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伊宁阿合买提江街人民公园内西侧，耸立着一座具有新疆少数民族风格的烈士纪念塔，塔顶为金属镀金穹拱，塔身用维吾尔、哈萨克、汉三种文字镌刻着主席的题词：“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合买提江.卡斯木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列里汗.苏克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塔遍植花树，葱茏茂密，在正前方，繁花环拥，树木拱卫，跃入眼帘的是鲜花丛中矗立着五位英雄的塑像，据陵园工作人员介绍，这五位英雄人物，便是上世纪新疆三区革命军政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卡斯木、新疆三区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政治部主任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新疆三区文化战线的领导人罗志。
三区革命，指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乱时期发生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当年正值民国时期，封建军阀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地区进行残酷统治，各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帝国主义向新疆扩张势力范围，严重阻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深受剥削压迫，倍受贫困苦难的煎熬。推翻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要求。
当年，这一带地区不少地方，尤其是伊犁的东南北三面，大都处于天山山脉的环抱之中，只有西面的开阔地与苏联接壤，两地交通极其便利，苏联进行援助十分方便，而当时统治这里的一些军阀，要派出兵力去镇压非常困难，不仅要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而且当时正是严冬季节，衣装单薄，不耐严寒，当时，这些民族游击队人地两熟，还备有御寒的皮衣、皮帽和毡靴御寒，又有马匹骑乘，这场武装斗争很快就取得了胜利。随后建立了临时政府组织。
今天，在新疆三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中，记载着五位英雄在当时革命形势复杂、困难的局面下，思想日趋成熟和力量逐步壮大，顺应历史潮流，坚持正确立场，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拥护党的领导，革命最终走向了正轨，为三区革命汇入伟大的祖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此前盘居在甘肃、宁夏和青海一带的“五马”（即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马鸿宾、马继援），在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其部队主力撤到这一带，并与新疆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妄图象外蒙一样搞“独立”，还指望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承认和支持，倘若这一阴谋得逞，解放军进军新疆就会遭遇重大阻碍，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转变为国际问题，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非常不利。
为使我们尽快解放新疆，让这片土地真正的自治，不走弯路，上级安排与三区革命重要领导人进行沟通，使他们日益增进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他们也将三区革命的前途，同解放战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并与解放军紧密合作，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支持保证了兵员、粮食、被服的供应和枪弹医药的输送。
与此同时，一些逆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根本得不到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加之从内地调来的军队人地两生，不了解新疆的情况，不耐严寒，新疆公路运输线长，供应跟不上，各乌合之众被各个击败；军事指挥笨拙，失误百出，处处被动。失败也在情理之中，最后的结局是一败涂地，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新疆得以和平解放。
这五位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英雄，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为此，正式邀请他们组团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也就是协商建国会议，更为重要的是参加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时代开始的重要时刻的开国大典，见证这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
1949年8月23日，这五位英雄，率团由新疆伊宁乘飞机赴京出席这次重要的会议，借道苏联阿拉木图，转乘飞机。前往北平时，遭遇恶劣天气，在飞机飞越贝加尔湖时不幸撞山。机上包括新疆代表团5人在内的17人全部遇难。鉴于特殊的形势，此事当时没有公开，只有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
这五位英雄在建国前夕的不幸，令许多高层领导人痛心疾首，当时主席惊悉此噩耗后，当即指示发电报为五位烈士表达了沉痛哀悼，并亲自题词，称赞他们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烈士们的功勋，将载入革命史册永垂不朽！同时，对烈士的家属做了妥善的安排。并编写五位烈士的英雄事迹供后人传颂。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维吾尔族，1914年4月14日出生于新疆伊宁一个贫寒农民家庭。8岁丧父，后随舅舅迁居苏联，并在那里求学，后接受先进思想教育，回到伊宁后，以从事木工、玻璃匠等手工劳动为掩护，开展秘密宣传活动。伊宁武装暴动爆发后，他立即投身于攻打伊宁的战斗中，并先后担任三区报社编辑、三区临时政府秘书、军事科科长等职。当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以三区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为首的民族分裂分子手中，他鼓足勇气，采取各种方式，与危害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由于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曾作为三区谈判代表之一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同国军代表张治中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了“和平条款”，由于他的突出贡献，他当选为三区最高领导人，他多次动情地对新疆三区各族干部群众说：“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区是新疆的组成部分。伊犁是我呱呱落地的地方，是埋葬我们祖先的地方，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家乡。”
在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时候，阿合买提江收到主席邀请他赴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亲笔信后，非常激动，欣然回信，并在回信的落款之处最先的签名是“三区特区政府主席”，很快他又将政府主席这几个字划掉，写成“特区人民代表阿合买提江”。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动，但充分体现了他一贯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的态度和立场，也充分体现了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从人民中来，是人民的儿子。
新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阿合买提江，在革命的道路上追求真理，立场坚定，英勇战斗，为中国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史增添绚丽的光彩，在新疆近代史上书写光辉的一页。他飞机失事牺牲时年仅35岁，他的妻子玛依努尔•哈斯木化悲痛为力量，沿着阿合买提江的足迹前进，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抚育一儿一女，独身一人度过余生。她先后担任过伊犁专区妇联副主任、伊宁市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2003年离休。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１９０２年出生于新疆乌恰县吉根乡斯木哈纳村一个柯尔克孜族家庭。16岁时他成为部落的一名管理者，当时，新疆当局在乌恰县斯木哈纳、托云等地成立了边卡队，他替父从军，随后赴苏联学习军事，从此接受了先进思想。学成回国后，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一度出任新疆地方部队团长、旅长，投身于平定民族分裂分子策动的武装叛乱的战斗，为确保南疆地区安定、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却遭到新疆军阀盛世才撤职，并下令对他进行逮捕，得知消息后他逃亡苏联。
伊斯哈克伯克根据自己多年在南疆一带活动，人地两熟，特别是由于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人民不堪忍受，不断奋起反抗的情况，决定在南疆喀什一带组织武装斗争，建立“解放组织”一边大力向人民群众进行反抗反动派的宣传，一边加紧建立武装游击队。他亲自带领一部分武装人员潜往阿合奇虎狼山等地，对这一带具有军事价值的道路、隘口、河流和山丘进行了详细侦察，为夺取乌恰、阿合奇等柯尔克孜族居住区进行准备。紧接着，他率领队伍进攻敌人警察局，占领国民党军政指挥部。
在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中，伊斯哈克伯克从其长期的军事生涯和经验，取得了很多胜利，全部攻克敌军三个据点和解放整个伊宁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鉴于他的功勋，三区革命政府正式授予伊斯哈克别克中将军衔，并任命他为民族军最高司令官。蒲犁革命爆发后，三区革命政府派伊斯哈克别克来蒲犁作具体指导工作，他到蒲犁后，整顿了部队，建立了两个骑兵旅，并在现阿克陶县奥衣塔克等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打击土匪叛乱巩固和保卫新疆三区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特别是西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贡献，他对新疆三区干部群众特别是民族军将士不断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大力宣传党的主张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令人可叹的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正要大展宏图的时候，因乘坐的苏联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47岁。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维吾尔族，祖籍新疆阿图什，1921年9月出生，在青少年读书期间，就受到先进思想的教育和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在担任教师、督学、翻译工作期间，思想倾向于进步组织，成长为一名骨干成员，进行了大量的秘密的暴动准备工作。三区革命胜利后，阿巴索夫任“临时政府”委员兼内务厅厅长、宣传部部长、三区民族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同民族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民国时期民族情绪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文武全才的维吾尔族青年领袖阿巴索夫，冲破世俗偏见和重重阻力，与汉族女子杨凤仪谈恋爱，没有想到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先是杨凤仪的父亲则是坚决不答应，杨父认为这是有伤风化的叛逆行为，杨凤仪每天都生活在爱情和亲情的矛盾、信仰和理性的冲突、民族观念与政治压力的冲击当中，可真是度日如年啊。有一天，杨凤仪称自己害怕坏人闯进屋，请阿巴索夫留一支手枪防身，谁知她拿着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等阿巴索夫冲到她跟前时，杨凤仪已经倒在血泊之中。阿巴索夫抱着杨凤仪的身体泣不成声。他这种为爱殉情在当地流传久远。
阿巴索夫经常说：“维吾尔族、汉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和中国人恋爱、结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随后，他冲破重重阻力，又娶了一位名叫吕素新女子为妻，吕素新容貌非常漂亮，当地的老百姓叫她“黑牡丹”，两人通信中，阿巴索夫用的笔名是“毅然”，而吕素新用的笔名是“爱然”。“爱然”的笔名很有来历，是阿巴索夫早年的亲密战友和恋人杨凤仪的笔名，吕素新与阿巴索夫婚后很快就生下三子孩子，眼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不幸的是，阿巴索夫等三区领导人乘苏联飞机到北京参加政协的途中，在外贝加尔湖附近机毁人亡，时年28岁。他年轻的妻子吕素新十分悲痛，雪上加霜的是，吕素新和阿巴索夫所育的两个儿子在阿巴索夫遇难后不久，也先后夭折。留下一个遗腹女儿哈吉娅，维吾尔语：纪念，之意。成年后，哈吉娅和妈妈一起生活。
吕素新女士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还是风度盖人，风韵犹存。她把哈吉娅培养成人，看得出她对于故地、故人的深情。同时，吕素新心地善良，而且十分眷恋三区革命时的那段非同寻常的爱情。在70年代中，她专程从北京到新疆祭扫丈夫的陵墓，也去纪念了自己的老师-----为阿巴索夫殉情的杨风仪。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1906年生于新疆科布多乌列盖地区，这里属最早牧居在阿尔泰的哈萨克阿巴克克烈部落的切如齐部落。他的祖父吉里可什兄弟15人，在牧民中有较高的威望。祖父死后，父亲苏古尔巴也夫被封为切如齐部落的台吉，父亲病逝，他的哥哥都尔布提汗继位。这期间，沙俄残匪在塔城遭新疆省军和苏联红军合击后，率万名白匪窜入阿山额尔齐斯河南岸，达列力汗的哥哥与红军秘密联络，通报匪情，被白匪杀害。达列力汗侥幸逃命，尔后派人向红军报告匪情并作向导，将大部分白匪围剿。达列力汗为此受到了苏联红军的热情称赞，红军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到苏联接受过军事训练。
三区革命期间，达列力汗从苏联回国，在阿山从事民族解放运动，他成立25人的领导机构，出任“阿山革命临时政府”副主席、游击队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很多牧民都加入进了革命阵营，游击力量不断扩大。在他的领导下，阿山全区获得了解放；此后，他先后任阿山副专员、民族军阿山骑兵团团长、三区临时政府委员、民族军副总指挥兼阿山专员等职，并率领民族军粉碎了乌斯满匪帮对阿山专区的进攻。他主政阿山期间，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
1949年8月，解放军攻势如破竹，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达列力汗接到来自首都北京的邀请，前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非常高兴，当天乘车前往布尔津，换乘飞机飞往伊宁。不料飞机在和丰上空发生故障，只得返回布尔津，他心急如焚，重新乘车两天两夜赶到伊宁，并与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罗志等四位受中央邀请的代表同机前往，再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43岁。
罗志，原名罗长生，化名庚克，1918年出生广东高明杨和镇圆岗村的一个小商人家庭。至今，在杨和圆岗村距高明城区西偏南12公里处，这里围着一个小山岗而建的，中间高，四周低，地形较圆，所以命名为圆岗。村中有六条村道连通新、旧村。有坐西向东，三间两廊格局，建筑面积216平方米的砖瓦房，这便是罗志烈士故居。他11岁时离开老家，跟随叔父到吉林长春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民众救国军，后由于孤军作战，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933年初，罗志从苏联到迪化，先后入新疆军官学校、新疆学院学习，此间接受先进组织的培养和教育，参加了反帝爱国群众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新疆学院毕业后，罗志曾留校工作，后又任省立简师训育主任兼迪化反帝会干事等职务，在营救被盛世才关押的革命者与推动新疆解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在峥嵘的革命生涯中，他曾多次入狱。
三区革命之后，罗志留在迪化坚持地下斗争，负责领导地下进步组织“民主革命党”迪化区委会（即“战斗社”），出版《战斗》周刊。他以“庚克”为笔名为《战斗》周刊撰写了大量文章，大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宣传先进组织的主张，揭露反动派罪行，并组织和领导迪化的学生运动，为推动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不懈努力，他成为新疆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人物。并受邀请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因飞机失事，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不幸遇难，年仅31岁，让人分外悲痛哀伤。
五位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英雄，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是新疆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为了纪念他们的光辉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为英雄修建了高大的纪念碑，他们的英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
五位英雄牺牲之后，当时，因建国大业的形势所迫，中央又指定另外三人重新组成新疆代表团，赴北京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代表团长的是在三区革命时担任过团长、后来三区临时政府时担任教育厅长、宣传部长等职务的赛福鼎·艾则孜，他带着代表团经苏联境内飞抵赤塔，再乘火车经满洲里来到了北京。很快，第一届政协会议就在北京隆重举行。
后来赛福鼎艾则孜还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开国大典，赛福鼎站在主席身后，面对着新中国即将诞生，他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和激动之中。整个开国大典仪式十分庄严，面对着五星红旗冉冉上升，随风飘扬，象征我国的崛起与独立。这一刻，民众们共同齐聚开国大典典礼现场，共同期待着新中国的成立，新时代的到来。赛福鼎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站在主席身后，聆听着主席讲话，他和主席共同见证了新中国历史性的一刻心里十分激动和自豪。
回到新疆之后，赛福鼎担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及新疆军区的副司令员。在赛福鼎艾则孜等人的领导下，新疆渐渐走入了正轨，1955年赛福鼎被授予了开国中将军衔。同时新疆参加三边革命民族军的还有四人授予少将军衔，他们是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维吾尔族；祖农·太也夫，维吾尔族；曹达诺夫·扎依尔，维吾尔族。
据当年授予少将军衔的曹达诺夫·扎依尔将军回忆说，1955年全军大授军衔的时候，我看到一套璀璨耀眼的将军礼服赫然居中，蓝莹莹者，领边、袖头、裤中均镶花边饰条之上下礼服也；红丹丹者，大沿帽配圆形“八一”红五星帽徽也；黄灿灿者，一个“豆”的中将领花和金丝肩章。心情无比激动，此时此刻，便想起我们民族军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为“三区”临时政府军事部长，依斯哈克拜克为民族军总指挥，苏克尔巴也夫为副总指挥、阿巴素夫为民族军政治部主任。即使是罗志也是宣传战线的高级别干部，要是他们还健在的话，其地位均高于赛福鼎·艾则孜，很可能授予更高的军衔，言谈之中感到十分的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