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炮兵排长能惹多大的祸？

他敢违反毛主席“不打第一枪”的最高指示，战场抗命，擅自开火，直接挑起两国交战。他的意气用事，引发了连锁反应，从主席到几位元帅、大将，都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替他“兜底”，被迫修改作战命令，最终打了一场稀里糊涂却又扬眉吐气的大仗。

他叫梁学成，一个被军史刻意隐去的名字。关于他的事迹，只能从个别开国将帅的回忆录中找到零零散散的几段话。

但也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在最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原本已经胜券在握的解放战争，却突然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

自1949年2月起，毛主席就开始谋划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而仅1个月后，担任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就上交了一份《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报告战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单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一仗几乎没有任何难度。

第二、第三野战军，并中原军区、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20万人，兵分三路从正面强渡长江，再加上第四野战军的百万大军从旁牵制策应，这是前所未有的富裕仗。

然而奇怪的是，前线已然万事俱备，但一向雷厉风行的毛主席，却迟迟没有下达总攻命令。

为什么突然又不打了？

因为此时在长江南岸，一场闹剧正在上演。

为了挽救即将垮台的蒋家王朝，蒋介石居然想到了所谓“下野”的把戏，跑到老家溪口当起了遥控指挥的“太上皇”。桂系李宗仁上台后，虽明知败局已定，但又难免因为突然到手的权力而滋生出一些侥幸心理，妄想打着和谈的幌子拖延时间。

此外，美国、苏联各怀鬼胎，他们既不愿意付出巨大成本来出兵干涉东方战争，又不想看到一个即将完全统一的新中国。也正因如此，美、苏默契地开始选择站台李宗仁，表态支持停战，甚至公然提出所谓的“划江而治”，企图让中国成为又一个分裂的东德、西德。

局势的骤变，让毛主席必须慎之又慎。正如他在内部会议上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以当时解放军的实力，在本土与美军作战显然是要占上风的。但毛主席没有把握的一个点，是如果真的遭遇他国军事干预，解放战争会不会被拖成“持久战”。把原本一年就可以打完的战争，打成两年、三年，老百姓耗不起，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也耗不起。晚一天建国，就晚一天发展。

在这容不得出现半点差错的历史转折点上，毛主席再次展现出了自己的智慧与魄力，他让特使带给李宗仁两句话：

第一、 和谈可以，但划江而治不可能，中国必须完全统一。桂系如果能够弃暗投明，建国后可以保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享有匹配其能力的身份、地位、待遇。

第二、 和谈必须规定最后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谈不拢，解放军就立刻武力渡江。

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毛主席的应对可谓十分高明。他知道桂系和谈是假，于是在外交上打蛇三寸，直接拿最核心的问题出来谈，谈得拢我和平解放全中国，谈不拢就武力解放，绝不给你划江而治和拖延时间的机会。

而且一开始就亮出底牌，也杜绝了被人扣上“破坏和平”帽子的可能，更不留给美国出兵参战的任何理由。

当然，后方和谈，前线更应该沉住气。此时数百万大军在长江北岸枕戈待旦，既不能惹出是非，给人留下把柄，也不能放松懈怠，以防美军耍些卑劣手段，突然参战。

为此，毛主席三令五申：

“我们全局上要有敢于击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挑衅的气魄，局部上又要谨慎从事，尽可能地避免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但是如果它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要坚决予以回击。”

简而言之一句话：仗可以打，但必须师出有名。

但历史有时候又很戏剧性，越担心的事，往往越有可能发生。

毛主席设定的和谈截止日期，是1949年4月20日。

而意外，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

因为知道和谈已经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二野、三野各攻击兵团，已经提前进入预设的战斗地点，随时准备渡江。

而最先发现状况不对的，是三野特种兵纵队炮3团7连。

上午8点30分，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的三江营阵地观察所，哨兵突然发现有异常情况：焦山下游约500米处，一艘编号为F116的军舰突然闯入长江战区，横挡在我渡江部队的进军路线之上。

这是一则令人紧张的情报，因为此时离渡江总攻时间只有不到24小时，一艘陌生的军舰出现，很有可能是美军参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整个战役计划都必须立即作出巨大调整。

特纵炮3团当时配属三野第8兵团，团长李安邦和政委康矛召正在兵团指挥部开会，接到前线汇报不敢怠慢，当即请示兵团司令陈士榘。

开国上将陈士榘

陈士榘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革命，出了名的火暴脾气，听到有陌生军舰闯入战区，当即狠拍桌子骂道：

“说曹操，曹操到！美国佬看错形势了，这可不是10年前，还欺负我们没有大炮！”

陈士榘这话说的没错，他早就做好了炮打美舰的心理准备，特纵炮团之所以拆分配属到一线兵团，一是为了掩护部队渡江，二来就是预备用来打美国军舰的。

但这个时候，康矛召又接到一个关键信息，那艘军舰后面还挂着米字旗，这不是美舰，是英国军舰。

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陈士榘反复询问康矛召有没有可能搞错，把美舰误认为了英舰。康矛召则是斩钉截铁地保证道：

“我们搞过这方面的训练，观察员都集训过。再说，阵地上还有营连干部，他们都很熟悉这些国家的国旗。渡江作战前，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就是怕认错了外国军舰。”

英国人要干嘛？陈士榘不明白，他也不敢乱来，毕竟英舰是敌是友不好分辨，能不能打上头也没有具体指示。为此，陈士榘只能下令沿线炮兵立即鸣炮示警，不管是谁家的军舰，都必须驱逐出长江。

而第二天，紧挨着8兵团阵地的三野10兵团，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离渡江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23军军长陶勇一个紧急电话打到10兵团司令部，说在部队渡江地段对面江上二公里处，有二三艘兵舰，游戈不走，请示是否将其驱逐。

10兵团司令叶飞开始还不相信，以为是哪支国军舰队要战场起义，于是问陶勇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着规定起义的联络信号旗。

陶勇性子急，眼看着要开战，现在又来了搅局的，便回答到：

“持的是花花绿绿的旗，这些军舰老在我们正面长江上不走，妨碍我们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把它打掉？”

要知道毛主席战前是下了命令的，对外舰不打第一枪，但陶勇的话就很有意思了，他也不管来的军舰是谁家的，只要妨碍渡江，他就敢打。

在三野的战将中，陶勇绰号拼命三郎，当年是敢赤膊上阵和日军拼大刀的狠角色。这回他的23军虽然是战前才从7兵团调来，给10兵团加强渡江力量的，但陶勇和叶飞那是老熟人，粟裕麾下赫赫有名的“叶王陶”，过命的交情。

开国中将陶勇

所以陶勇和叶飞打电话也不藏着掖着，他的想法很直接，虽然上头有命令，但我们可以“灵活处置”，谁来挑衅就打谁，也不管什么第几枪，先斩后奏，打了再说。

比起陶勇，叶飞还算沉得住气，他知道不能乱来，于是立即请示三野代司令员粟裕。因为又牵扯到了英国人，粟裕也不好做决定，于是又层层上报，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和毛主席发电，说：

“我二十三军七圩港口外（泰兴南）本晨到兵舰二只，一大一小，上部一汉文“英”字旗号……因我已实行渡江，均已下令封锁江面。请示对该舰如何处理？是否给予轰击，请即示复。”

很快，毛主席回电：

“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要有区别。如果是美帝主义的军舰来犯，就要坚决消灭，对于英国军舰则采取不打第一炮的原则。”

意思很明确，还是不能先打第一枪，这是外交问题。

但就在军、兵团、野战军、总前委各级电报反复沟通之时，前线却直接打起来了。

这回陶勇满意了，既然打起来，那么是不是第一枪的问题就无所谓了，他当即下令沿线炮兵立即开火，狠击英舰。

有意思的是，其实8兵团和10兵团的阵地都打起来，因为长江上不只一艘英舰，而是四艘。三野这两个兵团都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把英国人的军舰狠狠揍了一顿。

这回，事情彻底闹大了。

英舰为什么会出现在长江？

4月20日是国共和谈的最后期限，也是解放军公告外军舰撤离长江的最后期限。在此之前，美、法等西方国家眼见解放军兵临长江，都知趣地纷纷撤走了。

而早在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拉福就致电英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说长江水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请他立即撤离。但梅登在得知消息后，完全不以为意，反而下令在20日当天，让英军紫石英号护卫舰前往南京，替下原本在此驻防的伴侣号驱逐舰，理由是要在局势混乱时，为驻南京的英国使馆人员以及侨民提供帮助。

这借口，十分荒唐。英国驻华大使亲自开口让梅登撤离，他反而打着我要保护你的幌子赖着不走。其次军舰要撤离侨民，早不撤晚不撤，偏偏等到开战当天再撤，这不是把侨民往炮火里带？

说白了，梅登让紫石英号去南京，就是别有用心。他要借着这场渡江战役趁火打劫，争取英军在中国的特权。什么特权？驻军权。

自1948年11月开始，蒋介石就同意由英国远东舰队派一艘军舰，停泊在南京附近水面，每月轮换一次。如果解放军打过长江，攻克南京，那么在中英还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英舰没有任何理由赖在长江不走。

梅登之所以派出紫石英号，就是一种军事威慑，想迫使解放军主动前来求和，“请”他让出渡江通道，这样英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谈判筹码，保留在南京江域的驻军权。

梅登敢这么狂妄挑衅，就是笃定解放军没有水上作战能力，根本奈何不了英军的新式军舰，更不敢主动与英国开战。

当然，梅登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莫名其妙的自信，会给英国远东舰队带来怎样的灾难。

20号，三野8兵团率先与英舰交手。这一次是完胜，紫石英号护卫舰在三野特纵的猛烈炮火中直接重伤搁浅，操作室被一枚穿甲弹炸透，舵手当场阵亡，只能挂起白旗。3个小时后，前来支援的伴侣号驱逐舰又遭到特纵重点照顾，连着中弹五发，两个炮塔被击毁，舰桥被击中，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仓皇逃离。

21号，英军又紧急从香港调来伦敦号重巡洋舰，以及驻上海的黑天鹅号护卫舰，再次想要救出紫石英号。结果这回在半路上就遭到了三野10兵团连着3次炮轰，还没到目的地军舰就扛不住了，只能放弃救援任务，掉头返航。

这一仗，英国远东舰队可算吃了大亏。军舰一艘重伤搁浅，三艘不同程度受损，舰上官兵阵亡45人、失踪6人、伤93人。关键这样的战绩，不是海对海，空对海，而是陆对海。海军水战被陆军炮兵打成如此战损，也是破天荒头一回了。

战场上输了还不止，因为接下发生的事情，更是让英国人吃了哑巴亏。

这仗到底怎么打起来的？

有趣的是，中英双方指挥层第一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

一开始是粟裕打电话问叶飞：

“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

叶飞想都没想，直接回答说是英国军舰先开的炮。

可实际上，叶飞也不知道谁先开的炮，但他只能这么回答。所以等和粟裕汇报完，他又立刻摇通了陶勇的电话，说：

“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

陶勇倒是根本不管其他，怒气冲冲地说：

“有什么好查的！我们也有伤亡！”

叶飞到底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事小不了，上级真要追查必然会惹出一堆麻烦。于是他和陶勇订了一个所谓的“攻守同盟”，约定口径，一致对外说是英国人先开炮。

开国上将叶飞

英舰事件发生后，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一篇社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闯入我军防区发炮攻击，英帝国主义必须担负全部责任”。

这下英国人不认了，他们坚决不承认是英舰先开的炮。

为了制造外交压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甚至扬言要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更是提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

实际证明，英国人自始至终，都在念念不忘那所谓的驻军权。无论是把紫石英号派往南京，还是事后谈判，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英国人显然低估了毛主席的决心。

在紫石英号事件的谈判过程中，时任三野第8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寸步不让，不接受任何英方索要赔偿及道歉等一切条件，并斥责英方代表：

“你们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我军阵地的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

最终，英国人除了成功把那艘搁浅多日的紫石英号带走外，再没有得到任何收获。无论军事上还是外交上，他们都是惨败而归。

不过关于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的问题，一度成为了一桩悬案，几十年来中英都是各执一词。

直到后来叶飞等人在撰写回忆录时，才给出了最后的答案：紫石英号事件中，三野特纵炮团一名叫梁学成的排长（一说炮长）擅自打响了第一炮，最终引发中方双方激烈炮战。

据说因为这一次战场抗命，梁学成事后被关了5天的禁闭，不过这也绝对是从轻处理了。要知道因为他的意气用事，解放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展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外作战。

也就是说毛主席都没有下决心打的仗，被一个小排长给做了决定。

梁学成的这一炮，不仅改变了毛主席的命令，还让两个兵团自动投入战斗，两大野战军被迫修改作战部署。要知道当时渡江战役的指挥权在总前委，统归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代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负责。

排长惹祸，几位后来的元帅、大将跟着修改战略，也是闻所未闻的奇事。 为此，梁学成也得了个“梁前委”的外号，战友都说他能耐大，敢替总前委做决定。

不过关于梁学成打了第一炮的事，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毛主席定为绝密。原因很简单，一旦松了口，让英国人知道了，一定会借题发挥，到时候外交上又要扯皮。

当然，紫石英号事件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23军军长陶勇因为打军舰“有经验”，后来被毛主席调任东海舰队当司令。8兵团政委袁仲贤在中英谈判中表现出色，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

后来在前往外交部报道的第一天，曾有同僚打趣袁仲贤：

“你和英国人打交道好几个月，干外交是老资格，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

而袁仲贤爽则是朗答道：

“不打不相识，不谈也不相识，老虎的屁股摸一摸，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袁仲贤

正如袁仲贤所说的那样，老虎的屁股摸一摸，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的军舰在中国横行霸道了整整一个世纪，终于撞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下。打不打第一枪并不重要，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有没有打这一枪的勇气和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