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今佛道论衡》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唐贞观二十一年。出使西域的李义表回到长安，向唐太宗奏道：“东天竺童子王那里，还没有佛法，臣告诉他，‘中国没有佛学之前，也有得道的圣人名叫老子，他的学说在民间流传很广’，童子王道，‘如果能得到老子的经典，我们一定信奉实行。请您回去后，把老子经典译为我们的语言。’”唐太宗听说后很高兴，当即下令让取经回来的唐玄奘翻译老子《道德经》为梵文。
当时长安的道士蔡晃、成英二人，率领30多名门徒聚集在五通观，与玄奘合作，商议共同翻译《道德经》的事。为了通晓《道德经》的义理，玄奘日夜工作，把《道德经》的每一句话都进行“解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在自己完全理解，并且与《道德经》所传达的“义理”一致情况下，玄奘才逐字逐句着手进行翻译。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玄奘与道士们产生了激烈争论。
道士们认为，既然要把《道德经》翻译为“印度文字”，就必须要贴近印度人熟知的佛学理论，用来传达出“老子学说”的玄妙幽极，因此完全可以借用佛学的名词概念，比如对于“道”如何翻译，是不是翻译成“菩提”更为合适？但玄奘予以坚决反对，说道：“佛学和道学的理论大不相同，怎么能用佛学的理论来传达道家的理论？”蔡晃却言之凿凿：“自古以来，老子的学说就接近佛学的义理，佛学的义理也接近老子，文章和文字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意趣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借用佛学的概念来翻译老子，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也有这样的例证：比如在僧肇讲解佛学的书里，就多次引用老子和庄子的话，大家都记在心里，见怪不怪。”
唐玄奘道：“僧肇引用老子庄子的话来讲解佛学，是因为那时候佛学刚刚传入中国，深奥的佛理大家都不理解，所以才借用老子的话，以引导人们逐步学习。现在大乘佛学的经典已经十分丰富，自然没有必要再借用老子的话。就像人各有志，佛学和道学两不相同。再说老子的《道德经》只有5000言，历朝历代的注释者却不下几十家，每个人的解释都不统一，但推导出的都是一些俗常道理，没有跟佛学类似的！如果我们抛弃旧有学说，越过分割道学与佛学的大河，强行用佛学来解释道学，不是属于解释过度了吗？这样不但失去了老子‘混沌’的义理，也属于欺君罔上，我就会成为罪人，让天下人笑话！”众道士听玄奘这样说，都默不作声。
蔡晃成英等人不甘心失败，尤其对玄奘拒绝翻译解释《道德经》的“河上公序”十分不满，便把他这种“不配合”的态度报告给朝中大臣。唐太宗派遣中书马周前来询问：“印度各国有知道李耳庄子的吗？”玄奘道：“他们那里与道学类似的有96家，都厌倦形骸是桎梏，崇尚精神是本我。但他们只是陶冶性情，终究无法超脱凡尘。至于顺应俗世的四大之术，冥想物体的六种真谛，都是中国的老子和庄子所从来没有言说过的。如果我们连胡说八道的《河上公序》也翻译过去，一定会让印度人笑话我们。这是玄奘的忠告，为什么不体谅我的苦心呢？”
当时中书马周与同僚们商议，都认可玄奘的说法，遂报告唐太宗，结果是，不但没有翻译玄奘十分抗拒的《河上公序》，连《道德经》也停止翻译。这件事“半途而废”，自然老子的《道德经》没有传到印度去。
玄奘翻译《道德经》是唐太宗命令的，他不能不遵从。但从他心底来说，是非常“抗拒”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老子的《道德经》看在眼里。在《佛祖统纪》里也记载了这件事：
上令翻《老子》为梵文，以遗西竺。师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义？且老子立意肤浅。五竺闻之，适足见薄。”遂止。
这里说得更明白，玄奘拒绝翻译《道德经》的原因，就是老子“立意浅薄”，如果翻译过去，会让人家笑话咱们。
在这里有一个疑问，老子的《道德经》真像玄奘说得那样“立意浅薄”吗？
每一种学说既是可以相互比较，也是不可以相互比较的。因为立论的“出发点”、“角度”、“高度”、所达成的“目的”各不相同。玄奘说不能用佛学的义理来翻译老子，这一点很有道理，比那些为了谄媚佛学、篡改义理不知廉耻的道士强多了，他们在后来还做出更加荒诞的举动，声称老子是释迦摩尼的徒弟，或者老子干脆是释迦牟尼的老师，佛陀的学问是“老子化胡”之后的结果，种种可笑的说法不一而足！但不同的学问的确也可以比较一下。玄奘是学佛之人，不满意小乘佛学的义理，所以才耗费几十年的时间，不惜违抗唐太宗不准出国的命令，偷渡到印度去，遍览印度的佛学经典，学成了非常高深的学问，他达到的佛学极高境界，就连印度本土的佛学大师都是望尘莫及的！作为游遍五天竺的人，唐玄奘的见识肯定比那些道士们要高明很多，因此从他的角度来看待老子的《道德经》，会与我们有不一样的见解。而这个见解，还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佛学“门派”的“私心”观念，而是具有相当的真诚性。
也就是说，单纯从一种“唯理论”的哲学高度来说，佛学的义理比老子要高深很多！关于这一点，在后来道士们的著作里也承认，就像当时翻译《道德经》为梵文的蔡晃成英等人，之所以固执地要用佛理来翻译老子，就是对老子学问的一种“很不自信”！《隋书》更明确地指出：“佛日，道月，儒五星。”“日月星辰”谁也离不开谁，这一方面说明“三教合流”的情况，一方面也说明，从学问高深的程度上来说，佛是居首位的，道家居第2位，儒家才居第3位。
颇有意思的是：佛学传到中原后，不但迅速启发了中华本土佛学禅宗和顿门的产生，更对道家和儒家产生了强烈影响。其实每一种学问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宋朝程颐、程颢、朱熹等人“理学”的产生，就受到道家的强烈影响，比如他们把道家的阴阳八卦引入儒家，曾引起儒生们强烈反对，认为这样儒学不纯粹了，但朱熹等人还是抗住压力，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无独有偶，明朝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也是受佛学道学启发而来的，这一点无法否认。为了维护学问的“正统性”，王阳明当然不会亲口承认，但他指出佛学有3大缺陷：
1，否认名相却执着于名相。
2，没有人伦观念。
3，不能推行社会治理。
也是非常准确的。
无论佛学、道学、儒学，还是西方文明的学问，不能否认的一点是，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借用《易经》的话说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众多学问从不同的道路走向同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开悟”人类智慧，拓展我们的思维边疆，达成更加美好的文明成果。
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相比于佛学和西方其他学问，中华原创性古典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综合性的认识论”，与“西方”“分析的认识论”完全相反。以老子的《道德经》和佛经来比，就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个差异：《道德经》的理论都非常笼统，它是直接给你一个道理、一个结果的；佛经不同，它从人类的意识和精神出发，以抽丝剥茧的形态，犹如做一台内科手术一般，把人类的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分析清楚，所以佛经可谓“卷帙浩繁”，有佛法八万四千卷之说，几千万字，里面出现的各种分析“意识”不同层次种类的名词和概念，层出不穷：阿赖耶识、四谛、八证道、无量义处三昧、三十二相、三恶道、般涅槃、无余涅槃，有余涅槃、三界、五神通、三世、十二因缘、寂灭、空、相、三千大千世界、六波罗蜜、一切种智，等等等等。通过各种不同层面的认识，目的是把这个学问说明白、透彻！所以它是“分析的”。但《道德经》就很不一样了，只有区区5000言，所以玄奘给它一个评价是：
混沌！
综合的认识论，大一统观念，混沌，模棱两可，说不清又说得清，不重视过程，直接得出结论，是中华古典哲学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