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中旬，我们四团领导在荒沟岭以南的大森林里召开会议。

为了培养骨干力量，决定派我和黄颜恩去苏联学习，由去苏联办事的中共满洲省委视察员仲子云带队。

会后，王政委通知了我。

“去苏联学习，这是昔日放猪娃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啊！”我激动的心怦怦直跳，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

我想起了苦难的童年， 想起“九一八”的枪声，想起辽西杀鬼子的战斗，更想起参加革命的前前后后……

这一年来，在革命队伍里，首长和同志们关怀我，党组织培养我，把我从一个只知报仇杀敌的青年培养成一个有觉悟的革命战士。

想到此，一股热浪从心头涌起，泪水盈满了眼窝。

我郑重地向王政委吐出肺腑之言，申请做一名共产党员。

王政委轻轻抹去我眼角的泪花，拍拍我的肩头，神态庄重地说:

“泽民呀，党组织了解你，你有入党的动机是好的，希望你在斗争中接受组织的考验。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有许多革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次党组织派你去，一定要克服困难，学到真本领，回国后用于革命实践。”

停了一会儿，政委又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到异国他乡，会有很多困难。去后团结同志，依靠苏联人民，别想家乡，别想我们这些战友，安心学习。”

我只觉得鼻子发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一点头答应了。

翌日清晨，我们简单吃了点炒大麦粒，在一个熟悉路形的朝鲜族战士带领下上路了。

临行前每人带两个烧土豆，作为途中的干粮。

由于敌人封锁，在这寒冬腊月，我和仲子云还没有穿上棉衣，只穿一件破旧的绒衣和两件单衣，刺骨的山风一吹透心凉。

经过艰难的跋涉，傍晚我们来到了罗子沟的西大沟，一天除了两个冷土豆充饥外，水米没有沾牙，饥寒交迫，浑身无力。

仲子云让我设法找一个基本群众家，弄点粮食再继续前行。

一个多月前，我到这儿背过粮，据说我们队伍里一个姓姜的女同志带着孩子在附近这个村子里落了户，但不知是哪一家，我们决定去此村找她。

晚上9时多，我们悄悄地来到村头，隐藏在草丛中，看着巡逻的敌人拿着手电在村头路口走动着。

借着手电筒的光柱，我们看见路上没有雪，不会留下脚印，心里踏实一些；又见村子里大部分人家已经熄灯，只有村头两家小窗户隐隐约约透着忽闪忽闪的烛光。

于是，趁着巡逻的敌人走过去的空间，我们几个箭步冲了出去，来到村头那家门前，轻轻地叩了两下门。

一个女人探出头，小声问是谁。

这熟悉的声音，我一听就知是小姜，真是太巧了！

我向仲子云他们摆手示意， 一起急忙跟着小姜进了屋。

小姜热情地望望仲子云他们，高兴地说:

“这都是同志吧，敌人监视得很紧，一会儿有可能进屋。你们是不是弄粮食？”

我说:“不仅要些粮食，我们一天都没吃饭了，有剩饭没有？"

小姜把家中仅有的20几斤苞米渣子拿出来，倒进我们口袋，又把半盒剩大麦米饭端给我们。

为躲避敌人进屋搜查，我们端着半盒饭又钻进草丛里，就着呼呼的西北风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几口冷饭下肚，觉得胃里好受多了，身上也有了点儿力量。

我们离开了西山沟，又继续东行。

前面有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

这是东西必经之路，虽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可是河水并没有结冰，还翻着浪花。

敌人封锁了这条小河，每天都往河里放水，使结了冰的河水不仅解冻，而且水流湍急。

两岸布满了流动哨，仅有一条小木船来回摆渡，并有敌人押船，上船的人要被全身搜查。

望着滚滚急流的河水，我们心急如焚，只好返回岸边的树林子里，商量对策。

仲子云思索一会儿说:“咱们先到北山根酒厂那儿，那一带有基本群众，向他们了解一下敌人摆渡规律，再设法弄点粮食，抓紧时间过河，争取年末赶到苏联。”

根据仲子云的意见，我们休息半天后于傍晚出发了，绕过了两道山湾，半夜时分赶到了酒厂，躲过了鬼子的岗哨，来到居民区，叩开一户柴门。

钟（仲）子云

屋内主人听出了仲子云的声音，轮轻地开了门，这是位朝鲜族老人。

他把我们让进屋里，问明来意后，作了详细介绍。

“敌人对小河沟白天封锁严，晚间更严。天黑后，敌人在岸边拢起许多篝火，火焰熊熊，照得两岸如同白昼一般。敌人对过往的行人都要从头到脚搜查一遍。如果说老虎打盹，那么就是清晨四点钟左右，敌人困乏了，要休息个把小时，一天只有这么一点机会，但是船被他们栓到岸上，只能偷着泅水过去。”

老人介绍完情况后，把家中半麻袋没有脱皮的大麦粒送给了我们。

我们谢别了朝鲜族老人，迅速离开此地，天亮前又返回树林了。

经过一天的休息，趁着大黑我们向小河出发了。

没有星光，没有月色，只有呼啸的山风，偶尔还夹杂着野狼的嚎叫，在这黑沉沉的冬夜里令人毛骨悚然。

穿过树林，绕过山岗，我们来到小河边的草从中，趴在雪地上窥视岸上敌人的动静。

如同朝鲜族老人所说的那样， 堆堆火光的映照中，我们看见一个个提枪巡逻的敌人，听见他们对上船人骂骂咧咧的吆喝声。

在这种情况下，插翅也难以飞过去啊！

我们只好默默地等待。

阵阵山风袭来，穿透单薄的衣衫，直刺肌肤， 冻得我们浑身发抖，心里发颤，上牙不住地磕打着下牙。

我们相互紧紧地靠在一起。

在这寒冷的冬夜里煎熬着，期待着。

大约凌晨三点左右，敌人一个个打着呵欠，把小木船栓在了岸边，熄灭篝火，扬长而去。

时机来到了！

我们迅速脱下衣服，卷成一捆顶在头上，跳入滚滚的急流中。

冰冷的河水夹着细碎的冰块刀刮一般刺着我们光滑的肌体，针扎似的疼，整个人如同掉进了冰窖一般，从头上凉到脚底。

开始我们还能一步步地向前走，走出几米之后，水没过大腿，就觉得呼吸困难，双腿抽筋，迈不动步。

我们四人搀扶着向前一点点移动，又挪出几米后，大约离对岸十几米了，水已齐腰深。

个子比较小的黄颜恩，水没过了他的胸部，站不稳，栽倒在我身上，喝了两口水。

仲子云也感到头晕眼花，在水中直打晃。

真艰难呀！是进还是退？

如果退回去，不仅过不去河，而且容易遇上巡逻的敌人。

没有退路，只能前进！

身体强壮的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走， 走！走过这深水区就好了。”

我左手搂住黄颜恩的腰，右手拉住仲子云的手艰难地迎着急流向前移动着。

大约又走了几米，过了深水区， 大家才缓过一口气，又继续前行，终于到达了彼岸。

此时我们已冻得说不出话来，坚持着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岸。

天近黎明，这是一天最冷之时，老百姓称这是“鬼哧牙的时候，” 零下30来度的天气，吐口唾沫都结冰。

刚从水里爬出来的我们赤身条条，四肢都快冻僵了，但是为了安全，我们顾不上穿衣服，在布满碎石冰块的河岸上拼力地爬着，大约爬出200多米，钻进一片小树林子里。

我们回头望去，敌人的巡逻哨已在岸边游动，好险呀！如果稍慢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用冻得不听使唤的双手哆哆嗦嗦地把衣服穿上，这时才发现双腿已被沙石、冰块磨出了一道道血痕。

我们各自摸摸，手枪全在，而且包在衣服里没有浸上水。

仲子云又摸摸衣服兜里的介绍信和有关文件，安然无损，大家放心地向山上密林深处走去。

此时，天已大亮了，被冷雾包藏的太阳射出了惨淡的白光。

我们找到一个靠阳的山坡，拢起篝火，烤着冻得发紫的身躯和冻得像铠甲一般的衣服。

仲子云和黄颜恩俩轻轻地哼起了抗日小调，在他们的歌声中，我仿佛看到了深山密林里的战友，看到王政委那期待的目光。

开始下雪了，鹅毛般大的雪花漫天飞舞，远山近岭白茫茫一片。

我们迎着飞舞的雪花又上路了。

雪越下越大，坑坑洼洼处全被大雪覆盖了，稍不留神，一脚踩空，掉进雪坑里，雪就没腰深，我们把对方拉上来时，对方就成了雪人。

尽管十分小心翼翼前行，但还是掉进几次。

天近黄昏时，我们来到一个小土地庙前，决定在此过夜。

我们把庙内积雪清理出去，找来一些干草把庙门堵上，大家合盖黄颜恩的大衣疲乏地睡去。

几天来这是我们睡的唯一的一夜好觉。

第二天醒来，太阳已出来一人多高。

吃过早饭后，我们觉得浑身痒得难受，脱下衣服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虱子。

由于几十天的连续行军打仗，昼夜没有换过衣服，这些小害人虫就繁衍成灾了。

我们只好伴着风雪的呼啸声，又开始了“杀虱子”的战斗。

又连续两天行军。

在珲春县北、东宁县南大约离苏联200公里处，我们找到了地委书记王中山。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1935年冬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从报上得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军粉碎了敌人围剿，进行伟大的万里长征，心情非常激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在王书记那里我们还看到两本精装的马列著作，仲子云爱不释手，王书记就送给了他。

他抽出时间念给我们听，临行前又找来油漆布，仔仔细细包好，揣进怀里。

在这里，我们休息几天，等来了护送我们的小分队，一共四个人。

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又出发了，在那覆盖着厚厚积雪的乡间小路上走了五六天，来到了珲春和东宁交界处的山上。

这里离苏联仅有七八十公里。

我们没有粮食了，小分队也完成了护送任务，准备返回。

按照规定，我们把随身带的枪支弹药交给了他们。

临分手时，他们指着东边的山头说:“那就是苏联，过去这条小河就到了。”

我们站在高山之巅，遥望东面的山头，隐隐约约望见异国的森林，心中有了希望，心想一条小河沟一个夜晚就能过去。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连续几天几夜的大雪早已沟满壑平，分不清哪是河，哪是岸，只见白茫茫一片。

我们四个人犹如北冰洋上飘泊的一叶小舟，忽而移向这里，忽而挪向那边。

为了不迷失方向，我们一边走一边看着天上的北斗星，径直东行。

风大，雪大，一个小时也走不了二里路。

带路的朝鲜族战士的双脚冻坏了，仲子云也冻掉一个脚趾头。

大家咬牙忍疼坚持着，搀扶着前行。

行至后半夜，再也走不动了，饥饿、寒冷使我们一阵阵发晕，一下子瘫坐在雪地里。

仲子云望了望前边白茫茫的雪地，抬头看了看黑沉沉的天空，吃力地把手伸进怀内，掏出那两本马列著作和介绍信，递到我的面前说:

“泽民呀，我身体不行了，不能拖累你们，你带着介绍信领着颜恩先走吧。这两本马列著作保存好，有时间认真学习。”

“不！视察员，你的任务比我重要，我背也要把你背到苏联去。”

“别说傻话了，与其我们都冻死在这儿，不如你们先脱离这死区。你们年青，革命的路长着呢。”

“视察员，我们一起走，绝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我说不下去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不知哪来的一股劲，我双手用力一抱，把仲子云从雪地上抱起来，用头顶着他的腰，右手拉着那个朝鲜族战土又继续前行。

我们拼尽最后一丝体力， 与寒冷搏斗，与饥饿搏斗，与死神搏斗，终于走到了中苏边界线。

东方渐渐露出了晨曦，森林中传出阵阵狗吠声，划破了山林的寂静。

“啊！有人家了。”

我们心一亮，人也晕倒在雪地上。

昏迷中的我们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吆喝:“举起手来！”

我们强睁开眼，看见一辆马爬犁停在几米之外，上面站着两个持枪的人。

他们来到我们跟前，搜查完毕后让我们上了爬犁。

我把仲子云和朝鲜族战士扶到爬犁上。

这时我看清楚了，他们是苏联红军，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出来。

啊！找到了，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且夕祸福，我们出生入死来到苏境，岂知苏方竟把我们当成了“越境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又面临着新的坎珂。

两位苏联红军用马爬犁把我们拉出十几里地远，来到苏联边防军驻地的一个木板房子里。

他们用手向我们比划着，意思是让我们自己劈柴取暖。

我把虚弱的仲子云他们扶进板房，让他们躺在板铺上休息，然后到院子里劈了一些木棒子，抱进屋内生上了火炉。

一会儿屋内有了暖意，刚从寒冷的死亡线上挣脱出来，进入这样一个简陋的热屋中，竟如同进了宫殿一般，身上暖乎乎的，舒服极了。

我们四人很快进入了梦乡，打起了轻轻的鼾声。

中午，一位苏联战士拿来一小桶大麦米稀粥，四个饭碗，又给我们每人两片黑面包，这是午餐。

会点俄语的仲子云拿出介绍信给他看，向他说明来意，然而这位战土不理踩我们，开门出去了。

在这里我们被囚禁了三天。

第四天下午，来了三个苏联红军，其中一个是少尉，把我们带出去，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海边，既不说送我们去哪儿，也不讲什么，让我们上了船。

我们乘船在大海里颠簸一夜，第二天早上到了码头，打听同船的人方知这是海参崴。

下船后，一辆没有窗户的汽车把我们拉进个大院子里，铁门、铁窗、铁册栏，原来这是海参崴的监狱。

我们四人分别被送进四个牢房。

每个牢房三个人，屋内卫生，设备都可以。

在这异国他乡我们开始了囚禁生活。

每天饭后，无事可做，我伏在铁窗前遥望天空，天空中自由自在飘着的朵朵白云，把我的神思带回了祖国，带到了密营，带到了战友和父母的身边。

侯团长、王政委，你们现在战斗在何方？春天就要到了，密营的生活能改善一些了吧？你们现在有粮食吃吗？啊，首长和战友们，你们可曾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

我的思绪如闲线的风筝，一会飘东，一会又飘西。

越想越烦，呆在这个笼子里，既不能战斗又不能学习，愁煞人啊！

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被叫了出去，有辆小汽车在监狱获门口等着。

小汽车把我拉到一个大院里，有人把我带到二楼。

一个穿苏联红军制服校官军服的中国人询问我从哪里来？老家在哪里？参加革命后在什么地方打过仗？领导人都是谁？问完后又将我送回。

一个月后，我又被提出来审问。

我问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囚禁起来？

他们说:“你们带的介绍信不清楚，正在调查，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很快就要来了，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我回去后恨不得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仲子云他们，但是我们已被隔离，无法转告。

又过了十几天，大约是1936年3月，我们终于被释放了。

一个山东老头用小车把我们接了出去，从此结束了两个月的监狱生活。

出狱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康复了，那位朝鲜族战士回国了。

仲子云找有关部门办理事情去了。

我和黄颜恩去莫斯科学习，历经艰难坎坷，终于来到了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