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9日，毛主席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原本是红军两大主力长征会师，雄兵十万，睥睨天下，而转眼间却又分崩离析，红一方面军主力孤军北上陕甘，红四方面军南下攻取成都。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部队，如今形同陌路。

草地分兵，并不是愉快的分手。在得知四方面军执意南下的态度后，毛主席也没有再做无谓的争取，他只是悄无声息的带着一方面军北上，不想和友军产生任何摩擦和误会。

走之前，毛主席只去见了一个人，那就是徐向前。

两人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却默契十足，特别是在战略路线的选择上，徐向前也是坚定的北上支持者。对于这位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毛主席满是欣赏。他之所以单独去找徐向前谈话，就是想在最后关头，将这位红军名将拉到自己一边。

然而，两人的交谈很短，且结果并不如人意。

毛主席主动去找徐向前，到底说了什么？又得到了怎样的回复？向来主张北上战略的徐向前，为何会在最后关头变卦？多年后毛主席说要感激徐向前，仅仅是因为当时一句“红军不打红军”的命令吗？

其实鲜为人知的是，早在草地分兵之前，徐向前和毛主席就有过一次遗憾的“错过”。

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气氛还很融洽，两支部队的联谊会开了一场又一场，干部战士忙得不亦乐乎。也就是趁着这个契机，徐向前找到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红军总部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

不难想象，陈昌浩听到这话时会有多惊讶。

什么叫去红军总部做点具体的工作？好好的方面军总指挥不干，去和刘伯承互换，当红军的总参谋长？

要知道当时红一、四方面军虽然番号平级，但论兵力，一个8万，一个不到2万，以至于后来两军合并整编，红四还保持着原建制，而红一则压缩编制，原一、三、五、九军团都改为军，彭德怀、董振堂等人担任军长。

也就是说单论军中职务实权，红军诸将中，徐向前这个总指挥的地位恐怕仅次于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乃至于要高于彭德怀、刘伯承。

徐向前不争不抢，不重名利的性格，作为老搭档的陈昌浩自然了解。他之所以惊讶，是因为红军总部是跟随一方面军行动的，徐向前如今无缘无故的提出要“跳槽”，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徐向前当然没有跟陈昌浩明说。直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他才对这一段历史说出了真心话：

“两军会合之初，我想离开四方面军，去总部做点具体工作。因为自从在鄂豫皖和张、陈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

陈是陈昌浩，张则是那位刚刚升职的红军总政委。

红四方面军的三驾马车“张、陈、徐”，可谓大名鼎鼎。特别是当年鄂豫皖的“四大战役”时期，三人珠联璧合，指挥部队旋风作战，半年内歼敌40个团，风头甚至一时压过了江西苏区的“朱毛彭”。

虽然从明面上看，张总揽大局，陈组织协调，徐专注军事，三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但实际上，打从一开始，张、陈、徐就不是一条心。

徐向前刚到鄂豫皖时，那里的革命形式刚刚遭遇挫折，徐向前一个山西人又说不明白湖北方言，没威信，指挥游击队打仗，枪一响队伍全跑了，就剩他一个光杆司令。

而这样尴尬的局面，直到后来许继慎、曾中生、蔡申熙这一批黄埔系干部的到来，才有渐渐有了改观。许、蔡是徐向前黄埔一期的同学，军事能力出众，曾中生是四期师弟，却是四人中最有大局观的主心骨，战略眼光一流。

在鄂豫皖，黄埔四将打下了红四方面军最早，也是最稳固的根基，这也是徐向前军旅生涯最为惬意的一个时期。

张是后来者，参加过一大和南昌起义，资历很高。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喜欢大权独揽，乾坤独断，且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也正因如此，他面对极有主见的许继慎、曾中生很窝火，最后也是狠下心，找了各种借口对自己的同袍下手。

而后来随着蔡申熙的牺牲，原来的黄埔四将，只剩下徐向前一人。

对于徐向前，张倒是又喜又恼。喜的是徐向前性格内敛，不善言辞，向来不争不抢，对他没有任何威胁。恼的是徐向前立场很坚定，万事只看对错，从不盲从于某个人。

但没办法，张自己不懂军事，红四方面军要选出一位主帅，这个人只能是徐向前。

所以张对徐，是既用也防。而因为许继慎和曾中生，徐对张的为人处世也是耿耿于怀，终生不能原谅。

或许正是因为与徐向前相处过于生疏，张才又培养了陈昌浩。

徐向前对陈昌浩有过评价：

“是个好人，但有时也年轻幼稚。”

在陈昌浩身上，有当年那批留学苏联学生的通病：特别好斗，喜欢辩论，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此人年轻干练，有才华，算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但做事也是出了名的专横，以自己为主，不讲人情。

所以按徐向前的性格，他和张、陈这类人根本处不来，用他自己的话说：

“张对我用而不信，陈拥有政委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

正因如此，长征一会师，徐向前就主动找到陈昌浩，请求和刘伯承互换，自己调到红军总部，调到一方面军去工作，让他代为向张政委转达。

陈昌浩后来有没有转达不知道，但可以预料的是张绝不会同意。起码有一点，刘伯承也是有话就说，从不委曲求全的人，张和他不对付，后来刘伯承被迫随红四南下，张甚至直接撤了他的总参谋长，让他去抗大当校长。

如果不是张的硬留，徐向前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发生巨大转折。去到红一，毛主席和他惺惺相惜，两人观念相同，性格融洽，定能成为最好的知己。

而一次错过，也最终给徐向前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他始料未及的。

红军长征会师，对张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

一方面，他期待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彻底扭转被动的革命形势。但另一方面，他又很紧张，担心自己从此失去话语权。

在迎接友军前，张曾做过推测，认为红一的兵力应该五倍于红四。为此，陈昌浩还特意提出了欢迎“30万红军”的口号。

正式会师后，张迫不及待的多方打听，却得知了一个令他始料未及的真相：在经历长征转战后，红一方面军的兵力只剩下万余人。

也就是从此时起，他的心态开始有了变化。对一方面军的态度，从尊敬转变为了躁动。这种躁动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帮助理解：既然我带的部队接近总人数的十分之九，那么就不应该是你们来指挥我，而是我要指挥你们。

只能说徐向前那种主动请求退居幕后的胸怀，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至此，一场漫长的磨合开始了。

先天天开会，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人员安排问题，接下来的战略方向问题，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商量。

为了安抚张，红一这边也是一让再让，最终决定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职务能让，战略方向让不了。

红一方面是坚定支持北上战略的，红四方面张支持南下，陈犹豫不决，徐原本就想要北上，但他此时还在前线，压根没参加讨论会议。

等开会回来，张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就向徐向前发牢骚，说大家都听不进意见，会上吵得很凶。

对于开会讨论的内容，徐向前倒是很看得开。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他不了解。那是别人的事，没有人和他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

但徐向前也有自己的立场，他对张、陈反复强调，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眼下粮食短缺，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得赶紧走，起码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再去吵吧。

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

红军最终统一了北上意见，部队分为两路纵队，总司令朱德和张政委到左路军，徐向前、陈昌浩跟着毛主席和红军总部到右路军。

在和毛主席短暂的相处期间，往常少言寡语的徐向前，却一下打开了话匣子，两人从红军历史聊到未来战略，无话不谈，而且观点出奇的一致。英雄惜英雄，这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徐向前主动为部队开路，打了一场包座大捷，更是令作为观众的毛主席称赞不已。就连陈昌浩在北上打了几场胜仗后，也一改模棱两可的态度，主动发言说支持北上。

右路军这边顺风顺水，但左路军却音信全无。

一开始徐向前还以为部队遇到了粮食问题，主动向毛主席提出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左路军过草地。

但这边人还没出发，那边就传来了最坏的消息。

张先是借口葛曲河涨水，部队无法架桥渡河，又说各部粮食只能吃三天，还无向导，茫茫草地，前进不能。种种理由找了一大堆，但中心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拒绝北上。而不久之后，张更是直接发来了电报，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立即率领右路军南下。

战略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

陈昌浩拿到电报后犹豫不决，他想不通，只能去跟徐向前商量。紧要关头，还是徐向前沉得住气，他说不管怎么样，这么重大的问题，还是必须跟总部报告一下。

后来右路军开了一次会，陈昌浩、徐向前都去了，毛主席让他们务必再次规劝张北上。而另一边，张的电报也是一封接一封，让陈、徐迅速南下。

两边反复的压力下，陈昌浩最先扛不住了，最终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南下。每逢关键时刻就容易犯糊涂，被个人情绪所影响，这也是陈昌浩一个致命的弱点。

现在张、陈、徐中，已经有两票支持南下，最后只剩下徐向前。他的态度对毛主席来说，至关重要。

那天晚上，毛主席一个人去找徐向前。他没有进屋，而是站在院子里，问了这样一句话：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这个问题对于徐向前来说，真不好回答。他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从军事角度看，北上肯定比南下好，但现在左路军摆明了态度要南下，右路军还能怎么办，难道单独北上吗？

无奈之下，徐向前只能回复道：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主席听到这个回答，沉默良久，也没再说别的，只是让徐向前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或许对于徐向前来说，他只是希望红军团结在一起，无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有困难就克服，有矛盾就解决，右路军只要南下和左路军会合，道理说通了再商量新的战略方向也不晚。

但徐向前不会知道，正是他的这一句话，坚定了毛主席的一个想法。

也就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哨兵突然报告，说红一方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陈昌浩有些慌乱，一个劲催人发电报，说赶紧叫他们回来。而徐向前则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四方面军前面还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问红一方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他又慌了，不敢思考，不敢下决定，徐向前却没有半点犹豫，斩钉截铁地说道：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回过神来的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主动给张写了报告。

徐向前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后来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他的内心很矛盾，原本寄希望于去红军总部做点工作，能借此机会摆脱张、陈。结果现在毛主席也走了，唯一的机会随之破灭。

徐向前也有过一走了之的想法，不管不顾地去追毛主席，但他最终还是没有下这个决心。

为什么？

两点原因。

一来，当时右路军中，陈昌浩才是一把手，有最终决定权，他不点头，徐向前一个人根本带不动队伍，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

二来，正如他回复毛主席的那样。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他也舍不得。这支部队是他从鄂豫皖一手带出来的，从游击队到方面军，可谓千辛万苦。如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他都难以接受。

没有徐向前，南下的部队谁来指挥？张还是陈，这两人都没有这个本事。剩下的副指挥王树声，包括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这些将军，指挥一个军绰绰有余，但指挥一个方面军恐怕要出大乱子。刘伯承、董振堂这些原一方面军的干部，倒是有这个本事，奈何张肯定不敢用。

如果是为了自己，徐向前大可以一个人北上。但为了整个红四方面军，他只能南下。后来徐向前自己也承认：

“心软，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徐向前心软，但毛主席却心如铁石。他之所以不告而别，就是担心日久生变，万一四方面军有意留人，那最后想走都走不了。

“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但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这是毛主席的原话，最终也一语成谶。

红军方面军南下后，遭遇川军顽强阻击，前进不得，退又无路，兵力折损过半，最终只能转向北上。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证明了毛主席在战略上高瞻远瞩，但代价，过于沉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最艰难的关头，徐向前保存了四方面军的骨血，最终把这支部队带回了正确的道路上。

在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徐向前都是毛主席最为信赖的主帅之一，这也算是弥补了两人长征时两次错过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