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建立后，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与汉族交往频繁，契丹族传统的饮食习惯也逐渐发生变化，逐渐变的多样而丰富，除鱼肉、乳制品外，契丹人还食用米、面以及各类五谷杂粮。

糜粥是用碎肉沫做的粥，粆糒就是炒米、炒面。此外，在与北宋的使聘往来中，中原地区饮茶的习惯也在辽朝盛行开来，辽朝本不产茶叶，其传统饮品主要是奶和酒，辽朝境内的茶，大多来自与五代和北宋的朝贡贸易，因契丹人好食肉类，而喝茶具有除油腻、助消化的特点，因此，深得契丹人的喜爱。

水饭是将米用水煮熟，用笊篱捞到凉水里，也可能是做成干饭后泡水而食。面食的制作花样甚多，既可以做面，也可以做粥，还可以做成松软的馒头、香甜的油饼、酥脆的煎饼和各式糕点等。

在辽朝的祭祀仪中，也用各种面食作为祭品。此外，受辽朝契丹民众信仰佛教的影响，其饮食结构也逐渐由以荤食为主逐渐转变为以素食结构为主，吃斋念佛成为了辽朝契丹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综上来看，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不仅保留了本民族以肉食和奶酪为主的特色，还吸收了汉族的部分饮食习惯，饮食习惯也由辽初的简单、粗糙逐步转变为精细与多样化，同时，饮食结构也更加合理和健康。

契丹族是游牧民族，四季要随季节、草场不断迁移。为适应草原地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点，其居所多为便于拆装的毡帐或车帐。契丹人造车帐的技术则是从黑车子室韦那学来的。宋人姜䕫在诗中，形象的描绘了契丹人的放牧生活与居住状况。游牧民族的帐篷冬为毡，夏为布。昭盟辽墓壁画中绘有契丹人居住的帐篷，半圆形顶，有皮绳拴缚，外形极似蒙古包。

阿保机叔父述澜时，契丹人便开始有了居室建筑和城邑。辽朝建立后，随着大量的汉人、渤海人迁入，为便于安置和管理这些汉人、渤海人，建置了很多州县城邑。随着契丹族与汉族等农耕民族交往的日密切，特别是随着辽朝生产方式的转变，部分契丹人的居住方式也逐渐由游牧转为定居。

如辽代五京城邑中居住的契丹族，以及其他部分游牧民族，已转向定居生活，但是，他们虽居住在城邑中，但城内没有多少固定的建筑物，大部分契丹人仍住在搭建的毡帐中，可见这些空地就是用来搭建毡帐的。

总之，有辽一代，契丹人的居住方式既有在城邑定居的，也有逐水草游牧的，其居所既有游牧民族传统的穹庐式的毡帐，亦有吸收了汉人草庵板屋特点而建的茅草房。

这种居住景象的形成，正是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相互学习，进而相融合的结果。但是，契丹人无论逐水草而居亦或居住在城邑，他们大多喜欢住在毡帐中，即便是辽朝皇帝虽有五京宫殿，但大多数时间仍居住在豪华的毡帐中，过着四时捺钵的生活，这充分体现出民族融合的民族性特点。

契丹族从古八部到建国初期，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其婚制实行氏族外婚制。如耶律为皇族，萧氏为后族，其他无姓氏的契丹人，纷纷附姓耶律、萧氏，其中，皇族只能与后族通婚，因此，耶律与萧氏是契丹族两大重要的通婚集团。

同时，也实行各部族之间相互婚嫁的婚姻制度。在婚俗上，契丹族结婚不重门第，如辽承天皇太后的姐姐齐王妃，就嫁给了番奴挞览阿钵。契丹族也可以自由择偶，离婚再婚现象较为普遍。有的契丹女性甚至离婚、再婚数次。如景宗之女淑哥，因与驸马都尉不谐而离婚，后改嫁萧神奴；圣宗之女严母堇，曾四次离婚。

由于契丹妇女离婚再婚现象普遍，致使圣宗曾下诏“禁命妇再醮”，但成效甚微。此外，契丹族在婚俗上还保有原始婚制的遗俗。如甥舅婚、姑侄婚、收继婚等落后的婚俗。

由于长期以来的征战、迁徙等原因，特别是随着大批汉人、渤海人以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与契丹族杂居共处，而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也在辽朝传播开来，受此影响，契丹族传统的婚姻习俗，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契丹族旧的婚姻制度难以维持。

首先，是各民族之间互相通婚，并得到了朝廷的允许。会同三年十二月，契丹皇族不仅与萧氏后族通婚，还与汉族、奚族、渤海族互相通婚。如耶律倍夫人高美人、夏氏为汉人，大氏为渤海人；世宗甄妃为汉人。圣宗女儿十哥下嫁奚王萧高九。到兴宗时，各族通婚也得到允许。

契丹贵族与汉族、渤海族通婚也较为普遍。如平王耶律隆先的母亲为渤海人。晋王道隐的母亲为汉人。除皇室、贵族之外，各民族普通百姓之间也相互通婚，辽代民间传唱：“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由此可见，胡汉平民通婚，已成为了辽代社会中的普遍现象。

其次，建立了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婚制。契丹皇族为维护高贵血统，开始重视门第与名分，不允许皇族与卑小帐族之人通婚。

随着辽朝文明程度的提高，辽朝统治者逐渐改革旧的婚俗，以使契丹族婚俗更加接近封建文明。同时，契丹人也逐渐摒弃了妻后母、报寡嫂等陈旧落后的婚姻习俗，出现了契丹贵族耶律宗政，拒不与后母成婚等事件。可见儒家传统文化对契丹婚制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