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座青春之城，梦想之都，是每天都有人爱着恨着、笑着哭着的都市大剧场。在一栋农民出租屋里，我曾认识一位女孩名叫桃花。十几年时光匆匆流逝，“人面不知何处，桃花依旧笑春风。”那朵美丽、热情、爽朗的桃花，是在风中微笑还是零落天涯？

在一个烈日似火的下午，我浑身臭汗，打着赤膊，搬家到福田区巴登街城中村一个四房两厅的一间小蜗居，9平方米。二房东杨姐租下来，把两个阳台和一个厅都隔成小房出租。

我大白天推门进去，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只有阳台上才有。我伸出手，可以轻松摘到对面阳台上挂着的衣服，这是农民村典型的“握手楼”。

适应了黑暗后，我看见一位身材苗条、长发飘飘的女孩，我朝她点点头，她嫣然一笑就进了自己的房间。那时我已成家，妻子怀孕了没有上班，后来从她唠嗑中我知道她的大致情况。她是湖南益阳人，12岁时父母双亡，老家还有一个大她两岁的精神不太正常的哥哥。

“东西南北中，发财去广东。”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响遍全国的顺口溜。她16岁闯广东的第一站是广州，在一家粤菜馆当服务员，包吃住每月400元。她个头高挑苗条，面若桃花，粉面含春拂杨柳，朱唇未启笑先闻。她是典型的湘妹子：性格爽朗，做事麻利，反应敏捷，很快在花丛中脱颖而出，翩翩起舞，自然而然就招蜂引蝶。

一家江苏建筑公司常驻广州办事处的老总常来这儿请客吃饭，他妻儿在老家，兜里有钱，便动了包二奶的歪心思。桃花刚从乡下来到花花世界，这么单纯的小姑娘，哪里经得住这种老猎人的哄骗？不知不觉就上了圈套。等她知道他有家有小，后悔了想抽身离开，却身不由己，她怀孕了。那是她心里最纯真的爱情的结晶，无论如何她非要生下来。这包工头一看大事不好，扔下一点给她堕胎的钱，彻底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她找到房东，准备按他身份证复印件上地址去找他算账。她有湘妹子的情深义重，更有一股惹火了就辣翻天的英雄无畏。她到派出所报案，一查是假身份证，Bp机也停了，至于上班具体公司地址和电话他从没告诉她。那时没有互联网，证件全是手造。况且这样的事在广州多如牛毛，也不算犯罪，每天飞车抢夺的案子都一堆，哪里查得过来？派出所几句话打发她走了，她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娘娘不听。

打掉了孩子，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心，她来到了深圳，在另一家粤菜大酒楼上班当迎宾小姐。

那时就业岗位稀缺，僧多粥少，人工便宜，是老板的黄金岁月，说一不二。稍微上档次的酒楼，门口都有几个模特儿一样的美女，我路过时只要看一眼，美女们必定朝我甜美地微笑着招呼：“老板，请进来喝茶啦。”桃花试用期工资500元，包吃住。可是穿着8厘米高跟鞋站十多个小时，楼上楼下招呼客人，她那虚弱的身体哪里挺得住？每天累得脸色惨白，一下班就虚脱倒在床上。老板一个月不到就炒她鱿鱼。

每一个孤身来闯深圳的人，都是一片浮萍，想要生存下来就得自寻渡口，自找归舟，狂风恶浪会把你带到哪里，那只能自求多福。她哀求老板让她多住几天，马上在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找了一家电子组装厂的流水线工作，试用期3个月，每月工资300元，包住不包吃，每班12小时。比起当迎宾小姐的唯一好处是可以坐着上班。

300元一个月工资，她自己再节约也没办法抚养在老家的精神不正常的哥哥，何况这点工资还经常拖欠。那时也有劳动法，除非闹出群体事件，基本上没有执行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当时的情境，也确实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就业和一大堆社会难题，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是中国当时参与世界竞争的最大比较优势。

几个月后，万般无奈之下，她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回头找到原来上班的那家酒楼，当时有位叫阿娇的迎宾小姐跟她聊得来。

那时揾工跳蹧实在太频繁了，老板说阿娇早就辞职，“嫁了”一个香港大款，回来吃过几次宵夜，一身珠光宝气，看得这些姐妹们眼睛放光，也妒火万丈。

桃花要到阿娇的call机，请她帮忙。没多久，一位香港货柜车司机“爱上”她，租下这个单间。我见过这位香港司机，才三十出头，脖子上戴着牛绳一般粗的黄澄澄的金链，斯文帅气，说话嘴巴上抹了蜜一样甜，经常从香港带些廉价但是时髦的化妆品、衣服回来。桃花陷进去了，做着甜蜜的等着嫁到香港去的美梦，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谈多少钱一个月？那不成了买卖？她炒得一手好菜，学会了广东煲汤，两年为他堕了三次胎，桃花把他侍候得像公子、王孙一样。

桃花像《潇洒走一回》的歌中所唱：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可惜没有谁跟她用真情换一生，这位香港货柜司机只想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两年后他玩腻了，玩失踪了，再也没来过。昨天还如胶似漆，所爱的人猛然就消失，“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她大病一场，幸亏杨姐精心照顾，可是房租得交，在深圳谁活得都不容易。桃花开始去夜总会上班。有一天晚上九点多，我下班在村口碰到她浓装艳抹往前赶路，我哈哈一笑地打招呼：“这么晚了，你去哪儿玩啊？”她歪过头把我当成空气。

桃花其实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儿子出生后，难免昼夜颠倒哭闹，想找一间公寓，她急忙说：“要不你们住我这间带阳台的，大很多，我住你们这间。你们搬家很累又多花钱，再说，住在这儿大家都熟悉，你在外面干活，我们可以帮忙照应，我可不是- -不是自己想省钱。”这话说到我心坎里。我那时是装修包工头，早出晚归，经常加班到夜半三更才能回来。桃花很喜欢我那胖嘟嘟的儿子，有空就抱去逗他玩。

不久她认识了一个姓王的台湾人。

那时台湾没有直通大陆航班，他都是经香港转机来回，深圳是必经之地。王先生祖籍浙江，四十出头，虽然是台湾土生土长，台湾腔调中依然夹杂着江浙口音，举止谦和，彬彬有礼，但从来没给过桃花礼物。她吸取教训，王先生每次来过夜，收400元，送一顿桃花做的美味的晚饭或者午餐。他如果住酒店带吃饭，也得花这么多。我有一次听到杨姐唠叨：“你怎么又怀孕打胎？你这傻丫头不要命了？”

桃花的哥哥也从乡下来闯深圳。他瘦高的个子，皮肤白晰，短直的头发中分，说话打招呼很清晰宏亮，是个精神小伙子，只是眼神有点怪异，看人时眼珠随着脑袋不停转动。他每天早上打好摩丝、穿着白衬衫红领带，提着人造革公文包，精神抖擞赶到安利公司参加直销培训，晚上回来时就在公用客厅、阳台上、甚至洗手间挥手大喊：“我来了，我，要成功！我一定成功！耶！……”

桃花有言在先，请大家多多包涵。同是天涯寻梦人，相逢何必相为难？

他在桃花的房间打地铺，每天吃饭、坐车、抽高档都要钱，而且被忽悠不断花钱买安利产品回来卖。从美容护肤品、洗涤剂、洗衣粉到纽崔莱保健品，在我们七户中慷慨激昂地推销，一问价格，贵得离谱，谁买？为了冲业绩升级，他照买不误。有天半夜，我见他扛上来一个长条形半人多高的大箱子，一问是安利净水器。桃花的房间很快堆满了，像街边的杂货铺。

桃花本就没存下钱，开始好言细语地劝他哥别再买，先把这些宝贝卖完。她不给钱，他就大吼大骂，接下来动手打，再接下来到厨房拿菜刀威胁。

客厅有一部电话，方便大家回复call机或对外联系，正常每人分摊20元足够。这个月杨姐去交话费，居然比上个月多20倍，她脸色煞白脚发料，打出清单核查，有好多夜半拔打的声讯台号码，收费每分钟一元多，每个时长都超过一小时。明显是桃花哥哥打的，可是没有确凿证据，她坚决否认，在深圳谈钱时，别谈感情啦。要我们全体租户分摊？小雷和小石叼看香烟嘻皮笑脸地说：“杨姐，我俩不可能多出一分的，除非你陪我们睡一晚。”

小雷和小石是江西抚州一个军工铀矿职工，初中毕业混了技校，然后下井挖矿。国家大裁军，他们工厂和矿山下马，呆在深山里无事可做，就来深圳了，没有稳定的职业，多数时候是安装监控摄像头。

那个月杨姐亏本了，她长叹一声：做什么生意都是风险。她只好把电话牵进自己的睡房，有需要用的进去打。

杨姐体态丰腴，穿着随意清凉，她常穿宽松衬衫和半截大头短裤，露出雪白的大腿和胳膊。桃花斯文地先敲门再进去，小雷和小石经常恶作剧，装着万分火急，闯进去回复call机，把杨姐吓得尖叫，有时她破口大骂。小石家是开个体餐馆的，他长得帅气，嘴滑皮厚，故意一脸不屑地调侃：“杨姐，我都不怕你占便宜，你叫什么鬼？外面人还以为你叫床呢！”大家哄堂大笑，杨姐也无可奈何。

深圳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奇迹发生。他俩那段时间还真做成了几单生意，开始胡吃海喝，买名牌服装，上夜总会。香烟档次从“白沙”换成“中华”。桃花从满脸嫌弃到含情脉脉，跟小石同进同出，比翼双飞。

桃花的哥哥熟悉场地后，越来越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家。厨房是公用的，他想吃就进去找，也不管是谁的，吃撑饱了才出来。我下班没有规律，他几次都把我的饭菜吃光了。桃花红着脸请我原谅，有一次炒了一大碗牛肉给我吃，又脆又嫩，又辣又香，真的好吃！

他脾气越来越暴躁，每天逼她拿钱创大业，不给就挥舞菜刀砍桌子劈门，她真怕了。有天早上她忍无可忍报警。十分钟后村治安员领着警察进来，一拥而上把他铐上要带走。

桃花忽然从房间冲出来，发疯似地抱着她哥哥，对警察说：“不，别抓他，我只是想吓唬一下他，他是我亲哥哥，头脑有时不清楚，你们别抓他！”她哭得撕心裂肺，杨姐和我们都作证。警察盘问几句，看看他神情后，严厉警告他不许拿刀动棍，然后摇头叹息走了。带回派出所又怎么处理他呢？那时的深圳治安和警察的压力极大。

亲眼看到目前这种状况，小雷和小石搬走了。我也胆颤心惊，她哥哥几次纠缠着我买安利产品，要发展我做他的下线，我都拒绝了。万一哪刻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不久我也搬得远远的，再也没有见过桃花。

偶尔想起自己在深圳的青葱岁月，阵阵惆怅。哦，我的巴登街，我的邻居们，我的并末远逝的青春。

吕有德，1969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现在定居深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深圳有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