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1月，在众望所归中回归红军核心领导层，因时间紧迫，被暂时安排了一个比较新奇的职务，叫“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正式担任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时隔3年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3月10日，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内，毛主席可谓历经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从临危受命到无奈被撤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会议的表决结果，为什么让毛主席激动得拍了桌子？一向宽和稳重的朱德，又为何罕见发火，连骂两员爱将。

这一切的起因，都只是因为一场“没有打好”的战斗。

毛主席写过一首《清平乐》：

“东方欲晓，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建国后，他又给这首词作了一句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彼时的毛主席是何处境？

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红军最高指挥权由“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牢牢掌握，毛主席虽名义上还担任着苏区主席，但手中却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博古、周恩来、朱德、毛主席

所以在当时的红军总部里，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矛盾的场面：每次打仗前，不请自到的毛主席就围着地图谈战略战术，说红军应该诱敌深入，灵活歼敌，然后李德就唱反调，坚持要打阵地战，和敌人硬碰硬，他还容不得别人质疑自己，动不动就要把提意见的人赶出去。

博古夹在两人中间也是不厌其烦，最后干脆就跟毛主席摊牌，说你要么去上海休养，要么去苏联休养，总之不要留在这里干涉李德这位正牌的“国际军事顾问”指挥打仗。

毛主席性格中有极为倔强的一面，既然你们嫌我碍事，我官可以不做，事可以不管，但坚决不会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最后，他就只带着几个人去了赣粤边界做基层工作。

就这样，在红军反围剿最困难的阶段，毛主席也迎来了人生低谷期。后来，他又大病了一场，还等来了一个坏消息：红军决定放弃苏区，转入外线作战。

呕心沥血打下的根据地，就这么放弃了？毛主席想不通，但也知道结果已然注定，无法更改。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给当时担任红军总负责人的博古写信，说自己已经和一部分老同志谈过了，大家都愿意留下来坚守苏区，以等待红军主力长征归来。

博古同意了，他巴不得。但周恩来得知消息后，一大早就冒雨赶了数十里山路，骑马从瑞金到于都，和毛主席闭门谈了整整一天，两人甚至一度争到面红耳赤。

等到周恩来再次回到红军总部时，博古问怎么样，周恩来只回答了一句话：

“他同意随队转移了。”

这或许是周恩来态度最为强硬的一次，他不是劝，而是“逼”着毛主席随队长征。周恩来很清醒，他知道如果哪一天红军陷入绝境，那能够站出来力挽狂澜的人只有毛主席，他必须和红军同进退。

事实证明，周恩来是对的。

红军此番长征走的万分艰难，日日血战，路路不通，仗仗失利。血战湘江后，8万人一下锐减至3万，前途一片晦暗。

万难之际，又是周恩来充当了破局者。他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承认“三人团”的军事错误，并力保毛主席出山。

而在这之后，周恩来还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他要成就毛主席的军事地位。

遵义会议一开始并未恢复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所谓“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一职，其实是担任周恩来的助手。也就是说当时大家投票选出来的总指挥，还是周恩来。而且周恩来不接受还不行，这是多方妥协的结果，也是唯一能够完全服众的结果。

但周恩来也有办法。

也就在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调集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一路尾击堵截，企图将红军包围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

对此，周恩来连着下达了两个命令：

第一、 接受毛主席的提议，放弃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北上入川。部队立即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渡江北上。

第二、 争取立即消灭川军主力一部，并由毛主席担任前线指挥。

从战略路线的制定到战役的具体指挥，周恩来都主动放权给了毛主席。这是一个关键的机会，只要毛主席能够打好与川军这一仗，并顺利带领红军进入四川，那么再提议由他出来全权指挥红军，就不会有任何阻力。

而之所以选择川军当试金石，还是源自于一场意外。

当时红军刚撤离遵义，红一军团作为全军前卫率先出击，在攻打赤水城时遭遇川军阻击，一时间打得难舍难分。与此同时，行进至赤水河东岸土城的红军主力，也迎面撞上了川军。

川军远道而来，就在想把红军堵在省外。要入川，就必然要与川军碰撞，这是无可避免的。再加上周恩来有意让毛主席提前担当大任，也想让红军尽快用一场胜利扫去颓势，所以与川军一战自然顺理成章。

但谁又能想到，这一仗打坏了。

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后来回忆说，为了打好土城这一仗，毛主席当时连早饭都没吃，早早就去了后山指挥部做战役部署，连中午饭都是在山上吃的。

与毛主席的谨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红军中大部分人其实都认为这一仗没有难度，甚至可以说是手到擒来。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乐观，还是源于一封战前截获的情报。

情报显示：与红军遭遇的这支川军至多为4个团，兵力大约在6000人左右。

此外，当时川军是出了名的纪律差，单兵作战能力差，整体战斗力差，而且爱抽大烟，个头矮小，面黄肌瘦，不要说打仗冲锋，平时走路都摇摇晃晃。

兵力占优势，又是打风评极差的川军，没有不胜的道理。

这一仗，毛主席的布局可谓面面俱到。他先是给红一军团增兵，命令部队迅速突破川军防线，攻占赤水城，尔后又让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南北夹击，务必一口网住向土城行进的川军。

双管齐下，战术上没有任何问题。

但当负责主攻的红三军团与川军刚一交上手，便感觉到了情况不对。

眼前的川军如同疯了一般，不仅死战不退，而且越打越多，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源源不绝。战至激烈处，川军敢死队竟率先发起反击，几乎是踩着同袍的尸体，冲上了红军阵地。

双方展开白刃战，刺刀捅弯了就抱在一起肉搏，战况异常惨烈。

如此凶悍的打法，绝不是4个团能组织起来的。而也直到此时，红军才从从俘虏的口中得知一个最坏的消息：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6000多人，而是满编制的6个团，12000余人，后面跟进的各路部队还有几个师。

曾任红军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后来回忆：

“我们在土城那一仗，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2个团左右的兵力，如果知道是2个旅就不会打的。”

一字之错，几乎让红军陷入绝境。

除此之外，红军还有一处判断失误，那就是川军并不弱，至少眼前这支川军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战斗意志，都是一流的。

开战，刘伯承曾特意找到毛主席，说了一句话：

“对面带兵的叫郭勋祺，是刘湘心腹爱将，用兵凶悍而狡猾。”

要说郭勋祺此人，来头确实不小。他有两个外号，一是因为圆脸圆眼睛，被称为“郭熊猫”或“郭猫子”，二是因为作战勇猛，被叫做“莽娃”。

郭勋祺

此人贫苦出身，当过药店学徒，参加川军后一开始是当文书，后来因功一路升迁。在川军诸将中，郭勋祺算是一个另类，他能打仗，会练兵，且为人正直豪迈，从不计较立场，所以与同为川人的刘伯承、陈毅交情颇厚，甚至和当时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兄长杨暗公是生死之交。

川军本身就是一支极为矛盾的部队，他们大多时候欺软怕硬，擅打滑头仗，习惯性逃跑。但有时候又团结得坚若磐石，舍生忘死。如果红军不进四川，川军大概率还是会保存实力，一触即溃，但红军现在不仅要进四川，还想长久呆下去，那么把地盘视为生命的川中军阀，就必然要死战到底。

名将之风的郭勋祺，加上兵力占优又摆明了要拼命的川军，也不怪红军啃不下这块硬骨头。

因为情报有误，红军总攻击变成了郭勋祺的总反击，川军的前锋部队，甚至一度攻到了红军指挥部前沿。

危急时刻，三个关键人物的出场，最终挽救了红军。

一是朱德。

当得知川军反击的消息后，朱德心急如焚，一再提出要去一线指挥作战，见毛主席不肯同意，他直接把帽子一脱，厉声说道：

“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南昌起义失利后，是朱德在三河坝阵地力挽狂澜，亲自带队阻击。如今，这位红军总司令又一次去到了最一线，带领将士奋勇杀敌，硬生生把川军刚起势的进攻给压了下去。

二是陈赓。

如果不是到了绝境，陈赓的干部团是不会动的。

陈赓

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1个团下辖4个营，干部战士都是正在红军学校深造的战斗骨干。1营和2营是原主力部队的连、排级干部，3营大多是连队指导员和机关干部，4营则是清一色炮兵、工程兵、机枪专业的干部。

这是红军的总预备队，骨血和精锐，更是最后的老底子。

干部团的参战，如同一把尖刀直插川军战线，也让胜负的天平再度向红军倾斜。毛泽东在白马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个情景，兴奋地对身边人员说：

“打得好，打得好！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三是毛主席。

赢了，自己和红军的前程都是一片光明；输了，难免会有人等着落井下石，到时候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底气。

对于这场关乎自己命运的战斗，毛主席大可以放手一搏，去赌一场胜利，赌红军能扭转局势，赌川军扛不住就会退。但毛主席没有，在调红一军团回援，派上干部团，暂时稳住阵脚后，毛主席立即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打仗有进有退，有得有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真理最忠实的践行者，就是毛主席。

但撤了，也就意味土城这一仗“没有打赢”。而这样的结果，对毛主席个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

土城战斗后，第一个出来发声的就是博古。对于遵义会议的结果，他一直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逮住机会反驳毛主席：

“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博古

在之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毛泽东自己也坦然承认，说土城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没有歼灭川军，红军自己反而受到了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

当然，土城战斗的坏影响，还远不止如此。

不久之后红军强渡赤水，有人建议攻打周浑元的部队，刚就任前敌总指挥的毛主席站出来反对，说又和敌人硬碰硬，损失部队不值得。

放在以往，毛主席在军事上的决定，多数人都是赞成的，这是大家长久以来的信任。但这一次，情况却截然相反。毛主席苦口婆心一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见没人听，他最后也着急了，提出如果要打，自己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

未料想现场竟有人脱口而出：

“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现场一表决，毛主席是少数，于是刚刚担任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就被撤销了。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万分低落，但他顾不得自己的情绪，连夜提着一盏马灯就去找周恩来，让他尽量晚一点下命令，能不打，就不打。

周恩来作为军事行动的最后决策者，又一次选择了相信毛主席。

正是在周恩来的极力支持下，才有了毛主席的“少数人做主”，也最终成功让毛主席成为了红军军事指挥上的主导者。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证明的毛主席军事才能，也最终证明了土城之战并非是一场没有打好的战斗。

土城之后，就是被誉为军事奇迹的四渡赤水。

渡赤水，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土城战斗川军损失很大，郭勋祺直接后撤了十五华里，不敢尾追红军，这也为红军争取到了最重要的空间和时间。

二是土城之后，毛主席及时转变了战略思路，命令红军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轻装急进，灵活穿插，最终在不断的往返调动中彻底甩掉追兵，突出重围。

从实际效果看，土城战斗就是红军长征转向胜利的一个转折点。没有这一仗的铺垫，可能就不会有四渡赤水。

此外，红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转变。

土城战斗之前，红军指战员的心态普遍有些急躁。长征以来，败多胜少，士气已然跌落谷底，情势危急之下，做判断的时间又少，很容易因为求胜心切的状态影响理性。

当时朱德到红三军团阵地督战，看到红4师师长张宗逊因病重留在卫生所，政委黄克诚也病了，躺在担架上指挥，整支部队状态松散，全无斗志。对此，一向宽厚著称的朱德竟对黄克诚发了脾气。

黄克诚

后来在一次渡江过程中，干部团没有等部队完全过江就开始拆除浮桥，朱德又痛斥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后来宋任穷还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从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红军中大多数人情绪都不稳定。土城一开始也心急，但川军这迎头一棒，算是把很多人都打醒了，戒骄戒躁，才有了四渡赤水的游刃有余，镇定自若。

所以说这一仗，与其说是败了，倒不如说是胜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