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多事叠加在一起，不知道是否真的发生过，但她对那惆怅是了然的，就像手中的毛线，那么绵长……
结婚后的第18天，他们还没有同房，面对被病痛折磨了一天的丈夫，除了喂饭、喂水，黄宗英就一直守在病床前，为他编织毛线手套。
一天了，异方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直到晚上方才平静下来，他睁开眼睛望着她，昏暗的目光竟变得明亮起来，使人感到温暖。
“小妹，我对不起你。原谅我……我对不起你。”
黄宗英使劲咬着自己的嘴唇，把脸颊贴在丈夫的手上，不停地颤抖着肩膀。大颗大颗的泪珠，沿着两人握在一起的手流下来。
异方闭上眼晴睡着了，病房里安静极了，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仿佛空气可以用刀劈开。
他的胸脯渐渐停止了起伏，她哭喊着叫他，可是一切都没有用了……
她的记忆模糊了，画面里依稀有人抬着异方的遗体往太平间走，她跟着他们走啊，走啊，不停地往前走，路那么长，那么长……
60岁的黄宗英在接受采访时，对过往的很多记忆似乎都淡忘了，但有些事情，她又记得那样清楚，清楚得令人惊愕。
1925年，黄宗英在北京呱呱落地，父亲是电话总局的工程师，她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弟弟。
9岁时，一场伤寒病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生活一下捉襟见肘起来，母亲体弱多病，全靠两个姐姐工作维持生活。
1937年夏天，黄宗英高小毕业，随家人来到天津，报考了著名的南开中学。
那时，大哥黄宗江与二哥黄宗淮已经在南开中学读书，并常常参加南开话剧团的演出，黄宗英常饶有兴致地陪着哥哥们买服装道具。
“我小的时候不爱演戏，也不懂戏，只是心疼哥哥，他们感兴趣的事，我就顺着他们的劲儿，只要他们高兴，我就心满意足了。”
黄宗英依稀记得，发榜那天，她穿着母亲为她新做的衣裳，独自往南开中学走去，然而，等待她的不是被录取的喜讯，而是一场民族的灾难。
行至半路，街上的秩序忽然大乱，行人纷纷往街边的店铺里躲去，12岁的黄宗英也跟着人群进了店铺。
“透过店堂的大玻璃窗，人们屏息地眼看着日寇的坦克开过来，把烈日晒软了的柏油马路辗得一棱一棱的……天津沦陷了。”
想到这里，记忆再次陷入了一片浑浊，黄宗英始终无法知晓，她到底是否考上过南开中学。
记忆中只有日寇疯狂的坦克、枪声、轰炸声、逃难的人群和硝烟火光中大人们焦急悲愤的脸。
灾难，给幼小的黄宗英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由于懂事早，聪明又能干，加之长相甜美，周围人都很喜欢她，15岁时，便常有人家来上门提亲。
当时由于战乱，学校早已关了门，提亲的人总是以供读书、供留洋、赡养母亲等作为条件，但这样优厚的条件，反倒让这个知识分子家庭感到羞辱和痛苦。
“我虽然喜欢童话《灰姑娘》，却怀疑灰姑娘嫁给王子以后会不会真的幸福……”
1941年，16岁的黄宗英放弃了给有钱人家做少奶奶的机会，追随大哥黄宗江来到了上海剧艺社谋生。
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初到剧社的黄宗英，只是做一些打杂的工作，但一次偶然救场排练的机会，却让她走上了话剧的舞台。
毫无演出经验的黄宗英，由于扮相好，胆子大，嗓音洪亮，第一次上台排练，就被坐在台下的电影厂老板看中，转天便邀请她做签约演员。
自此，黄宗英正式走上了演艺的道路，身边人与哥哥的认可，都让她愈发喜欢上了这个舞台，剧社里的人都亲切地叫她“小妹”。
不久后，她出演了话剧《甜姐儿》与《家》，甜美的形象和极具渲染力的表演天赋，迅速征服了上海的观众，一时声名鹊起。
很多戏迷看完戏后，还守在剧场的后门，想一睹卸妆后“甜姐儿”的芳容。
即便有了可观的收入，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黄宗英也不敢多花一分钱，她把钱攒起来寄给母亲，供两个弟弟读书使用。
就在事业急剧上升的时候，黄宗英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异方。
异方来自北京，是剧社里的乐队指挥家，会作曲，能演戏，十分有才华。尽管并不漂亮，却稳重、潇洒、讨人喜欢。
每场演出黄宗英都要在乐池里看戏、背台词，有时候，她会看着异方的指挥动作，看得出神，每每这时，异方总会给她一个亲切的、兄长似的微笑。
时间久了，他们的目光常常碰在一起，可在交错的一瞬间，又都会飞速地闪开。
于是，剧团里几个消息灵通的人士在传：异方和小妹恋爱了。
也许他们早就暗生情愫，只是不自知而已，也许根本就是捕风捉影的事，但这样一传，反而让两颗年轻的心比过去更加自然和大胆。
异方和黄宗英真的相爱了，像春天盛开的西府海棠，一簇簇炸裂开的粉红，那样热烈和美好。
所有人都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亦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一天，异方在后台突然昏倒了，面色苍白，不省人事，黄宗英又急又怕，身体忍不住在发抖。
经过医院的诊治，异方被确诊为严重的心脏病，无法根治。剧社的同事担心黄宗英无法接受，没敢将实情告诉她。
异方出院后，被家人接回了北京家中疗养，黄宗英心中挂念爱人，每天与异方通信，但收到的回信却越来越少。
正当黄宗英陷入深深的焦虑中时，异方母亲的来信让她看到了曙光，异方的母亲希望黄宗英能够回到北京，同异方结婚。
于是，刚满18岁的黄宗英，怀着对“婆婆”的感激，匆忙赶往北京。
婚礼那天很热闹，排场很大，远近的亲朋好友都来了，但异方已经病得不能起床，连拜天地，都是由母亲代替儿子拜的。
后来，黄宗英才知道，这场婚礼，不过是“婆婆”寄希望于“冲喜”来挽救儿子生命的手段。
结婚当晚，这对新婚夫妇都没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异方的祖母寸步不离地守在孙子的病床前，她在监督这个孙媳妇，她怕他们同房。
但是，无论怎么做，都无济于事了，他们的婚姻注定是一场悲剧，18天后，异方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转天，异方的母亲和家人带来了棺材与寿衣，可怜的黄宗英这才知道，原来他们几天前就已经在准备后事了，却一直瞒着她。
短短18天，18岁的黄宗英，就成了新寡。这真是一场噩梦，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
“异方的母亲是基督教徒，她希望我能献身宗教，可是我想回到舞台上去，我想演戏……”
不久后，剧社派人来到北京，见到剧社同事的黄宗英像见到了亲人一般，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他们说服了异方的家人，并将黄宗英接回了上海。
火车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疾驰，路过她住过的别墅、工作过的教堂、散步的树林，和异方永远沉睡的那片墓地……
她没有心思看风景，她不想再去想任何事，只希望火车可以开得快些，再快些。
回到上海后，黄宗英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又成为了舞台上耀眼的明星，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红是非多”的魔咒。
每天收到的鲜花和求爱信数不胜数，莫名其妙的请帖也不断被递进来，晚上下了戏，剧院门口总有许多大亨、少爷的汽车在等她。
这一切都让她害怕极了，剧社为了赚钱，每天都在上演着粗俗无聊的剧目。
她想回到天津去读书，可是，读书是个多么难以实现的愿望啊。
“不知为什么，我想结婚了。是怕孤独？是怕惆怅？是怕那些莫名其妙的来信？是怕那些守在剧场门口的小汽车？是，也不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1946年，经哥哥介绍，黄宗英与南北剧社的社长程述尧结婚，没有风花雪月的故事，程述尧人好，又诚实，她便嫁给了他。
事实上，程述尧的确是个不错的男人，对黄宗英十分体贴，婚后不久，他们便离开上海，搬到了北京程述尧的家中。
程家是个封建大家庭，规矩繁多，就连吃饭都不准儿媳妇坐着，她还要负责，为每个人盛饭。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黄宗英从没受过这种约束，但身为刚刚过门的媳妇，心里再不高兴，她也只好忍着。
那时的她，白天看看书，读读英语，家规森严，也不便出去找朋友玩，日子一长，黄宗英感到十分苦闷。
细心的程述尧发现了妻子的失落，便体贴地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黄宗英摇了摇头。
“那是有什么心事？”
黄宗英轻轻叹了口气，微笑地安慰着丈夫：“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不，你骗不了我，你有心事。”程述尧追问着。
她不知道该怎样倾诉自己的苦闷，只觉得眼眶渐渐湿润，于是，她把头紧紧靠在了他的胸前。
为了让妻子高兴，程述尧每天下班都要带些好吃的零食给她，黄宗英感动极了，她自是理解丈夫的一片深情。
但是他不明白，她需要的不是夫妻之间生活上的爱恋，她需要事业上对她的理解和支持，她热爱舞台，热爱演戏，她想要酣畅淋漓地去表演。
程述尧每天下午五点多钟下班，每当挂钟敲响五下的时候，她的心里就莫名地不安与紧张，她不知道除了吃穿，还能和他讲些什么。
有时候，婚姻里的事，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述，两个相爱的人，却因为彼此性格、爱好、追求方面的差异，共同语言变得越来越少。
“在我们之间，好像有一层雾，朦朦胧胧地阻隔着我们，我想冲破这层雾，却办不到，而且它越来越浓了。”
当时，在北京约黄宗英演戏的剧团特别多，很多新剧目，她打心眼里喜欢，但因程家不允许家里的女人演戏，所以她都没有答应。
为此，黄宗英陷入了极端的痛苦，她觉得自己像一只悲哀的小鸟，被人关在了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为了支持黄宗英的事业，程述尧请来自己的五舅为妻子说情，直至一老一小双双下跪，程家的老爷子才勉强答应让黄宗英登台演出，但条件是，他们必须搬出这个家。
尽管夫妻间仍有着无法言说的“隔阂”，但回到舞台后的黄宗英心情好多了，仿佛一棵即将枯死的芦苇，又汲取到了甘露。
那年秋天，黄宗英赴沪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的筹款义演，演出十分成功，一部《卖火柴的小女孩》又让上海的观众见到了久违了“甜姐儿”。
那个时候，中电二厂的导演陈鲤庭正在筹划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男主角由著名的奶油小生赵丹担任，而女主角尚在物色之中。
一天，赵丹和陈鲤庭到朋友家中做客，看到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有一张少女的照片。
尽管相较于当时的电影明星，少女的五官不算惊艳，却有着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向人们倾诉着心灵的善良与美好。
“这是谁？”
“‘甜姐儿’，北京的一个小姑娘。”
“她现在在哪？”
“就在上海，在参加义演。”
“这双眼睛太好了，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当天晚上，赵丹和陈鲤庭就去看了黄宗英的演出，当即便敲定了由她做女主角。
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32岁的赵丹悄悄爱上了这个来自北京的姑娘，可是当时的黄宗英却一点也没有察觉。
是的，在当时，赵丹是著名的电影明星，是令人敬仰的表演艺术家，他那样英俊，那样潇洒，她喜欢和他一起工作，那是无比快乐的时光。
他比她大10岁，她始终拿他当做兄长，却从没想过，有一天他竟会爱上她。
那时的赵丹与妻子分散多年，独自带着一双儿女生活，尽管物质上从不亏待孩子们，但家里没有女主人，总觉得不像个家。
在黄宗英要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赵丹约黄宗英到家中吃饭，黄宗英欣然前往。
吃完饭，她几次起身要走，他都挽留她多玩一会儿，他与她谈东谈西，却总感觉有什么话没能说出口。
直到夜深，她不得不走了，赵丹站起身突然对她说：“宗英，我有句话想要告诉你。”
“什么话？”
“我认为，你应该做我的妻子！”
她怔住了，站在原地动弹不得，没有循序渐进，没有铺平垫稳，他的爱表达得那样直接，那样坚定。
望着赵丹那真诚、期望的眼睛，黄宗英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跳得那样激烈，却又那样甜蜜。
那一刻，追求光明的共同理想和攀登艺术高峰的共同志向，将两个人紧紧栓在了一起。
“好！我回北京就去办离婚手续！”
程述尧没有过多地纠缠，默默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他知道，她的幸福，他给不了。因为爱她，所以放手。
对于程述尧，黄宗英是感激的，也许，他是她这辈子唯一愧对的人。
1948年元旦，赵丹与黄宗英在上海结婚，年仅23岁的黄宗英，迈进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
婚后，夫妻两人联手合拍了很多电影，成了一对真正令人钦羡的银幕情侣，黄宗英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婚姻的幸福。
常有朋友对黄宗英开玩笑说，过门就当妈，省了自己生的麻烦，多好。但给两个孩子当“后妈”，又怎么会是容易的事？
那时赵丹的女儿已经十一二岁，黄宗英也才比她大了十岁而已，五六岁的儿子又十分调皮，常常与人打架，黄宗英总是挨家挨户去赔礼道歉。
女儿学芭蕾，她就整宿不睡为她赶制服装。虽然后来她与赵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她始终对两个前房儿女视如己出。
赵丹的大女儿赵青，在晚年回忆起这位“后妈”时说：“这个妈妈我是要记一辈子的，她像亲妈妈一样地管我。”
然而，生活走上了正轨，但命运却没有打算让她一直幸福下去，1966年，赵丹含冤入狱。
曾经带给他们无限鲜花与掌声的事业，如今竟成为将他们带入深渊的急流旋涡。
下放劳动，无休止地审查，岁月无情地在她的脸上刻下了痕迹，都说岁月不饶人，可她又何曾饶了岁月？
在赵丹身陷囹圄的5年时间里，黄宗英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这个家，养育并照顾着5个儿女，不得不说，这亦是一个女人不朽的成就。
5年后赵丹出狱，长期的牢狱生活，让一向温柔的丈夫变得喜怒无常，但黄宗英从未有过半点抱怨，他受了那么多苦，她又怎么舍得抱怨他呢？
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互相搀扶着走过来，彼此心里都明了，这就是爱吧。
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癌症去世，终年65岁，他与黄宗英33年的爱情大戏，终是落下了帷幕。
从那之后，黄宗英不再演戏，而是选择与笔为伴，在她后半生的文学作品中，处处都有赵丹的影子。
“只要我活着，赵丹就不会死。”
33年的爱情，她很满足，与这一生的遭遇相比，命运待她，已经如恩赐一般了。
13年后，黄宗英遇见了散文家冯亦代，年近古稀的她，再一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不为别的，只因为他懂她。
冯亦代走后，黄宗英始终住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十几平米的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她与赵丹的合影。
尽管霜染青丝、疾病缠身，但举手投足中，仍能看出一个老人的风华与优雅。
2020年12月14日，黄宗英终于走完了她95岁的传奇人生，她一生经历了四段婚姻，竟像走过了四生四世一般，各有各的酸甜苦辣。
“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我既然钟情于他，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了。”
晚年每每提起赵丹，黄宗英的记忆，总是清楚得令人惊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