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陈延年，安徽怀宁县人，在前清末叶，生长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其父仲甫先生治汉学，对文字学、考据学、声韵学研究精深，颇负时誉。

延年在童年时克承庭训，天资甚高，读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国学颇有根底。

少长以性情倔强，与人落落寡合；对学问和生活，不习惯于家庭社会的老一套，独出心裁，不同时好，因此为家庭社会所诟病，并失父母欢。

陈延年

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士人政治与封建制度相表里，残酷地统治劳动人民达三千余年之久。

陈延年反对封建制度，更反对士人政治，他对士大夫阶级不劳而食、不织而衣以及声色货利，荒淫无耻，深恶痛绝。

常以澄清政治，改变士气为己任。

约在一九一七年前后，到北京就学曾发起工读互助团，纠合一般生活较苦，觉悟程度较高的青年学生，如浙江俞秀松、湖南何孟雄等，半工半读，自给自学。

这一运动，起于北京，推广到两湖、上海及各大城市，不仅对穷苦学生开了一条光明大路，而对于那些戴着大学生头衔穿着蓝袍黑马褂，脚踏粉底朝靴，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门，投机取巧，到处逢迎的青年学生起了一种对照与针砭的作用，为社会开展了新风气。

工读互助团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之一环，与“文学革命”、“反对旧礼教”、反对“尊孔”、“读经”等运动，蔚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而爆发了五四运动。

陈延年最初相信无政府主义，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学说颇有研究，对当时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则深恶痛绝，仲甫先生任北大中国文学系学长时，旧学新知，为士林所推重，延年则视之漠然，常对人说:

“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不能为万民立命，与文盲何异！”

因此师友之间多以延年为狂妄，并有指责延年为一无父无君之狂徒。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虽为一战胜国，在战争中国力损失甚大，尤其是人口锐减，社会劳动力与国家生产之需要不符甚巨。

中国为世界有名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法两利的情况下有倡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主其事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吴稚晖等，中国各大城市之大中学生前往勤工俭学者甚众。

陈延年与其弟乔年，均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半工半读约有三年之久，不仅学业大进，而思想的转变，更为一般师友始所不及。

陈延年在法国时，为一真正之华工，以半日进工厂做工，以半日研究法律。

除研究法律外对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曾作过比较的研究，经过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的过程，最后他成了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而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活动。

五四运动后，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商中国革命大计，一九二一年七月间由毛泽东等十三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于上海，同时在国内外发展组织，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在巴黎创立中共支部，主其事者为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周恩来同志等。

他们在巴黎发行“少年”周刊，并发动反对凡尔赛和约的爱国运动，为法国政府所迫害而不为所屈，陈延年为巴黎“少年”的发行人，亦为巴黎中共支部的负责人，他在旅法的学生工人中有相当的威信。

3

一九二四年初，吾党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国民党在吾党与第三国际支持下，进行了改组，一九二四年春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国内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有高度的发展。

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吾党中央调陈延年、周恩来回国工作。

约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间，陈延年与周恩来到广州，周恩来任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陈延年任吾党广东区党委书记，并指导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

我第一次同陈延年见面是在广州市司后街杨家祠堂，即杨匏安的家里。

他的身材不高，体质健壮有膂力，面色黑而有极细微的疙瘩，骤然视之若有斑麻，穿一身半旧的粗哔叽的学生装，足路一双从法国穿回国的有钉底的翻皮鞋，手提一个黄色皮包，他对同志们点头微笑。

那一天是举行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时间在下午八时左右，到会的不过二十多人，他听了同志们的工作汇报，也没有说什么话。

会后他同我曾作长谈，他知道我曾经在武汉、北京、上海各地区工作过，他因为是初回国对各地的工作情况还不很热悉，他对各地工作发展的情形问得很多，我们谈了很久才散。

第二天中午，他同周恩来到社仁枋二号我的寓内又继续前夜所谈的话头又谈了两个钟头。

话谈完了，他提议我们三人在东山找栋房子同住，要我的爱人夏松云负责去找房子。

未久，我们就租定了东山慈幼院街某号二楼一个全楼，一间客堂，两间卧室，一个厨房，他同周恩来住前间，我们夫妻住后间，这里距苏俄顾问团很近，向东转角不过一二百步就是鲍罗廷、加伦的住宅，顾问团的办公室也在这里，我们住宅对门的山坡上就是罗加觉夫及李洛夫(鲍罗廷的助手)的住宅，我们相互联系很方便，所以很密切。

当时我原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因国民党右派分子邵元冲、刘芦隐，郎醒石等排斥共产党人，于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党员训练班结束以后，即解除我的工作，我失业一些时。

我们的党即分配我到苏俄顾问团做搜集资料与整理资料的工作，并兼大本营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在工作上与学习上得到陈延年的帮助甚多。

一九二四年冬，黄埔军校学生队及教导团组成第一次东征军的主力，周恩来出发东江作战，后方政治部无人负责。

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我们的同志李汉藩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黄埔军校管理处长林振雄发生冲突，拔枪相向，几至酿成血案。

国共两党在黄埔军校的矛盾相当严重，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坚请陈延年出任该校后方政治部主任，调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冲突。

陈延年与廖仲恺先生为世交，他由法国回国的旅费，还是廖先生筹寄的，论理他不能拒绝廖先生的邀请。

但是他当时是共产党区委书记，任务重大，工作极繁，既不能舍彼就此，亦不能兼顾，遂把这个问题提到区党委，作出决定由他荐我以自代，廖仲恺先生接受了陈延年的推荐，以爱屋及乌之义，对我推心置腹，使国共联合战线在黄埔军校得到一时的巩固，陈延年之力居多。

4

一九二五年春，广东区设工作部于广东大学斜对面即文明路与文德路之间某号二、三层楼上的两层全楼，陈延年即住在工作部内。

我们接洽工作与小型的工作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

在每日的工作时间中，他从未离开过工作部，较大的会议，多在杨家祠堂或在惠爱东路省会议附近的一个小巷内一栋新式平房(这栋来房原系陈恭受的私产，商团叛变后充公，即后来作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陈延年白日在工作部处理工作，接见工作同志，夜晚则到各处参加工作会议，或者走访各方面负责同志，交换工作上的意见。

他自己对任何工作都有他的既定方针，他善于接受同志们的工作意见，他对同志们接谈时，态度严肃而诙谐，对同志们正确的意见，能够毫不迟疑地接受，有不正确的，他能在谈笑中把同志们的意见纠正过来。

在那样的工作繁忙紧张状态之下，他每日所接洽的人和所处理的事都在十余起至数百起，我从没有发现他焦躁与疲乏，他总是愉快地工作，和蔼地待人，他没有对任何同志发过脾气，对任何事没有感到没有办法。

他对革命事业有坚强的信心，对革命工作具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在他担任广东区的书记约有两年半至三年的时间内，在广东曾经发生过几件大事，“商团叛变”、“两次东征”、“省港罢工”、“镇压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暗杀廖仲恺案”，“三月二十事变”等事件，这都是国共联合战线过程中的大事。

每一次事件中，陈延年很适当地把我们的同志分布在党、政、军、工、农各方面，配合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军，把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大踏步地推进，给反动的封建地主，割据各城镇的反动军阀，阴谋暗害的反动政客，盘踞沙面横行港九之间近百年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以迎头痛击，使中国的革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在广东方面，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中，陈延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省港罢工运动中，英人侦知吾党在广东负领导责任的人是姓陈面麻(陈延年因面有细微的疙瘩，骤然视之若面麻)。

恨之刺骨，逐以陈麻子称之，并写成传奇小说把中国共产党的陈麻子形容得神奇鬼怪，指为是捣乱的圣手，杀人的魔王。

在大革命失败后，约在一九二九年我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看到这一本书，著者署名皮克，所写的主要人物就是陈麻子，朋辈中不知陈麻子为何许人，或者以为是暗指陈独秀，所记事实是由省港罢工至武汉政府时代的片段，多属虚构，一望而知其伪造中伤之所为也。

陈延年为帝国主义者所痛恨，如此可见一般。

5

陈延年从不作个人打算，他的生活极简单朴素，他的卧室里只有一套铺板，一条席子，一条很粗的毛毡，一条被子，床头经常摆着一个黄色皮包，也就是他的枕头，床底下有一个小皮箱。

他的办公室中也只有一张条桌，一把广东人通用的藤椅，一个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书报。

他的卧室在三楼，办公室在二楼，办公室外就是一个简陋的客厅，客厅中间放着一张脱了漆的旧餐桌，四方安置着长短不齐的板凳和大小高矮不一样的椅子，这就是陈延年接见工作同志及举行小型会议的所在。

他的办公室隔一道板壁还有一间小房，里面有三个工作同志，这都是陈延年的助手。

阮啸仙、刘尔崧、杨殷、杨匏安及其他同志等也经常在这里工作。

他因为工作忙，饮食无定时，遇着什么吃什么，他从不选择。

我们有时在家里做了几样菜约他吃便饭，他总是说有时间就来，过了吃饭时就不要等了，事实上他就很难到一次。

他在广州同我们共同工作约近三年，还是穿着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粗哗叽的学生装，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等于游方和尚的破衲袄，油迹斑斑，领袖破烂，有的同志劝他做一套衣服换一下，他付之以点头微笑，其安于破烂也如故。

他当时不过二十五、六岁，同志们有为他提婚姻问题，他总是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有的女同志很羡慕他，因为他对同志们态度严肃，尤其是对女同志丝毫不苟，谁也不敢向他表示爱慕。

当时的风气，无论党内外，自由恋爱的潮流很高，党内的生活，亦不似现在这样严肃，有的同志因男女关系发生纠纷，闹到陈延年那里，他总是以合情合理的方法说服双方使矛盾解决，有些同志有这一类的问题发生，却怕陈延年知道，因而相互和解，化有事为无事，陈延年在同志之间的威信如此。

6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前后，蒋介石及孙文主义学会首要分子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徐桴、刘峙等，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战线，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

我党在中央退让政策之下，陈延年一面组织情报机构，派傅烈负责收集国民党各方面情报，来作适当的对策，一面督促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各军师负责同志严守岗位，表示我党对革命事业，对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坚持到底的光明磊落的精神。

而对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徐桴等之营私舞弊造谣中伤的卑鄙行为，尽情揭发，使蒋介石、汪精卫之间了解一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缺点，使王柏龄、吴铁城、陈肇英等希图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中进行屠杀共产党人的阴谋事前暴露出来。

在三月十五日前后，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等，播流言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谓苏俄顾问团主任季山嘉与汪精卫将联合共产党倒蒋。

我在东莞从王柏龄那里得到这样的谣言，即回广州报告陈延年，他当夜即走告季山嘉，在季汪会商之下由汪精卫根据谣言的线索夤夜到东山蒋介石家里根究谣言的来源，蒋介石瞠目无以为对。

汪去后，蒋介石召王柏龄到他家里，责骂甚严，并令王柏龄向汪精卫负荆请罪。

当时王柏龄狼狈不堪，这一阴谋被揭穿，使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等在蒋介石那里的信任降低，他们希图在“倒蒋”的谣言掩盖下进行屠杀共产党人的阴谋卒不得逞，后来在三月二十事变后一、二日内，蒋介石免去王柏龄等二十师师长职，责令立刻离开广州，相继吴铁城、陈肇英都受了严重的处分，蒋介石发动三月二十事变，算是扑了个空，就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自请处分，而形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狗的局势。

在当时两党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不得不公开承认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他自己说:

“革命事业的发展共产党人作了很大的努力，十个国民党人也不及一个共产党人的力量。”

此系出于蒋介石之口又为时论所公认，因之把两党的联合战线延长了一年的命运。

在三月二十事变中，如果李之龙接受陈延年的指示，对汪、蒋一视同仁，把海军局缉私与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等，勿当暴露于蒋介石之前，则李之龙或不至落到王柏龄等的反动阴谋的圈套里。

李之龙

7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广东形势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互有发展，蒋介石表面与我党继续建立联合战线，成立两党中央联席会议，出师北伐。

而又与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互通声气，并与张作霖、孙传芳信使返往。

陈延年知蒋介石迟早必反，在广东方面普遍发展农民运动，东江南路加强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对黄埔军校及第一军被蒋介石排挤出来的我党工作同志，分配到长江流域各省与我党工运农运各方面的工作配合活动，因此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瓦解了北洋各军的士气。

北伐军各方面:第二军鲁涤平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叶挺部，第六军程潜部，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主持政治工作的大都为我党同志，均能英勇善战，攻无不克。

而蒋介石直属第一军因排斥共产党人，则造成贪污腐化，士气低落，风纪坏，南昌一役，王柏龄师溃不成军，蒋介石率刘峙退高安待援，使北伐各军得以平衡发展，巩固了武汉政府的威信，使蒋介石反动逆谋不能得心应手，发展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陈延年的安排布置起了决定的作用。

8

一九二六年的秋冬之交，北伐军出长江，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东南半壁，有传檄而定之势。

广州在政治军事上已形成次要地位。

我党各重要干部集中于上海、武汉之间，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陈延年转到上海工作，四月十二日之变，东南各省市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死难者甚众，后得之传闻，陈延年在上海闸北某地被蒋介石的爪牙杨虎、陈群等率领军警围捕，陈延年见于情势危急，知不可免，即奋起与敌搏斗，屡仆屡起，敌受重创，而陈延年被敌人打得血肉模糊，牙关脱落，卒以众寡不敌，为敌所缚，被捕未久，为蒋介石秘密杀害，死难时年仅二十八岁，时间约在四月十二日以后，“八一”起义以前。

陈延年是壮烈地牺牲了！

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工作作风，他为无产阶级，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所贡献的力量是永垂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