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季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统治东北，处心积虑地推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这个傀儡，让他出来执政，各县随之建立了伪政权。

侵略者又收买了张海鹏、张景惠之流的汉奸，通过他们网络些地痞流氓、土豪劣绅，成立保安队，讨伐抗日队伍。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成分复杂的小部队开始解散，出来抗日的一些财主又回到了庄园，有的摇身一变成了伪政府的信员。

我们面临的困难更多了。

祖景昌领着我们这些人从辽西转到辽南，第二次去找邓铁梅，没能如愿。

我们又设法找到耿继周的部队，跟着他们先后参加了刚家沟、柳条通大沙包、打江屯的战斗。

在战斗中，我们这支队伍得到了锻炼，而且有了发展。

1932年9月，我们来到巨流河，得知敌人经过此地由西向东运军火。

我们派人到养路工人那儿调查，弄清敌车到站时间；又派人化装成搬运工，了解到押车乘警都是中国人。

敌情掌握后，本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来到铁路沿线，从养路工人那里借来压道车，装满枕木，待所有的客车都从此线通过后，我们将压道车推到铁轨上，我们埋伏在路旁，专候敌车。

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一杆子高时，敌人的军火车开过来，见铁轨上有压道车挡道，停了下来。

我们立即从地上跃起，一个个飞身跳上火车，缴了押车伪警人员的枪，劫下一些军火。

一枪没放，凯旋而归。

附近日军得到情报，立即出动装甲车，用小钢炮和机关枪向出事地点狂轰乱射，然而我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气得日军指导官哇哇乱叫，年终将押车人员全换成日军。

从此，我们活动在辽西铁路沿线，扒铁轨，劫军火，成了一支小小的铁道游击队。

1932年冬，日军集兵筹资准备攻打热河，从锦州、阜新、新立屯等地陆陆续续地向西运送军火。

新立屯西边有座铁路大桥，是这条运输线的必经之地。

我们决定炸桥毁轨，破坏敌人的运输线。

12月的一天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凛冽的寒风卷起尘沙打在脸上刀刮似的疼，而且睁不开眼。

我们在这夜幕掩护下，背着几百斤炸药，带着导火索和雷管出发了。

我们来到大桥附近，见桥两头都有日军站岗，难以靠前，又迂回到桥中间的小河，沿着结了冰的河面悄悄地来到桥底下，把炸药分别放到三个桥墩上，装好引爆设备，点燃导火索，迅速撤离。

几分钟后，大桥底下火光闪闪，随着轰隆隆几声巨响，这座钢筋水泥筑成的大桥被炸毁。

天亮后，敌人派来了工兵，架浮桥，筑工事，安装探照灯，忙活得不亦乐乎。

新立屯火车站三天才通车。

新立屯大桥被炸，给敌人很大打击。

敌人加紧了对铁路沿线的防卫，押车的日军增多，而且每到一站，或者遇到可疑情况，敌人就在车上架起机枪，向路旁扫射。

面对敌人的严加防备，再用老办法劫军火不行了，经过大家出谋划策，决定采取远距离“高空作业”。

当时运军火的货车有两种，一种铁皮闷罐车，一种平板车。

平板车上的物资都是用布或席子苫着，虽然看不清里面的东西，但容易猎取。

我们就以平板车为劫取目标。

在北宁线山海关一带的铁路两旁，生长着多年的大柳树，又粗又高，这是理想的地势。

于是，我们从附近渔民那里买来三角矛和麻绳，将麻绳几股合为一起搓成结结实实的大绳，一人一根。

在大绳的一端拴上三角矛，另一端拴在高高的树干上，人爬到树上，手持三角矛等候。

待敌人军火车开到时，居高临下，迅速将手中三角矛抛向平板车上的货堆，用力一拽大绳，一包包货物就被拉下。

在农历七月十五左右，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们用这种方法劫了四次，都因车速太快，所获不多。

农历八月，这段铁路被大雨冲坏，正在修复，过往列车在这里都要减速，这是难得的作战机遇。

仲秋之夜，皓月当空，我们又来到此地，一个个攀上了大柳树，借着银色的月光向远处眺望。

不长时间，一列从沈阳开往山海关的敌军火车鸣着长笛慢慢地开过来。

我隐隐约约看见平板车箱上有苫着布的小棚，棚旁边有两个持枪的日军守卫，月光下他们头顶上的钢盔看得清清楚楚。

说时迟，那时快，“嗖、嗖”两声，两根栓有三角矛的大绳迅速出手，我两手狠劲用力一拉，只听“扑通、扑通”两声响，两团黑糊糊的东西摔到了地上。

我跳下柳树，近前一看，是两个脑浆迸裂的日本兵和一些弹药。

我们把这两个日军尸体扔到附近草丛，拾起弹药，骑马而归。

第二天上午，敌人出动大部队前来搜查，查了三天三夜，踪影皆无。

敌人无奈，只好把铁路沿线的这些大柳树一棵棵锯掉。

在铁路沿线，敌人被我们扰得心神不安，这支小部队也就成了讨伐的重点。

一次，我们在黑山县西羊肠河处遇到了敌人的讨伐队，带队的是日军指导官和伪县长，四五十人全副武装，还有一门迫击炮。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在激烈的枪声中，我们拼命突围，忽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我一机灵，心想敌人的炮弹打来了，这回完了……

然而，很快敌群处传来哭爹喊娘声，几分钟后敌人自动撤走。

我们化险为夷。

后来得知，这是讨伐队初次使用迫击炮，忘了装引火冒，一发炮弹射出，毫无声响，气得日军指导官骂县长，县长又骂伪军，伪军一着急，把炮弹装反，原地炸响，当下炸死四个伪军，县长和日军指导官全被炸伤。

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助我也！

1933年秋天，敌人大规模围剿开始了。

在辽西一带，日军出动了飞机、大炮，每天都狂轰滥炸，妄图消灭抗日队伍。

与此同时，狡猾的侵略者又采取以华制华的政策，利用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经过培训，打入抗日队伍，进行拉拢腐蚀，制造矛盾，分化瓦解，致使抗日队伍内部相互残杀。

在这白色恐怖下，抗日义勇军减少了，我们这支坚持了两年的小部队，内部也开始思想混乱。

那位一心盼着张学良打回老家的高峰，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整日唉声叹气。

那几个土匪出身的人，都想挣点钱回家娶个媳妇，不再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走马从戎了。

只有我们这20来个庄稼汉斗志不减。

我们在一起商讨着出路，一次，我又提议去关内找“朱毛”。

他们说:“关内那么大，‘朱毛’到底在哪里呢？而且日军守城严，进关难啊！还是在辽宁找邓铁梅吧。”

我觉得他们的话也有几分道理，又无良策，只好沉默。

经过商定，我们这23个人离开辽西，迎着血雨腥风去辽东找邓铁梅。

辽东的形势比辽西还紧张，民众自卫军的外围部队几乎没有了。

我们向几个老农打听，得知邓铁梅已率领主力部队进山了，就马不停蹄地向山里奔去。

我们在山里转了两天，也没有找到邓铁梅。

此时我们尚不知，这位抗日英雄已经牺牲了。

天气已进入深秋，草木枯萎，寒风凄凄，阵阵秋雨淋湿了我们的衣服，湿衣贴身，寒气袭人。

我们骑着马默默往回返，一颗又一颗冰冷的水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弄不清是雨滴还是泪珠，我只觉得凉，从脸上一直凉到心里。

在一个断桥旁，枯树上的几只乌鸦声嘶力竭地“呱……呱……”叫着，叫得我们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这时，突然从另一条大道上窜出一大队日本兵，将我们团团围住，割成几段打。

我们拼命撕杀，队伍被打散了。

我左攻右打，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冲了出来，其他弟兄生死不明。

我孤身一人骑着马奔回大虎山。

在日本侵略者的收买和唆使下，那些像狗似的为了得到主子一些赏钱的汉奸们，出卖了良心，出卖了同胞，四处搜捕抗日义勇军人员和爱国进步人士。

大虎山有个汉奸叫赵海州，是日军豢养的忠实走狗，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称他为“赵密探”。

大虎山一带，凡是参加义勇军的人都在他的黑名册，我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了。

尤其是新立屯大桥被炸后，日军四处搜捕炸桥人，我是炸桥的骨干，经赵海州密报，我更是日军和汉奸捉拿的重点人。

我由辽东回到大虎山，得知这些情况，觉得家乡不能再呆了。

我想我是中国人，誓死也不能当亡国奴啊！

日寇不除，国无宁日，家无宁日，我要上战场杀敌，一颗爱国心撞击着胸膛。

但是，队伍被敌人打散了，我这单枪匹马到哪里去实现这杀敌报国的夙愿呢？

思来想去，我又想起“朱毛”，他是救星啊！顿觉豁然开朗。

“对！到关内去，找‘朱毛'当红军！”

我下定了决心，即使千难万险，也要进关。

临行前，我决定除掉赵海州这个祸患，为死难的义勇军弟兄们报仇。

我打听到他住在大地主金老文家大院内的东厢房，于当夜前往，然而他不在家，只有他的两个老婆在吸大烟。

翌日我又去，还是扑了空。

为了赶路，我只好离开这里，奔大虎山火车站。

车站前前后后，日军来来往往，把守得严，检查得更严，每个上下车的旅客，都要被从上到下搜查个遍。

我难以出城，只好返回。

我找到做瓦盆的徐天香大哥，在他的帮助下化了装。

我穿上大棉袄，背上称为“钱搭子”的大口袋，里面装上酒、粉条、烟叶，上面又放了一把香，扮成赶集的庄稼汉，混出了车站，登上去沈阳的列车。

沿途，透过车窗，我望着弹痕累累的大地，衣衫褴褛的逃难人，心里像有无数钢针在扎，泪珠一串串滚下，恨不得立刻驰骋沙场。

我来到了沈阳，这里比大虎山还乱，到处是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巡逻队、巡逻车，到处是衣不遮体沿街乞讨的难民。

在大街小巷，经常见到抽大烟、扎吗啡的人、酗酒闹事的人，经常发生被偷、被抢、被骗的事，哭喊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我暂时安歇在中街的一家小客店，然后去火车站买票，准备由沈阳去热河，再由热河去关内。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出沈阳城要护照。

这里，我没有一个相识之人，到哪里去弄护照呢？急得我团团转。

第三天早上，我又去火车站，设法弄车票，路上却遇见了蒋福忠。

他原是我们外屯的小地主，“九一八”事变后召集一伙人起来抗日，自立山头。

当日军大讨伐时，他回家不干了，后来在一个朋友介绍下当了伪军。

他乡遇老乡，还是一件高兴事。

他问明我来意后，告诉我，他现在是二十六旅的少校，当年与我一起扛活的陈国清也在这个旅，给副旅长开车，现也在沈阳，陈国清准备开车去热河，让我找他，搭车同往。

蒋福忠的指点，解决了我没有护照出不了沈阳城的难题。

我顾不上多想，马上去找陈国清。

然而陈国清变了，再不是当年那个满脸灰尘、一手老茧的长工，而是颇有威风的少尉副官。

他这次开车来沈阳是给副旅长倒卖大烟土的。

我搭乘陈国清的车离开了沈阳，向热河出发。

途中车子坏了多次，修车等人，走走停停，足足走了20多天才到凌源。

我带的那点钱早已花光，无奈只好将随身秘密带出的两支小手枪卖掉，后来连卖枪的钱都花得所剩无几，我只有向他们借钱买饭吃。

好不容易又对付了十几天，总算到达他们部队驻地围场县。

时值1933年岁尾，天气寒冷，仅穿一身单衣的我冻得直打哆嗦。

分文皆无，怎么去关内呢？

路途遥遥，关卡重重，到哪里找“朱毛” 和红军呢？

发愁着急，使我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起了满嘴大泡。

陈国清见我这快要急出病的样子，一再劝说催促，让我留在他们部队。

“山穷水尽”的我，无奈地应允，心想先找个落脚之地，待度过残冬，天气转暖时，再设法进关内找“朱毛”。

这样，我违心当了伪军，被编入二十六旅三十五团一营一连，当了二等兵。

围场县位于承德北部。

据传，满清时皇帝在此设过马场，故得此名。

我们二十六旅驻守在这里。

旅长曾是张学良部下的一个团长，官兵多数是东北人和山东人，日军侵占热河时，他们被大汉奸张海鹏收编，成了伪军。

在这个部队，大多数上层军官投降了日本人，他们之间尔虞我诈，克扣军饷，倒卖军火，中饱私囊。

在下层军官和士兵中，有一部分人曾参加过抗日活动，有爱国心，但被收编后犹如困在笼子里的鸟，感到压抑困惑，就借助吸大烟、打麻将、甚至玩女人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还有一部分官兵，爱国之心始终不变，士气不衰，他们经常在一起打听情况，以待时机。

我入伍不久，营长把我调到军需库看管仓库。

军需官晚上打麻将，吸大烟，第二天上午睡大觉。

我摸准他的规律，抓住这个机会每天早晨爬山，上午练习打靶，想练身过硬本领，找“朱毛”当红军。

我的枪法比较准，基本都是这段时间练出来的。

经过一段时间，我也掌握了我们一连的概况。

这个连是126人编制，实有90多人，大部分是东北人。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在刘连副带领下举旗抗日，参加义勇军，打过几个胜仗，就是与我们一起攻打过江屯的那支队伍。

后来，他们被汉奸张海鹏收买，调到热河，编入二十六旅。

现在的代理连长叫赵玉玺，郑家屯人，学生出身，与营长刘忠之有不解之怨。

一次，刘忠之与赵玉玺打麻将，刘输给赵许多钱，心中不悦，找借口把赵大骂一顿。

赵不服气，刘就以营长身份下令打他40军棍，还要撤他的职。

一连二排长王生闻讯后，带着十几个人跑到营部，给营长跪下求情，刘营长方才罢休。

至此，连长赵玉玺记恨在心。

连队土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40岁左右的老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有一定作战经验，家有妻儿老小，思乡心切，痛恨日本侵略者而又无能为力，思想比较消沉；

二类是年青人，思想比较活跃，不甘心当亡国奴，总想找机会杀出去；

三类是社会油子，什么事都干。

在这样的伪军部队里，我如笼中鸟，天天都盼望飞出去，日日都在找机会去关内，寻找那渴望已久的救星“朱毛”。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军令下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