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元年。宦官刘瑾擅权，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20多人触怒刘瑾，被抓进大牢里。王阳明当时为兵部主事，上奏折为戴铣等人陈诉冤情，结果也触怒刘瑾，被廷杖40，贬斥到贵州修文龙场担任驿丞。在前往龙场途中，刘瑾派出刺客追杀，王阳明假托跳江才得以逃脱性命。

龙场位于茫茫大山深处，苗人和僚人杂居，偏僻莽荒。当别人听说王阳明被发配到如此“简陋”地方时，都认为他无法在那里居住。但王阳明心里却很坦然，借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欣然前往。来到龙场10天后，王阳明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这里没有华丽的宫观，没有繁文缛节，就像远古时候，规章制度还没有健全，居民处于一种很淳朴的状态。

王阳明到来时没有房屋居住。后来迁居到龙场东边的山洞里，但山洞里阴暗潮湿。那时候龙场的老百姓，老老少少都来看他。王阳明很喜欢与他们接洽。久而久之，龙场之民看到王阳明经常在茅草丛里睡觉，便相互帮忙砍了一些树木，为王阳明修建了一座木屋。王阳明用松竹覆盖屋顶；在木屋前种植花草竹子；又分割出几间房子来，存放带来的古琴和图书。王阳明把自己的房子命名为“何陋轩”，意思就是“不简陋的屋子。”在何陋轩前盖了一座竹亭，命名为“君子亭”。这时候他的读书讲学之所就略略具备了。四周的士子们前来游学的渐渐多起来，都集中在何陋轩周围。

龙场是王阳明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在此之前，他已经对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有很深的涉猎。弘治二年，王阳明18岁，从京城返回浙江时，经过江西上饶，拜会了理学大师娄谅，与娄谅谈论朱熹格物致知之说。这时候他认为“读书登第”并非人生的第一等事，做一个“圣贤之人”才是重要的。他一改往日活泼的性格，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圣人”。为了实践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他决心去穷尽竹子的“理”，后来坐进竹林里7天，丝毫没有结果，以至于劳神成疾。这时候王阳明对朱熹的理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先秦儒家也非常不满意。

王阳明在龙场亲自督导民众学习，深受士子们爱戴。有一次，当地苗民要重建一座祭祀“象”的祠堂，请求王阳明写一篇碑记。王阳明问道：“你们为什么要祭祀象？你们知道吗？象是大舜的弟弟，他为人不忠不孝，你们为什么不祭祀舜，而祭祀象呢？”苗人道：“我们也不知道，只不过是祖先留下来的规制，我们不敢不尊崇！”王阳明感慨地道：“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这是因为君子爱一个人，就会爱屋及乌，更何况象还是圣人的弟弟？古代不忠不孝的人很多，为什么这里独独有象的祠堂，就是因为这里的人爱戴大舜，深入人心，久而久之，连他的弟弟象也被化为圣人了。由此可见，人性本善，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就算象这样桀骜不驯的人，也是可以被圣人之道化为圣人的！”

此时他对儒家的思想有了深刻的领悟。认为只有“心”才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世间的一切“认识”都是“心”的产物：“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多年的疑惑一朝破解，王阳明用一个“心”字，把儒家纷繁芜杂的学说“贯通”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写下《教条示龙场诸生》等文章。把自己的认识教授给当地士子们，士子们无不欢欣踊跃，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每到耕作之余，何陋轩周围都聚集了四面八方的士子。半夜里还有人在唱歌。

“龙场悟道”标志着王阳明“心学”的诞生。士子们称他的学说为“阳明学”。“阳明学”主要包括这5个方面：

1．对朱熹理学的批判性认识和发展

宋朝理学极大发展了儒学。把《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发扬地更加细致化。要达到智慧，必须先明白事物道理。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王阳明认为，就算我们研究出事物道理，是不是反过来还要寻求内心的意愿？这就把寻求“事物存在的道理”这样一件事，归结为“内心”的一种主观能动性，也即：心是认识万事万物的本源，离开了心，事物的道理是不可能被认识的！“心学”是对宋朝理学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朱熹注重事物原理的一方面，也即注重它的“客观性”，王阳明注重事物存在的“主观性”，也即认识事物的能力。

2．理不外求，心即理

格物致知，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原理——这是儒学自从先秦时代就有的一种观念，集中体现在子思所著的《大学》里。追求“大学问”有一个次序：研究事物的道理才有智慧，有了智慧才能端正态度，态度端正了才能心思纯正，心思纯正才能修养身心，身心修养好了才能整齐家庭，家庭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好了才能平定天下！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由“微观世界”进入“宏观世界”的过程，是由“物理学”到“社会学”的过程。

宋朝理学家们极大发扬了《大学》里这个“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很不了不起的事情。遗憾的是，理学家们始终没有再前进一步：他们明白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原理”——也即都有“物理”——至于怎样求得这个“物理”，他们就全部束手无策了！以至于迷惑理学如王阳明者，只得像和尚坐禅一样坐在竹林里，希图用这种“玄幻”的手段来得到竹子的“物理”！在不满足于“格物致知”之说后，王阳明“领悟”到了“另一条道路”，就是回归自己的“内心”，如果失去了自己的心，事物纵然有“道理”，也是无法被“格”到的，也即不可被认识的。

3．知行合一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与“理”不是分裂的，2元论的，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事物而没有心，事物是不可被认识的，有心而没有事物，也是不可能产生“认识”的。“心理和一”，也就意味着“知行合一”。而不是像宋朝的理学家们一样，认为“知”在“行”的前面，“知”与“行”是分裂的。“知”与“行”并不是2个方面：“行”就是“知”，“知”就是“行”，“知行”都存在于“心”中，是“心”的“一体二用”：知是行在主张，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

4．良知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

良知是心的本来面目。心的本来面目就是天理。天理也就是良知。人人都有一颗心，这颗心能判断是非。良知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舜的弟弟象虽然桀骜不驯，但他内心也是有良知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良知往往被欲念所蒙蔽，因此需要修这颗心，用良知代替私欲。私欲就是“心中的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但只有“破了心中的贼”，才能恢复良知。

5．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天人合一”是“开悟”的很高境界。即把自我与宇宙融合为一体，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宇宙就是我心，我心就是宇宙。人是“万物的灵长”，但从宇宙的角度来说，人与花木草石本没有什么两样。万事万物都融合于同一个“整体”！王阳明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把“天人合一”的观念，由“形而上学”的观念，扩展到“社会学”的层面：由自己的“内心”出发，“上”要明白“宇宙”运行的客观“规律”，也即“明德”，“下”要明白“人心”运行的客观规律，也即“亲民”！“心”把天地万物“贯通”起来。

在儒学数千年的发展过程里，不能否定的是：它不断接受外来思想，融合于儒家学说。儒道两家都源于《易经》，是《易经》这棵古老智慧常青藤上生长出来的两大分支。儒学不是宗教，儒生们也没有“非黑即白”的狭隘观念。道家的观点儒家可以接受，佛家的观点儒家也可以接受。佛学“中国化”后也掺杂了很多道家和儒家思想。这是中华文化很具有包容性的地方。

“心学”的产生是对儒学的一个推进。照王阳明门徒的说法：“心学”原本就存在于先秦儒学中，只不过经过2000多年尘沙，这个“观念”掩埋起来，后代儒生无法窥见这个“秘密”，王阳明重新把它“发掘”了出来！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心学”的产生也是外部原因启发的结果。

佛学和道家的思想对王阳明有很大影响。在对朱熹理学感到困惑后，王阳明曾有好几年沉迷于道学和佛学，对两家的经典都有很深的涉猎。他曾一度认为：佛学才是真正“圣人”的学问。儒学与佛学相比，各种观念纷繁芜杂，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起来很不方便！后来他去九华山游历，在“阳明洞”中建造了一座书房，希图把道学和佛学“领会”贯通！但在深入佛学的过程中，王阳明对佛学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甚至比对儒学的怀疑还要大，这促使他又回到儒家。佛学对世界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为何王阳明又放弃了佛学？就在于他发现了佛学的3大缺陷：

1．佛学一再声明不执着于“名相”，恰恰执着于“名相”

“名相”是佛学里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意识”对事物产生的诸多观念。执着于“名相”的结果是，“观念”恰恰阻碍了我们认识到真正的事物。正如在《金刚经·如理实见分》中所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才见如来。”《庄严净土分》里说得更明白：“佛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佛说大身，是名大身。”换言之，佛所说的一切“概念”，只是一种“名词”，而非事物本身。事物本身是“无法言说的”！无法言说的才是如来境界。但佛学一个无法破解的矛盾是：它不需要语言，恰恰产生了最多的语言：佛经卷帙浩繁。

2．佛学没有君臣父子夫妇的人伦观念

这是王阳明对佛学的一个很大“不满”。在与门徒黄以方谈到这个话题时，他说：佛怕父子累，逃避了父子；怕君臣累，逃避了君臣；怕夫妇累，逃避了夫妇。但是儒家不同，我们有父子，还它一个仁；有君臣，还它一个义；有夫妇，还它一个别。既观照了人伦，还不执着于名相。

学佛的人大多数都会走“出家”的道路。出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逃避”，是一种“绝情”。唐朝的和尚法显可以作为一个事例：法显5岁出家，后来他的父亲死去，他母亲年老无人赡养，因此舅舅勒令法显还俗，以来赡养母亲。但法显言辞拒绝了舅舅，说出家之人已经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他心中只有佛，没有父母！舅舅十分惊愕，只得服从了法显的意愿。

3.佛学无法推行社会治理

既然“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伦纲常观念”，自然无法进行“社会治理”。这与儒家“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王阳明称佛氏“自私”，只观照个人的修养和解脱，于社会进步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