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并非是一个不争之人。

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谈判桌上和国民党争了十多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后来又和美国人争，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争，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

一个天生的外交家，又是忠实的革命者，这样的人骨子里就是最计较得失的。但细数周恩来的生平，他又备受“不争”的赞誉，不恋权势，能退，能让，多次心甘情愿地退居幕后。

这样的性格矛盾吗？

其实若论根本，周恩来只是十足的理性派，他懂得权衡利弊，听得进去意见，只要他认为你是对的，那什么都可以让。但反之，如果是他认定要去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哪怕和人争到面红耳赤，也决不妥协。

这一点，毛主席是最有体会的人。作为合作了半个世纪的搭档，他俩很少意见相左，但真要争起来，也是谁都不让着谁。1934年长征前夕，两人就曾面对面争了整整一天一夜，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但这一争，却也让毛主席感激了半辈子。因为他知道周恩来救了他，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4年，是红军又一个危急存亡之秋。

因为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仗越打越被动，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几乎已经没有了任何回旋的余地。

而此时，周恩来和毛主席的处境又大不相同。

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层“三人团”之一，周恩来此时身兼数职，肩上担子很重。比起年轻冲动的博古，以及那位高高在上的洋顾问李德，周恩来才是这支红军真正的主心骨，军事上、组织上都需要他从中协调，往返于高层与基层之间。

李德

而毛主席此时虽名义上还担任着苏区的主席，但实际已没有了任何实权，原因就是他向来都不赞成李德冒进的军事指挥风格。博古觉得他碍事，建议他去上海休养，李德则是让他去莫斯科，但毛主席态度坚决：

“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息吧!”

就这样，在红军最困难之际，毛主席也迎来了自己革命生涯的低谷期。他被迫远离指挥中枢，下到基层去视察，但当他把辛苦调研的结果送上去，又大多石沉大海，了无回音。

后来在会昌，赣南军区司令员龚楚曾来看他，两人促膝长谈，毛主席喟然长叹，说：

“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经历过太多起落，现在他们又听不进去意见，把责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

说时，竟凄然泪下。

此时的毛主席，是有心为红军排忧解难，却又碍于自身处境无力回天。

但也就在毛主席远在基层的这些日子里，博古、李德又进行了一场密谋。之所以说是密谋，是因为整个过程并没有经过集体讨论，两个人就拍板做了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长征。

最开始提出长征这个概念的人是项英，他刚调来苏区时不了解情况，正好遇上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看到敌人20万大军压境，觉得3万红军难以应付，便提出应该放弃苏区转移。当时毛主席坚决反对，并最终靠着“诱敌深入”的战术粉碎敌人此次围剿。

第二个提出长征的是彭德怀，因第五次反围剿受挫，他从军事角度提出应该脱离苏区，转入外线作战，把敌人主力引出去。但这个建议遭到李德否决，他坚持要和敌人硬碰硬，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结果就是一败再败。

直到最后，李德已经没了办法，这才想起彭德怀的建议。但他的想法又和彭德怀有本质上的区别，他想让红军向西南突围，去湘西和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新的根据地，也就是走了就不回来了。

而之所以博古、李德一开始不敢向外公布这项决定，就是因为他们很明白，这样的长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可能要“舍小保大”。

一开始，他们就给正在瑞金休整补充的红七军团下达命令：

“部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击，沿路进行抗日宣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在1个半月之内抵达皖南进行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当时担任红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对这个命令就非常不理解，甚至晚年仍耿耿于怀，多次找人打听其中缘由。

为什么突然决定北上？

为什么时限是1个半月？

为什么是红7军团？

当时红七军团刚组建不久，部队人数不到6000，其中2000多还都是新兵，全军团长短枪只有1000余支。让这样一支队伍突破重重封锁，孤军北上去抗日，谁能解释？

粟裕哪里晓得，李德这是把他们这支部队当作了诱饵，去敌人心腹地带打游击，就是为了吸引围剿大军回援，从而起到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的意图。

为了保存红军的主干力量，李德已经做好了牺牲一部分人的打算，包括红7军团，包括留守苏区的部队。但这样的计划，他不敢向外明说，甚至到最后下达正式命令时，也只是宣称红军主力只是暂时转移，根据地还是要守。

对于李德的意见，博古同意，但周恩来坚决反对。

李德原本只打算带走红军一、三、五三个主力军团，但周恩来知道这一走，大概率就不会回来了，那既然如此，要走一起走，除必要留守人员外，把所有干部和部队都带上。

周恩来去找博古谈，而博古只是递给他一封密信。而也正是这封密信，让周恩来罕见的选择了“意气用事”。

这封信是直接交给博古的，写信的人正是毛主席。

信的大致内容是：毛主席已经和红一、九军团的一部分老同志谈过了，大家都愿意留下来坚守苏区，与敌人周旋，维持根据地，以等待红军主力回归。

很明显，毛主席并不知道红军长征后就不回来了。不过他主动提出要留守苏区，这个要求应该说又是合理的。

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如果要在苏区留一个主持大局的人，那毛主席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没有之一。在苏区百姓中，毛主席最有威望，论打游击战和建设农村根据地的经验，也没人比得过他。更何况，毛主席向来不赞成放弃苏区，要留下来与敌周旋，他能力最强，决心也最大。

毛主席之所以把信给博古，一是因为他是红军总负责人，二是谁都可能不同意毛主席留下来，但博古一定会赞成。

博古

而事实是，博古也确实想同意。但因为当时红军的组织工作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所以碍于职责所限，他还是把这封信交给了周恩来。

当周恩来看完这份信后，几乎没有犹豫，只说了一句话：

“我去找他谈。”

那一瞬间，博古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此时离长征出发的预定日期10月10日非常近了，红军总部在瑞金，毛主席当时在于都养病，两地距离近百里，找他谈，怎么谈？周恩来当时忙着长征组织动员，说日理万机毫不为过。在这个关键当口，为了一个人放下上万人，值得吗？

周恩来也不想和博古多作解释，第二天早上，他就带上警卫员，冒着小雨，穿着蓑衣，顶着斗笠，骑马赶往于都。

大病初愈的毛主席看到周恩来上门，知道是来劝他的，但他的态度也很坚定，那就是不打算听劝。

毛主席性格中有极为倔强的一面，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他们要放弃苏区，我偏不走，留下继续干革命。跟着博古、李德，去了也是受气，提意见没人听，留下来虽然处境困难，但至少还能充分自主的革命。

按以往的常态，周恩来如果劝不动一个人，他不会蛮干。但这一次，周恩来反而比毛主席更为倔强。

当时跟着周恩来去的警卫员后来回忆，两人就在屋子里，争论了整整一天，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他们开门进去倒水，门一开，两位领导同志一句话都不说了，就看着他们，等他们倒完水退出去，门关好了才又开始说。

4个警卫员在外面，带着斗笠、蓑衣一直站到半夜。

直到第三天，周恩来才回来。博古问怎么样，周恩来只回答了一句话：

“他同意随队转移了。”

这句话分量极大，讲这句话的时候，离红军长征出发不到10天。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完完全全说服了毛主席。

说了什么，没有记录，内容不能泄露，不能让外人知道，连警卫员都不能听。但可以想象的是，这是一场激烈的对话。以当时周恩来的身份，很难跟毛主席做出任何保证，比如跟着主力走，仗打不好你来指挥，周恩来哪怕有这个决心，他也没这个能力，三人团投票二对一，他是少数。

博古、周恩来、朱德、毛主席

两位具有绝佳口才的伟人，真要争到最后，谁也不会让着谁，恐怕谈的就不是理性，而是感性。什么是感性？对红军子弟兵的感情，对中国革命的义无反顾。留守苏区需要毛主席，但带着8万多红军突围长征，更需要毛主席。

曾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后来就曾回忆说:

“我听说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主席随军行动，还是周恩来同志一再坚持，说毛主席是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

周恩来的坚持，最终挽救了红军，也救了毛主席。

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周恩来没有这么坚定，三人团同意毛主席留在苏区，那么红军长征的命运又将如何。反过来看，如果毛主席留在苏区，后来苏区遭遇那种严重的围剿，结局又将如何？

要知道后来留守苏区的红军，因为主力部队被带走，根据地遭到破坏，损失极其沉重，干部中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都牺牲了。陈毅九死一生，在深山中躲避敌人追捕写下梅岭三章时，几乎已经报了必死的决心。

当然，选择长征的毛主席，接下来的处境也同样曲折反复。

毛主席曾写过一首《清平乐》：

“东方欲晓，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他答应和红军主力一起走，但还是舍不得费尽心血经营的老苏区，也不知道前路在哪。朱德、彭德怀支持他，但行伍之人难以替他分担苦闷。真正能够安慰他的，恐怕只有周恩来一人，因为周恩来听他的，能把他的话转达给博古、李德，然后和他们据理力争。

因为有了周恩来，长征中才有了毛主席的声音。而往往在红军遭遇危难之际，周恩来又会无条件地选择相信毛主席。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最终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听取了毛主席的意见，改变了李德原定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转而取西入贵州。

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再次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

到此，一切水到渠成。

遵义会议的主角，一开始是周恩来。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

在会议过程中，博古的态度开始很强硬，只强调客观原因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作用，却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张闻天、王稼祥和他辩论，只能说是针锋相对，局面一直僵着，毫无进展。

直到第三天的会议上，周恩来一鸣惊人。他主动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意与会众人对三人团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

周恩来的光明磊落，彻底摧垮了博古的心理防线。博古很年轻，但并非冥顽不灵，直到此时，他可能才懂得了革命者应该怎样去顾全大局。他的妥协，意味着局势扭转。三人团二比一，李德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

就此，遵义会议的主角变成了毛主席。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主动退居幕后，成为毛主席的最佳助手。他让了，李德、博古才能让。

在毛主席的运筹帷幄之下，红军开始扭转局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这些胜利的取得，又并非一己之力。

时任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后来回忆道：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

所以有人说，中国革命是谋事是毛，成事是周。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也讲过类似的一句话：

“毛主席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

也正因为分工明确，各取所长，毛主席和周恩来能成为挚友，也成为了最佳搭档。除了长征前的那一次激烈之争外，两人很少再有争论。

后来也有人问过周恩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总是习惯一让再让？为什么有时候不主动去争一争？

周恩来的回答是：

“如果那样就会不利于团结，局面更不可收拾，必须仔细衡量利害。”

周恩来的气度，成就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