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和粟裕，在战争年代仅有过几面之缘，但建国之后，两人却在一起合作了6年。

一个是国防部长，兼顾主持军委日常，一个担任总参谋长，负责军队的全面工作。这两个岗位也是全军最顶层、最重要的中枢机关，联系密切，甚至连办公地点都紧挨着。

对于这两位老上级，干了12年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曾说过一句公道话：

“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他对我们很信任，很放手，也很讲原则。彭老总负责军委工作，只要是正确意见，都可以向他提出来。”

彭德怀统筹全局，粟裕坐镇总参，张爱萍、陈赓、李克农等副总长分工协作，大家办事都讲民主，虽然也常有争论，但都是谁有理就听谁的，从不伤及友谊，下班了还一起下馆子，轮流坐庄。

每每谈及这段时期，张爱萍都叹息不已，说这是新中国军队建设最好的一个阶段，但自从粟裕1958年卸任总参谋长后，那种和谐交心的氛围就再也没有了。

在粟裕最后留在总参的那段日子，张爱萍也去劝过，并说了这么一段话：

“别老觉得委屈，干脆，开诚布公、直截了当找他谈一谈嘛！”

张爱萍口中的这个“他”，指的就是彭德怀。

在军事领域，彭德怀和粟裕有着天生默契，他们眼界超前，都着眼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两人之间也确实存在理念上分歧。也正是这种分歧，最终让粟裕无奈退居二线。

那么到底是哪几件事，让彭、粟之间有了不同的想法？原因又来自哪些方面？是个人性格，观念的差异，还是时代的局限性？

事情的起因，是1955年6月20日深夜，从南京军区发出的一封急电。

电报直接呈送国防部，由彭德怀亲自接收，其大致内容如下：

“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

按理说下级军区执行任务有困难，来电要求宽限时间，算不得什么大事。但看完电报的彭德怀，却差点气得拍了桌子。

彭德怀为何会发火？

第一、国防部并未下达过要进攻马祖列岛的命令。

第二、当月月初，毛主席曾作过最高指示，提出万隆会议后因为国际形势变化，基于外交需要，攻打马祖的事情以后再定，台海局势要以平静为好。

第三、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案，国防部曾明确规定每次只能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以求必胜，并避免多岛同时攻击，这项方案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也就是说，南京军区不仅没接到命令就进入了战备状态，还连着违背了毛主席两项最高指示。擅作主张，私自调兵，南京军区这是想把天捅漏了？

但从接收到的电报上，彭德怀又很敏感的注意到了一个词—“作战任务”。谁布置的任务？如果不是国防部，那问题就可能出现在总参谋部。

为了搞清楚真相，彭德怀让人叫来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问他是不是绕过国防部直接给南京方面下了命令。

陈赓了解完情况，第一反应也是惊讶，赶忙解释说总参一直严格遵守工作原则，重大军事命令都会呈送国防部审批后再下发各单位，不可能直接给哪个军区下达作战任务。

不过稍缓一会后，陈赓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补充说了一句：

“关于打马祖的问题，总参确实开过会，我和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以及福建军区副司令皮定均研究过，认为可筹备攻打马祖，并加紧全面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

陈赓毕竟脑子灵活，到这里，他其实已经猜到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前一段时间福建军区副司令皮定均来北京，粟裕因为担忧沿海战备过于松懈，曾代表总参特意找他谈过话，建议让福建军区及南京军区“加紧全面准备”，为解放马祖等沿海诸岛积蓄力量，有备无患。

因为只是建议，所以总参并没有下达正式文件，而是让皮定均回去之后口头传达。现在看来，南京军区之所以在火急火燎准备打马祖，大概率就是传达过程中出了问题。

而之后的调查也证明了陈赓的判断。

第一、南京军区确实把“全面准备”理解成了“全面进攻”，把总参的“建议”理解成了“作战任务”。

第二、粟裕说要考虑多岛进攻的方案，并不是否定毛主席逐岛进攻的方案，而是希望前线指挥员要预留备选方案，避免国际形势再度变化，或出现意外情况时，来不及反应，但南京军区却误以为是要把多岛进攻定为首选方案。

说到底，整件事情只是个误会。而造成误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刚建国不久，很多中枢部门的权责还未明确。比如国防部、总参谋部下命令的模式是什么？是和战争年代一样，口头指示也算命令，还是说一切都必须以正式文件为准？国防部和总参，军事上又到底该以谁为主，听谁的命令？

这里头的细节，莫说皮定均、许世友这些军区司令们把握不准，就连彭德怀和粟裕其实也说不好。建国初期各部门都是刚刚搭好架子，很多事情根本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令出多门，命令传达不准确这样的误会屡见不鲜。

但这一次的事件，毕竟牵扯到军事指挥权的问题，影响很大。更何况这里还涉及到一些需要避嫌的方面，南京、福建这两个军区，干部大多都是三野出身，而粟裕原来就是三野的代司令。

老首长凭几句话就能调动两个军区同时行动，这种先例可万不能开。

7月初, 在和毛主席做过具体报告后，彭德怀专门召开了一场专门关于福建沿海的作战会议。总参谋部由粟裕、陈赓、王尚荣代表出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海军副司令罗舜初，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人悉数到场。

华东海陆空的指挥班子，几乎都来了。

彭德怀做事向来严谨，虽然他够理解粟裕是无心之失，但这次毕竟因为“准备”和“进攻”四个字的误会，就引得三军震动，所以该严厉还是得严厉，该有的告诫也不可少。

会上，粟裕、陈赓都做了详细说明，有误会就澄清，有疏忽就检讨，也算是把事情妥善地了结了。

但谁又能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实早在马祖事件之前，粟裕就考虑过国防部和总参的权责划分问题。

从时间上来讲，新中国成立半个月后，总参谋部就搭好了班子开始办公，而国防部直到1954年才正式设立。但从关系上来讲，总参又隶属于国防部。

这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按规定，国防部成立后，总参就需要在其监管下运行，重要工作的决策和执行都要上报审批。但什么才算重要工作，谁也说不准。如果事事都上报请示，国防部根本应付不来，但如果哪件事没有请示，之后又造成了过大的影响，总参又有越权嫌弃。

就拿马祖事件来说，粟裕代表总参让下级军区加紧备战，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建议，如果上报国防部，肯定是小题大做。但南京军区先是误解了传达内容，后来又把回电直接送到了国防部，让彭德怀误以为总参在绕过国防部擅自指挥军队，查来查去，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

哪怕南京军区这封回电是直接发到总参的，两个部门也会第一时间发现误会，澄清也就好了，但中间加上一个“不明真相”的国防部，有理也扯不清。

国防部和总参，都是负责军队相关的工作，两个部门职能存在重叠与交叉，这就容易导致令出多门和沟通不畅的情况。而在国家最高军事指挥中枢出现这种失误，属于兵家大忌。

对此，彭德怀无不担忧：

“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还无人管，而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这种现象必须根除”。

而在就任总参谋长半年后，粟裕也提出要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职权，并制定好方案呈送国防部，但最后据说是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

既然想法一致，又为何迟迟不予批准？

其实彭德怀也有苦衷。

裁撤一些部门和人员，或是缩减一些机构的职权，这里都牵扯了太多人情世故。彭德怀刚正不阿，做事从不徇私，但毕竟也要考虑照顾多数同志的情绪。更何况此事涉及的核心部门过多，牵一发而动全身，万事都需谨慎。

一来二去，也拿不出一个完美的办法。彭德怀着急，粟裕也着急。

直到1957年11月，彭德怀和粟裕带领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其中有一个日程就是两国的总参谋长进行礼节性的会谈。

在见到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后，粟裕请教了很多过于军队建设的问题，感触颇深，但因为时间有限，很多话题都来不及详谈。为了借鉴更多的经验，粟裕试探性得提出，能不能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

索科洛夫斯基答应了，事情也进行的很顺利，几个月之后, 苏军就向我军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

应该说，粟裕这个思路是对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了“一边倒”政策，军队建设基本上“照搬”苏军模式，有了这样一份得到过实践的材料，对解决眼前权责的难题是有决定性帮助的。况且用老大哥的方案，说服力也强，谁也不好再拿人情世故当由头了。

但这里，粟裕只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向索科洛夫斯基借鉴材料，符合情理，但不符合标准。因为按规定，两国之间进行官方性的文件交换，是需要报备的。

粟裕低估了整件事情的影响。

这件事在1958年最终被定性为“告洋状”、“争权夺利, 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甚至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

站在粟裕的角度，他之所以没有报备，一来是因为临时起意，事先没有预料到，所以选择事急从权；二来他找苏军参谋长要的材料，只是简单的参考性文件，还达不到需要报备的标准。

其实真要公正来看，对于粟裕的指责，没有一项是站得住脚的。他和索科洛夫斯基是第一次见面，以前根本不认识，两人的谈话加上翻译时间总共才20分钟，哪里来的“告洋状”。而且粟裕要材料借鉴，也是为了国防部和总参的工作需要，是彭德怀下达的任务需要，哪里又来的”“争权夺利”。

但一切，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其中就包括彭德怀。

1928年的12月11日，平江起义和井冈山的队伍在江西砻市顺利会师，两军召开了一场盛大的联欢会，彭德怀作为红5军代表发言，而粟裕当时刚调任红4军28团3连连长，在台下当观众，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彭德怀。

1934年的7月，粟裕调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跟随红七军团转战闽浙赣皖。3个月后，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开始长征。

红军时期，彭德怀和粟裕分属不同部队，且职务相差太大，都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而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一个征战西北，一个纵横华东，相距了大半个中国。正因如此，彭德怀对粟裕的印象并不深，甚至可以说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不同的战争环境，对两人性格的塑造也影响很大。

粟裕长期在敌人心腹地带指挥作战，不冒险就无法生存，不临机决断就会错失战机，因此他打仗向来以“险”著称，擅打神仙仗，也敢于向上级范言直谏，敢于提意见，按自己的想法去指挥。

包括在担任总长期间，粟裕也从不独断专行，敢于放手让副总长去牵头抓工作，从不施加干预和影响。正因如此，总参才被张爱萍誉为氛围极好，工作效率远高于其他部门。

但在这方面，彭德怀的习惯又和粟裕大有不同。

彭德怀原则性很强，他常年坐镇中枢，从红三军团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基本承担的都是保卫中央的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手下将领擅作主张，因为一旦出现失误，就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

一个是“兵无常势”，善用奇招、险招的冒险家，一个是横刀立马，以稳重见长的彭大将军。如果两人是在战争年代搭档，可能会取长补短，碰撞出激烈火花。但在和平年代，不同的处事风格，却需要漫长的时间去磨合，甚至是难以磨合。

从彭德怀的视角去看建国后的粟裕，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总参谋长，在军事领域的判断力和决断力都是一流的。

但在另一面，粟裕又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他不像一些干部，宁愿没有成绩，也不去主动做事，因为事做的越多，越容易犯错。粟裕是敢想、敢干，而且往往因为眼光过于超前，粟裕的观点很难被常人所理解。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粟裕曾建议组建战略预备队，认为应该从各大军区抽调出几个军，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可以不通过军区，直接指挥这些部队，进行最快速的战争反应。但粟裕这个意见提上去后，却被人误会，说他是有“争夺这几个军的想法”。

但若干年后，国家又从战略层面考虑，成立了粟裕所说的战略预备部队，一直沿用至今。

粟裕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提出的绝大部分想法，最终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这些想法一开始又难以被人所理解。包括在彭德怀看来，粟裕的一些行为虽然没有私心，但往往不合规矩，且过于冒险，一旦开了先例，被后人效仿又该如何收场？

彭德怀和粟裕，性格不同，处事风格不同，对于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理解也不同。加上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切工作都是以快为第一标准，部门之间又存在权责不明等诸多掣肘，所以两人虽然搭档了6年，却没有太多机会进行磨合，对彼此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信赖。

只能说，两位天才的军事家，内心都是极为纯粹的，如果真的像张爱萍所说的那样，两个人当时能开诚布公，直截了当谈一谈，可能误会终会化为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