆聚餐时，也把阿馆全体一起请来。
我和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全体合影，后排左1为阿馆三秘阿里夫，他也曾在河内综合大学留学，和我住过同一宿舍。
特别要说的是国庆招待会。那时中苏关系尖锐对立，中国外交官见到苏联外交官从来不打招呼。一次苏联大使谢尔巴科夫见到中国外交官，主动把手伸过来，但中国外交官却拒绝和他握手，只听他说“真有意思”。
在有各国驻越使节和外交官出席的中国国庆招待会上，中方的祝酒词中一定会有反修的内容，点名指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是“假援助，真出卖”，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节和外交官纷纷退场。
这时，中国外交官则鼓掌为他们叫倒好，而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外交官则极为高兴和满意。应邀出席的越南领导人和官员则颇为尴尬。待招待会结束后，阿尔巴尼亚使馆全体留下来，服务人员重新摆上饭菜，与中国外交官再欢聚一次。
阿尔巴尼亚大使（左2）出席中国国庆招待会。左1为中国大使王幼平，左3为阿尔巴尼亚大使。
70年代开始，中阿关系逐渐冷却，到1978年彻底破裂，双方只保留了在对方的大使馆，直到80年代中期才重新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当年中国给予了阿尔巴尼亚无私的和超出国力的援助，我们在河内对阿尔巴尼亚使馆所做的一切，就是当时两国关系的具体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