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4日，就是我们到达延安的第二天，陈云、滕代远、 高志里等领导前来看望我们。

高志里是边区政府农业厅长，给我们做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边区政府工作，表扬了那些战斗在第一线上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的同志，宣传了他们的事迹。

我们听后很受教育。

最后，高志里概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任务，那就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接待好外来的学生；培养训练好干部；发展边区经济。

听了高志里的报告，我们对边区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便于今后工作。

到了延安，大家最最盼望的就是见到毛泽东主席。

尤其是我，曾历经坎坷寻找“朱毛”，寻找他们领导的队伍，那风雨飘泊的日子终生难忘。

自从在乌鲁木齐得到去延安的通知后，我几乎夜夜都梦到去见毛泽东。

这回到了延安，我巴不得立刻见到他。

那几天，我神经特别敏感。

每当招待所的同志进来，我总要问， “同志，我们有事吗？”

希望他们能回答有事，准备好去见毛主席。

然而他们都摇摇头离去了。

当有的领导来看望我们，或者通知去开会，我首先站起来，侧耳细听，是不是毛泽东主席要接见我们？

期盼、等待，盼望这振奋人心的喜讯快快到来。

1月9日中午，领导通知我们不要出去，有重要活动。

什么活动呢？大家猜测着，十有八九是见毛主席吧。

午饭后，我们忙乎起来，洗头，刮胡子，整理衣服，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好去见毛主席。

我更是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会儿摸摸脸，看胡子刮净没有；一会儿到外面看看，是否有首长来，领我们走。

我掰着指头算，只觉得时间太慢，一个小时好似一年。

在焦急的等待中，我们几个人悄悄地议论，毛泽东长的什么样了，见到他该说什么。

有的同志说:

“毛泽东是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一身戎装， 而且佩带战刀，威风凛凛。我见到他先敬个礼，然后说:‘报告毛主席，您的战士归国回来了。'”

有的人讲:

“毛泽东虽然是军委主席，可也是党中央主席，根本不带武器，也不穿军装，他不是严肃的，而是和蔼可亲。我见到他，首先要握握他那双指导中国革命的大手。”

我听着他们的议论抿着嘴乐。

不知咋的，我想象中的毛泽东是另一个样子，他一定红光满面，光彩照人，而且身披万道金光。

这大概是六年前在义勇军时，那位长工讲的“朱毛”在我心中留下的深深印象吧，总有点儿神化影子。

下午2时，许光达来了，宣布毛泽东要接见归国的同志，要求大家遵守纪律。

啊！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来到了！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像要接受检阅的士兵，精神抖擞地排着队出发了；又像海外归来的游子，去见久别的爹娘，每根神经、每个细胞都沉浸在激情中，心中那个甜劲就甭提了。

在许光达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延安北门里西边的凤凰山下。

在一排窑洞中有一个小院，院门破旧了，院中是老式的瓦房。

我们来到院内，进到一个大屋子里，屋内摆了一些长条木凳，南面有铺炕，炕上放一张长方形的木桌。我们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激动的心怦怦直跳，手心都汗湿湿的。

陈云、滕代远、许光达去了后院。

一会儿，他们陪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走了出来。

旁边的同志小声喊:“啊！毛主席！”

我顺着喊声望去，只见毛泽东主席浑身光芒四射，一个个数不清的光柱耀眼夺目。

啊！果真身披万道金光呀，你看，连站在旁边的陈云他们身上也有光。

此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泪水折射的光。

我们立即站起，热烈鼓掌。

我擦了把泪水，奇怪呀，毛泽东身上的光芒消失了，他正面对着我们，面带微笑，非常和善。

他有着宽宽的前额，那是智慧的象征，前额下有一双深邃明亮的大睛，目光炯炯。

他向我们投来的目光是那样亲切慈祥，就像父亲望儿子哥哥看弟弟一样。

站在毛泽东身旁的还有张闻天、王明、罗瑞卿、林伯渠、谢觉哉等首长。

我站在那里忘记了鼓掌，泪水像小河似的流淌。

这就是我寻找六年的毛泽东啊！这就是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伟大领袖！这就是救穷人脱苦海的大救星！

毛泽东微笑着向我们摆手，让我们坐下，我们没有坐。

待他和那几位首长坐到炕桌前，我们才坐到凳子上。

坐下后，我用崇敬的目光再次打量毛泽东，他根本不像我想象中的身披万道金光的神化人物，也不像有的人猜测的那样，满脸严肃，全副武装。

他是平易近人的，和蔼可亲的，望着他脸上的笑容，使人感到春天的温暖。

他头上带着很旧的军帽，身上穿着很旧的灰粗布棉军衣，棉袄的领子都磨损了，脚上穿着旧布鞋，看样子，这身衣服已经穿几年了。

他竟是这样的普通，普通得像个农民。

望着毛泽东的装束，再看看我们身上的皮大衣，我坐不住了，仿佛凳子上有无数钢针。

毛泽东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地指挥中国人民抗战，可是生活竟这样简朴，简朴得让人心里难受，然而对我们归国的同志，他却关怀备至。

想到此我鼻子发酸，泪水又涌出来。

洪亮的声音响起，立即将我的思维吸引过去，毛泽东开始给我们作报告。

他虽是较浓的湖南口音，但吐字清楚，尚能听清。

他没有讲稿，却讲得条理清晰，生动深刻，讲到激昂处，势如高山上的瀑布一泻而下；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又如涓涓溪流，缓缓地流入我们的心田。

我全神贯注，认真聆听，一字一句记在心里。

毛泽东首先说，延安缺干部，你们从国外回来，一定能大有作为。

说完，他那亲切的目光似春风一般从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掠过， 寄托了无限希望。

他话锋一转又说:

“我们已经经过一次国共合作了，现在开展的统一战线，不是谁消灭谁，是合作。要发展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抗日。有的人不想抗日，想消灭我们，那他就当不上委员长，也当不上抗战英雄，全国人民不拥护他。当前我们的任务很多，但主要是发展统一战线，巩固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打击反动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是激烈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不要忘记，在国民党内部，主要掌权人是要消灭共产党。今天大敌当前，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充分合作下，他是委员长，在群众的呼声下，可以当民族英雄。要是他不抗日，要去当汉奸，人民就不拥护他，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讲这部分时，毛泽东的情绪变得慷慨激昂，声调也略微提高，打着灵活的手势。

说到末尾一句时，他的右手用力向下一挥，一缕较长的黑发随着摆动一下。

我们的情绪被深深地感染着，眼睛睁得大大的，认真理解统一战线中那错综复杂的斗争。

毛泽东停了停，语调变得和缓了，又接着讲。

“现在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但是我们不能盲目。我们是有困难的，这些困难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军队开到前方去了，有的到了敌后。我们地方不大，要逐步扩大；人员不多，要逐步发展。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二万五千里走过来了，又上前线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国民党向后跑，我们向前进，还要向敌后前进，这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过去是打土豪分田地，今天要改变，减租减息。我们一方面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另一方面也要搞好人民生产。”

“要办好学校，前后方都有抗大，白区学生每天都有来的，大后方主要到延安，前方就不要来了，那里也有抗大。 ”

“在前进的路上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各方面的干部，有文化、能掌握政策、又能做统战工作的青年干部。我们红军干部有打仗的经验，没有做统战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也比较低。因此，当前培养干部是全党头等大事。”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在做这方面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国民党区域来的，也叫从白区来的，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对他们要加强理论基础和方针政策教育，时间可长也可短，抗大是六个月。如果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可以回来总结经验，再经过短期学习，回到工作岗位上，进步也比较快些。这是我们解决干部不足的一种方法。第二方面，我们军队中大量是农民，他们觉悟都提高了。这些人也有弱点，普遍没有读过书，其中有少数人读过书也是很少的，能看报就已经不错了。对这些人，我们要教育提高他们，首先是提高文化。”

毛泽东把话顿了顿，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们，左手轻轻一摆， 说:“你们刚从国外回来，热情很高。延安总体是好的，也不是一切都好，需要我们去做工作。”

谈到我们回来的工作时，毛泽东对我们是很了解的。

他说，去苏联学习的同志，有的是江西红军选送的，有的是东北抗日联军各军送去的，也有的是在海参崴伐木的原山东人的后代。

毛泽东的语调变得亲切温和，像老师叮嘱学生似的，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从艰苦岁月中过来的，那时比较单纯，现在比那时复杂多了，有文化的人多了，从大城市来的人多了，社会经验也丰富了。你们不能拿过去的眼光看今天，不能用过去的工作方法去工作。要在新形势下做好工作，必须学习新方法。你们的工作可要由群众去打分呦。”

说完冲我们深情地一笑。

最后，毛泽东加重了语气郑重地说:

“我们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延安的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每个人的工作只准做好，不准做坏。”

在我们的热烈掌声中，毛泽东的报告结束了。

接着，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讲了话。

会后，我们进行了认真讨论，决心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加强学习，克服困难。无论分配到什么岗位，一定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主席接见后，我们陆续地走上新的岗位。

除少部分人奔赴前线，大部分人留在了延安，其中有不少人分配到抗大。

带领我们由苏联归国的许光达，任抗大训练部部长。

1938年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将我分配到抗大第四大队第一中队，担任一区队队长。

区队长是抗大最基层的管理人员，虽然职务不大，但与学员直接打交道，责任重大，犹如棋盘中的小卒，有时也举足轻重。

这是我归国后的第一岗。

尽管担心过文化水平低，怕干不好，但是很快被强大的使命感冲散，因为这是党的工作。

我决心干中学，认认真真地当好这个小卒。

我们四大队是新成立的，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是胡耀邦。

第一中队队长是李福凯，副队长是黄新亭，指导员是邓克云。

一中队内又设三个区队，我是一区队长，江泽宾是二区队长，姜成是三区队长。

除我之外，一中队的五个干部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校址在宝塔山北侧的香峰山脚下，除了几个破旧的砖房外，一无所有。

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这100多个学员来了怎么安置呢？

初遇这种情况的我，急得满嘴起泡。

中队长李福凯富有经验，他首先召集我们几个干部开会，告诉我们，工作千头万绪，先从自力更生抓起，这是抗大第一课。

接着，他领我们制定了教学规划，根据学生简历编了班，选出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的几位同志担任班长。

最后，他严肃地说:“这100多个青年到延安不容易，他们是革命的财富，我们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当好他们的后勤，让他们生活好、学习好。”

这千头万绪的工作，经李队长一安排有条理了。

从他这言传身教中，我初步学到了管理方法，信心更足了。

两三天后，学员进校了，他们朝气勃勃，歌声、笑声响彻在这山沟里，给僻静的山沟带来了生机。

学员分班组织好后，李福凯给他们作了报告，介绍了校史，也讲了当前的困难，还讲述了红军长征中的英雄事迹。

学员们热烈讨论， 纷纷表示:“红军战士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我们现在这点儿困难算个啥？一定能克服。”

这是良好的开端。

于是，我们带领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开始建校第一课。

大家打扫院子，收拾室内卫生，擦玻璃，糊窗户缝，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整洁的环境。

然后，我们组织学员进山，伐回小木杆做成简易课桌；背回干草，搭铺垫床。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干，一些生长在大城市身体纤弱的青年吃不消了，有的闹了思想情绪。

我们班长那里了解情况后，利用早晚休息时间与他们谈心，给他们讲抗大的远景，讲中国革命的未来，讲红军和抗联战士的事迹，鼓舞他们的斗志。

我们还教他们劳动方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经过思想工作，他们畏难情绪消失了，笑容又挂在脸上，相互议论着:红军干部真好，体贴我们，理解我们，还处处以身作则，有他们在身边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经过大家紧张劳动，校舍初具规模了。

学校开始正式上课，课程主要是政治和军事训练。

政治课，我们除了请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首长来校作报告外，还聘请了一些理论水平较高的教授、专家授课，他们当中任白戈的政治经济学讲得比较好，很受学员欢迎。

军事训练课由于缺乏教员，由我们各队队长兼任。

抗大的学习是紧张的，课余生活是生动活泼的。

我们管理人员全部深入到学员当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训练。

清晨，我们提前起床，到操场周围检查一遍，到时间吹起床号，带领学员出操。

操毕，大家迎着朝霞晨风向延河跑去，一路歌声嘹亮。

到延河边后，各班学员到自己的位置，就着清清的延河水进行洗漱。

晚饭后，有时上晚自习，有时开会，有时军训，有时也自由活动。

校舍附近设立了岗哨，学员轮流值班站岗，每人一支枪，保卫着师生的安全。

夜晚，学员们休息后，我们要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检查，看有没有特殊情况，给那些爱蹬被子的小伙子们把被盖好，将对学员全部的爱融于这日常琐事中。

检查完毕，我们再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好，方能安歇。

每天早操，我们几个管理人员轮流值班，通常在早操前讲几句， 总结昨日情况，布置当天任务，有时也表扬好人好事。

我由于文化水平低，表达能力差，往往讲三言两语就没词了。

学员们反映:“一区队蒋队长领操好，可是讲话不行，说的不深不透。”

我虚心接受学员意见。

每当值班前征求班长们的意见，讲些啥，怎样讲。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要讲的事情在大脑中分出类，理出几条。

这样，讲话的内容有针对性，也有条理了，学员们满意我也高兴。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抗大一开学，各队就成立了党支部。

我们这几个归国的非党员很快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1938年2月2日，经江泽宾、林江两位党员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面对鲜红的党旗，我们7名新党员举手宣誓。

我心潮澎湃，从今日起就是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了。

生，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为党的事业献身，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党支部成立后，把培养、发展党员作为主要工作，找非党同志谈话，启发他们的觉悟。

广大学员纷纷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对提出入党申请的同志，我们采取三种方式，抓紧调查他们的出身和经历。

一是了解随同来的同学，将他们谈的情况整理成材料立档；

二是有的人在延安没有同学，有些情况又弄不清楚，就通过组织发函查明；

三是情况比较复杂的，一般函件解决不了的，我们通过地下党组织去了解，直到查清为止，既对组织负责，又对个人负责。

在党组织积极、慎重的工作下，毕业时，这100多名学员除三人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其余的全部成为中共党员。

学员陆续增加，校舍紧张。

1938年2月下旬，学校决定我们四大队迁到瓦窑堡。

接到通知后，广大学员毫无怨言，把这刚刚建成的校舍让给新同学，整装出发，到瓦窑堡去建新校园。

瓦窑堡是统战区，国共两党政府并存，有国民党县党部、县警察大队，也有共产党县政府、县武装部。

为防意外，早操时学员都带枪，有时上课也带枪。

尽管这里环境与延安不一样，但是学员们仍旧刻苦学习，课堂上全神贯注听讲，课后认真讨论，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很感人的。

在这紧张的学习中，我们更要把学员的伙食搞好。

各班设立了经济委员会，学员有什么要求向经济委员会反映。

队领导定期召集经济委员会负责人联席会议，汇总意见，及时采纳。

为解决副食多样化问题，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员开荒种菜， 菜地里各种蔬菜齐全，随吃随摘，非常新鲜。

此外，队里还养了一头20多斤重的猪。

3月下旬，这头猪长得很快，管伙食的战士说，还可以养两头。

此时二、三区队长已经调走，我思考后决定向学员借钱买猪。

征得队长的支持，也得到同学拥护，仅半天就凑足了钱，从集市上买回两头七八十斤重的猪。

经过精心喂养，学员毕业时这三头猪都长到200多斤。

卖了一头，换回钱还清了学员。

另两头全杀了，改善伙食后，把余下的猪肉用盐卤上，学员离校时一一分给他们，留作途中吃。

1938年5月中旬，抗大三分校校长罗瑞卿到瓦窑堡来检查我们四大队的工作。

接到通知后，我们估计国民党县大队有可能乘机破坏，嘱咐学员开会时一定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大队还派一个排带两挺轻机枪，在南门外操场警卫。

那天上午，微风徐徐，阳光灿烂。

我们几个队的学员和管理人员在大队统一领导下，来到南门外操场，迎接罗校长。

罗瑞卿骑马而来，远远地下了马，快步向我们走来，亲切地打着招呼，向学员们问好，队列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罗瑞卿站在队前，用洪亮的声音发表讲话，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

突然，“咣、咣”两声巨响，敌人在距离操场200米处的小坑里投下两颗迫击炮弹，哧哧冒着青烟，瞬间就要爆炸。

罗瑞卿迅速地朝炸弹方向扫了两眼，轻蔑地笑了笑，纹丝不动， 继续讲话。

我们几个管理干部也同时朝炸弹望去，见我们队伍不在射程内，这是敌人用来吓唬人的鬼把戏，谁也没有动。

学员们见校长和管理干部个个稳稳当当，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他们那提到嗓子眼的心落了下来，安静地听罗校长讲话。

整个队伍一丝不乱。

须臾之间，只听轰隆两声巨响，炮弹爆炸了。

掀起片片泥土和碎石，硝烟立即弥漫在操场上，飞起的尘土落在操场边缘一些同志的身上、头上。

大家没有乱，仍继续听罗校长讲话，他的声音似乎比以前更响亮。

伴着爆炸声，我们却听到了几声“妈呀”的惨叫。

等硝烟散去，我们看到国民党县大队的官兵们扛着迫击炮，抬着两个伤兵，神情沮丧地灰溜溜地走了。

国民党县大队想趁罗瑞卿讲话之机，用迫击炮恫吓抗大学员。

当炮手们把炮弹装好后，一些士兵跑到下边看热闹，想看看抗大学员被吓成什么样子。

岂知热闹没看成，反而炸了自己，轻伤一个，重伤一个。

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此后，人们把这件事当成故事讲，讲罗瑞卿遇事不慌的大将风度，讲抗大教职员工们的胆量和气魄，也讲国民党县大队的狼狈相，讲到此处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经过半年学习训练，1938年7月，这批学员毕业了，奔赴各个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