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之泓

细想想，女人对爱情的向往都要经历一个从朦胧虚幻到具体清晰，从浪漫美妙到世俗实用的过程。应该说下乡插队使我的这一爱情观发展过程有了一个大的提速，使它提前从“懵懂虚幻”进入到了“世俗实用”。

虽然我直到下乡时还不懂得“姐姐”和“姐夫”为什么要单独团聚，但我却早已懂得幻想那非常圣洁的爱情。下乡之前我曾幻想我的“他”应该是一个罗曼蒂克的革命者，比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就曾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伴侣。随着年轮圈直径的增大，我也曾幻想与我的“他”吟诗唱和；与我的“他”挽臂并行在林荫路上；与我的“他”共骑一辆自行车，漫游在风景秀丽的乡村小道上；与我的“他”并肩坐在小河边共看一本书。随着政治大环境的变换，我又幻想与我的“他”一起切磋学马列的心得；一起批判各种错误路线，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某一个亢奋时期，我甚至幻想自己将来要找一个“领袖”级别的革命伴侣，好使自己成为燕妮（马克思夫人）和克鲁普斯卡雅（列宁夫人）或杨开慧（毛泽东前妻）那样的名列青史的伟大女性。

那时，我一方面大量借阅革命书籍，靠政治理想支撑着自己；另一方面，也借着对爱情的憧憬来支撑着自己。不过后来我的爱情设想便愈向“现实”和“实用”靠近了。而且在愈来愈现实的同时，也愈来愈迫切了。我要考虑降低求偶条件尽快解决自己的婚姻，以便尽快拯救自己的命运。

第一，我考虑对于家庭出身是不能大幅度降低条件的。我的出身有问题，男方的家庭出身再有问题，那么就等于我将来要繁衍更多的“黑五类”子女，子女长大时也许会指责父母不该生下他们，所以我必须找一个出身没有大问题的男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封建主义脱胎而来的，一贯将男性家族当作“本家”，而女性家族只能被当作“外戚”，因此即便在执行党的阶级政策时，也遗留着重男轻女的痕迹。按当时的填表规范，孩子的父系家族算孩子的家庭出身，母系家族只算社会关系，所以在婚姻中男方的家庭出身自然比女方的更为重要。

第二，我原想找国营单位的职工，但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现在愿找一个大集体职工。

第三，原想找一个高中文化的，现在可以接受小学文化的。

第四，男方相貌可以丑一些，以看了不恶心不害怕为最低标准。

第五，不管找谁，他一定要有能力让我吃饱，还要不嫌弃我的出身。

第六，若有能力把我带出农村，那么二婚头甚至有一个孩子也行。

定好了心目中的降价条件后，我要招揽“顾客”将自己推销出去了。我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一切有可能帮助我的人，对他们流露我的求偶条件，暗示他们替我物色人选，将他们当作推销我的无形货架。

网撒出去后，慢慢也有一些回应。有一位周阿姨给我介绍了她的一位同乡，此人在本县某大型国营工厂做机械修理工。我这里就称他为A君吧。A君小学毕业，江苏人，长相不丑，性格温和，为人忠厚，还擅长做家务。A君认识我之后，立即对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已经单方面做着结婚的筹备。

我承认这位A君的确比较符合我前面设定的那些条件，但当我们约会了几次后，我却再也没有兴趣继续与他交往了，因为我感到他很少看书，我与他实在没有多少可谈的话题。他总是温顺地观察着我的脸色，试图找一些能让我高兴的话题，但我却面无表情地听着，觉得实在没礼貌了，才勉强回应他两句，之后又是让人难堪的冷场。再后来我便正式表示不必再见面了。他可能永远都不明白我为什么竟然看不上他，因为他读书很少，缺乏理解我内心世界的基本能力。为此我竟然得罪了介绍人，她当面不说什么，背后却忿忿地对别人说：“那丫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再也不会管她的闲事了。”

这时，一个经常在周阿姨家出出进进的男人盯住了我，我姑且称他为B君吧。他是上海人，不知道在哪个运动中受过迫害（可能是“社教”或者“双反”），劳改了几年又回到了原单位，但据说并没有彻底平反，还留有一个尾巴。这位B君是个大学毕业生，他从旁观察了我与A君的全部交往过程，看出我对文化要求较高。于是他衡量了自身条件，认为他的文化能满足我的要求，就绕过任何第三方人士，直接向我表示好感。如果我们在周阿姨家“巧遇”，他会装作若无其事，然后找机会不断地递给我一些字条，上面写着他喜欢我，他一定会彻底平反，一定会对得起我等等。

这是个三十多岁的像叔叔一样的男人。看着他那高大的但被劳改生活折磨得弯了腰的身材，看着他那似曾英俊过的，但眼下经常被阴云笼罩着的面庞，我的心里只有怜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感情。我怎么能把自己这已经够可怜的命运交给一个劳改释放犯呢？况且他至今还居无定所，工资级别也没有恢复，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临时性工资。

B君在受迫害之前有一个恋人，他被捕后这恋人就嫁给别人了。等到B君出狱时，他的前恋人不知因什么原因又成为一个单身女人了，还带着一个3岁的男孩。在追求我失败之后，B君转而又与他的前恋人恢复了往来，最后终于结婚了，他做了那男孩的继父。后来据说因为孩子问题，他们夫妻之间龌龊不断。因为孩子的妈妈家庭出身也不好，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到处打零工，他一家三口的生活常常很拮据。

那些插队后嫁给了工人的学姐们，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苦恼。农村活儿太累时，春天青黄不接时，她们倒是可以回来在丈夫这里待几天。但经济上要依靠丈夫，丈夫那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和那颐指气使的表现，都使她们感到屈辱，于是又又逃也似的回到农村·····这样的日子循环往复，也真让人感到烦恼。

我到杨郎卫生院试探好友邹德容的口风，看她是否为我物色到了合适的人选。但邹德荣说话却吞吞吐吐。最后我终于搞明白了，原来她丈夫所在的电厂有位单身的技术人员，各方面条件还不错。邹德容向他提及到我，对他介绍说我很有头脑，非常聪明，利索能干，在公社影响很不错等等。那人听了还比较感兴趣，便询问我近期有希望被抽调回城吗。邹德容说回城的问题谁也说不准，你们如果交了朋友，你也可以帮助她快点抽调回城。于是那男的又打听我的家庭出身等条件。邹德容便对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姑娘的家庭有点麻烦，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可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她父亲还在单位上班。

谁知那位男士听了这一情况后，态度立刻就不那么积极了，接下来说的便是找了农村妻子会很麻烦，将来老婆孩子的农村户口问题，经济负担问题等等，那拒绝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

邹德荣简要地对我说了这些情况后又劝慰我说：“再等等吧，说不定还有别的机会。或者你干脆先努力解决自己的回城问题，到那时解决婚姻问题就有优势了。”邹德荣的丈夫也从旁一个劲儿劝慰我说：“不用发愁，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以后还会有机会的，还会有机会的。”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机会”是指婚姻还是指抽调回城，但我肯定这是他无奈的敷衍之词。我觉得自己的心在不断的下沉，下沉·····唉，我不是正因为回不了城才想到“嫁作他人妇”这个下策吗，如果回城挣了工资，我还有什么 必要急着嫁人呢？但这些话我实在是不能对邹德荣全盘端出。

从邹德荣那里出来后，想到我降价叫卖自己都卖不出去，真是尊严无存了。邹德荣所住的公社卫生院在杨郎街的北头，我的窑洞在杨郎街的南头。出了卫生院的大门，在夜晚那黑沉沉的杨郎街上，我凭着本能机械地跌跌撞撞地向我窑洞的方向走着，大脑中似乎一片空白，只有两句戏词突兀地回荡在我的耳边：

“千重山，千重山，遮不住我的满面羞——”

一瞬间，巨大的屈辱使我觉得那深邃无际、辽远无边的夜空就像一个巨大的磨盘，旋转着向我倾压下来，接着便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对我轰鸣着说：“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