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关于四野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崛起的功劳，很多人都将其归结于苏联，认为当年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挺进东北，是靠着从苏军手中接收的大量武器装备，才组建起了百万大军。

对于此种“全靠苏援”的讲法，自然有人不服，首当其冲的就是原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他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曾对此愤愤不平道：

“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

刘亚楼是开国将帅中留苏派的代表，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材生的标签几乎跟了一辈子，但每每谈起四野在东北的发展历程，这位火暴脾气的“雷公爷”对苏联的所作所为就几乎没有过一句好话。

那么当年在东北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刘亚楼如此耿耿于怀？解放战争前期，东北局势急转直下，几近崩盘，背后的始作俑者又是谁？

1945年8月8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又一关键转折点，这一天，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8月9日零时，150万苏联红军兵分三路，越过边境线，向驻防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关东军防线土崩瓦解，8.3万人阵亡，59.4万败兵向苏军投降。

然而一场战争的结束，却并不代表着和平的到来。

在美国人的支持下，蒋介石野心膨胀，为了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他先是明令禁止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后又假借和平谈判之名，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实则趁机私下调兵遣将，欲要抢占大城市，其目的非常明确：由南向北，先占华东、华北，尔后再图东北。

与蒋介石思路截然相反的是，毛主席一开始就意识到东北的重要性，在赶赴山城谈判的同时，他就要求华东、华中要立即抽调主力部队北上，去东北受降，同时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在谈判桌上谈和平，谈合作需要筹码，万一谈不拢，必须撕破脸皮打一仗，也需要筹码，而东北，就是最重的筹码。在这块自1931年就沦陷于敌手的黑土地上，有兵源、有工业、有物产、也有广大的战略纵深。

相较于国军，要抢占东北，八路军、新四军显然更具优势。

一者，抗联在东北经营多年，虽然因为势单力薄，其余部先前已被迫撤往苏联，但毕竟近水楼台，可随时返回接应。二者，作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山东军区离东北仅有片海之隔，出兵北上旦夕可至。

此外，当时全军上下几乎也一致认为，作为名义上的老大哥，苏联红军没理由不帮着自己人。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军中有关于“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到东北住大城市，吃白米面”的说法甚嚣尘上，越传越夸大，越传越离谱。

就拿八路军359旅举例，他们接到任务后干脆就来了个轻装简从，把手中为数不多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全都大方地留给了太行军区，之后更是一路走一路送，又把枪支弹药一股脑送给了冀中军区，每个班只有哨兵留下一条枪。

空着手去东北，并非359旅这一支部队，除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外，大多数北上的部队都和359旅状况差不多，想着去东北捡洋落，装备都留给了根据地。黄克诚是个认死理的人，坚决不同意作战部队丢掉武器，为此，根据地的同志甚至还埋怨他过于小气。

但事实证明，黄克诚的固执几乎挽救了全军。

当时的东北到底是个怎样的状况？

东三省确实有大量原关东军的军用仓库，里面也存有充足的武器装备，但其中大部分都被苏军占据，要也不给，只说“缴获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予提供”。只有少量仓库看管不严，或者无人看管，这才让最先抵达的几支八路军部队捡了些漏。

黄克诚从华中出发，离得最远，等他到的时候，东北是要吃没吃，要穿没穿，更别提武器弹药了。南方来的部队，大冬天里只能穿着单衣。因为沦陷太久，东北的老百姓也不认人，群众基础很差，根本无从补给。

盲目乐观，妄传谣言，致使很多新来的部队连最基本的后勤都得不到保障，战斗力大打折扣。对此，黄克诚憋了一肚子气，直接给毛主席发电报告状说：

“沿途动员，皆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组织、无群众、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

但黄克诚至少还算幸运，因为他的坚持，3师官兵装备齐整，还留有电台，部队不至于垮掉。相比之下，刚到东北的林、罗二帅就惨淡了很多，因为来的仓促，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又无电台，处于失联状态，既无法指挥部队，也联系不上延安，直接成了光杆司令。

若非正好遇上了黄克诚，东北的指挥系统还不知到何时才能建立起来。

但此时东北各部无从补给，联络混乱，如同一盘散沙。即便是林、罗重建指挥中枢后，也意识到根本无力立即应战，因此只能不断下令部队收缩战线。

而这一退，就出了大问题。

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时，苏联人在干嘛？答案是忙着搜刮日本人遗留的财产，拆卸军工厂的机器设备，当作战利品装上火车，运回国内。这一系列的行动，也直接导致了东北的混乱，大批工人失业，成了游荡街头的流民，山野之中更是匪盗横行。

一开始，这种混乱也确实给八路军创造了不少机遇。最先到达东北的几支部队，例如李运昌、万毅、曾克林、吴克华等部，因为来的早，趁着苏军看守松懈，打开了几个军用仓库，也拿到了不少武器。

有了枪，便要招兵买马，干部战士在街头一喊，马上就有成群的人来参军。城市失业工人、伪军的散兵游勇、甚至乡村地主武装，不论来历，只要肯当兵，统统拉过来。几千人的部队，短短几天发展至上万人，都属于正常现象。

但这种无节制的扩军，也留下两点致命的隐患：

第一、为数不多的接收武器，都分发给了新兵和起义官兵，以至于后来华东、华中部队的主力抵达后，难以再获取补给。“新兵新枪, 老兵老枪, 新兵不能打, 老兵打不上”的现象，造成了部队战斗力的极度浪费。

第二、对新兵审查不严，盲目扩军，招了一批乌合之众。这些人中，多数都是投机和见风使舵之辈，一打仗就逃跑倒戈，毫无立场可言。

此外，八路军在东北招兵买马的消息，也引起了苏联方面的不安。

苏联和美国曾有约在先，答应将东北全部移交国军，但一开始蒋介石忙着接收内地，在东北慢了一步，见八路军在东北站稳脚跟，便气急败坏，指责苏联不讲信用。

此时摆在苏联面前的，应该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得罪美国，将东北移交国军；一种与美国分庭抗礼，或不加干涉，任凭八路军自主接收东北。但最后苏联怎么干的？趁火打劫，向蒋介石开出条件，其中就包括两条：

第一、 维持蒙古现状。

第二、 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交还苏联。

关键时刻，蒋介石还是缺乏了些许硬气，他虽愤恨苏联强迫其割地求和，但碍于实力所限，又害怕错失东北，只能应允。

就这样，得偿所愿的苏联立即转变态度，默许蒋介石武力接收东北，同时违背盟友信义，强迫沈阳等中心城市的八路军机关立即离开，甚至直接威胁八路军代表说：

“你们不走，就用坦克赶你们走。”

彭真等人对苏联人的背信弃义很愤怒，给延安去电说：

“苏方将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不许我与敌作战，不许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

对此，毛主席也是审时度势，随即制定一项了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叫“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命令部队让出大城市，转而去占据次级城市，占领农村，务必守住东北的基本盘。

然而战略正确，但毕竟因为苏联变卦过于突然，东北各部根本来不及反应，前线部队缺乏装备，又相对分散，根本无力对抗国军的美械主力，只能后撤。

那些原本投靠八路军的伪军眼见形势不对，立即乘势倒戈，整团，整连的调转枪头，参与兵变者不下万人，先前从日军仓库接收的武器，也大部分被带着走了。关键这些人一开始还打着八路军的旗号，四处劫掠，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都说老八路纪律好，但新八路坏，遇到了赶紧跑。

丢失大城市，部队成建制兵变，还无法聚拢民心，东北局势急转直下。面对此等窘境，林、罗一时也无计可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你天大的本事，没枪没炮没子弹怎么打仗。

一退再退，一撤再撤，甚至于一败再败。

但这种情况，到1947年底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新棉袄，大皮帽的东北野战军，几十万人全线出击，猛烈的炮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在战场上形成了相对压制，局面豁然开朗。

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局势发生扭转？哪里来的这么多兵？又哪里的这么多武器？

在对东北战场的决策上，毛主席曾有过一次“固执己见”，他拒绝了罗荣桓想留在后方休养的请求，并严令其前往东北主政。这是一次不近人情的命令，要知道当时罗荣桓的肾病已经非常严重，后来到苏联治疗时，是直接切除了肿瘤和一部分肾脏，几乎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但毛主席如此坚持，也并非只是强人所难，因为之后的事实证明，罗荣桓就是解决东北问题的第一把钥匙。

东北野战军的爆兵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扩展了大量东北本土武装，包括工人、农民、地方民团、地主武装、绿林人士以及投诚的伪军。

第二阶段：从1946年到1947年，招募对象以国军俘虏为主。

第三阶段：1947年秋天以后，以东北被动员起来的农民为主体，以国军起义投降人员为辅。

第一阶段被证明是失败的，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盲目扩军，非但没有形成战斗力，反而出现大量叛逃情况，让部队损失严重。但从第二阶段开始，开始完全掌控部队的罗荣桓便开始发挥自己在山东练就的一身“爆兵”的本领。

他做了两点。

第一、重视部队思想改造，推广诉苦会，通过“倒苦水”、“挖苦根”等一系列教育措施，增强国军俘虏和起义官兵对人民子弟兵的认同感，使逃兵大量减少。

第二、推进二线兵团的建设，按地域原则，把参军的新战士编组为独立团，从主力或地方部队中抽调少数干部和老战士作为骨干，以老带新，迅速扩充兵力。

罗荣桓是实干家，且知兵、懂兵，他带出来的部队，意志坚定，执行力强，打不垮。东北部队前期的主干力量，就是罗荣桓从山东带出来的，而四野后期的百万大军，更是离不开他的运筹帷幄。

当然，罗荣桓还有另一大功劳，就是推荐了101。

原本毛主席的计划，是让罗荣桓在东北担任一把手，101去热河，但罗荣桓态度非常坚定：

“大敌当前，战争一触即发，我是个书生，身体也不行，做做思想工作还可以，指挥作战，林总比我强。”

罗、林各有所长，罗擅长政工，而林的优势，除了指挥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练兵。

开国少将丁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东北对我个人的军事思想，指挥部队作战是一个飞跃。这样我就有办法了，什么情况怎么办，脑子里有一套东西了，原来没这些东西。部队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不是一般的高。”

丁盛的老师，就是101。

101素来就是练兵练将的高手，在东北，他经常深入基层，在东北部队指挥员中讲授、推广的一系列实用的战术原则，讲“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作为曾经抗大的校长和主讲战役学的“班主任”，他讲起战略战术来深入浅出，且生动形象，即使是大老粗也能听懂。

一开始东北部队兵员众多，但成分却五花八门，很多小地方来的部队更是只能打游击，扛不起硬仗。但等到后来四野入关时，无论是将领的指挥造诣，还是士兵的技术战术水平，都要高出其他野战军一大截，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罗招兵，林练兵，这对搭档堪称天作之合。而除此二人之外，还有很多人的功劳也不容忽视，例如搞经济的陈云，负责军工的何长工，擅长铁路运输的吕正操等等。当然，还有一人居功至伟，那就是四野大名鼎鼎“林、罗、刘”中的刘亚楼。

四野诸将中，刘亚楼算是后来者居上。他在苏联读军校，几乎错过了整场抗日战争，直到1945年才回国，1946年2月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仗没怎么打，就直接当上参谋长，但却没人不服他。

为什么？

刘亚楼当时是跟着苏联红军一道进入东北的，后来又回过一趟苏联，去干嘛？和苏联人做生意。

苏联接收了大批日军的武器，其中很多都是淘汰的老旧枪械，他们不用，但又不愿意主动给我们。你必须给他们好处，他们才肯“支援”你。为此，刘亚楼靠着自己在苏联时积攒的关系和人脉，搞定一项协定：拿粮食换武器。

说实话，苏联人并非良善之辈，又是趁火打劫的那一套，把一些老旧武器，层层加价，外贸协定签订的合同高于市场价值的三倍。但没办法了，军情紧急，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省出粮食去换。

有了武器，才有话语权，才有了后来百万大军，单从这一点看，刘亚楼功劳不小。

相反当时朝鲜倒是帮了很多忙，支援了我方大量的战略物资。两年多，朝鲜支援了2000多车皮的物资，有交换的，也有无偿支援的，其中大部分都是日军当年遗弃的旧武器。

后来很多四野的干部，都对朝鲜友军感激颇深，说：

“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同志，只要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般都予以圆满解决。”

此外，挺进东北时，从延安及各解放区都抽调了一批搞后勤和军工生产的干部，到处找机器，新机器被苏联人拿走了，那就找旧机器，实在不行就捡些破旧零件，什么半成品的弹头，空弹壳，旧炮，破炮，自己建设军工厂，自己生产。这批装备不仅极大改善了东北的武器状况，后来还能支援华东。

粟裕就说过：

“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

总而言之，四野之所以能在东北拉起百万大军，能纵横半壁天下无敌手，绝非是靠他人相助，那是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和无数开国将帅在逆境之中的群策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