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场，100多名中央委员齐集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

蒋介石宣布开会后，委员们便集体去紫金山中山陵谒陵，9时许再回到中央党部，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而蒋独自去礼堂旁小楼的二楼休息。

约20分钟后，众人鱼贯而出，在中央政治会议厅前合影。汪两次上楼请蒋一起拍照，均被蒋拒绝。

原来蒋看到出席会议的张学良、闫锡山等都带保镖来了，形势有点乱，觉着不安全。他对汪说:“我不去，我劝你也别去。”

汪请不动蒋，自己下楼与众人一起合照。9时35分, 委员们摄影完毕陆续转身走上台阶准备上楼去参加预备会议的时候，一刺客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肋骨上。

汪应声倒地，现场顿时大乱。张静江滚倒在地，孔祥熙一头钻到附近一汽车底下，张继迅速跑到刺客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张学良一脚踢落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卫兵还击3枪，击中刺客的胸部。

由于蒋介石不在现场，听见枪声后出来探视。陈璧君说：“蒋先生，要我们不做可以，为何出此手段？”

蒋介石百口莫辩，严令戴笠限期破案。孙凤鸣被击倒后，卫兵从他身上只搜出毫洋六角和可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泡一枚，说明他早立誓不求生的决心。

南京当局为从孙凤鸣口中了解刺杀行动的政治背景，令医生每小时注射强心针十余次，尸检时，发现孙凤鸣身上有针孔一百几十处。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等亲临病榻，追究事件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孙凤鸣忍受着痛苦，坦然申述：

“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我是为刺蒋而来，汪精卫不过是替死鬼罢了。我完全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是我的良心。”

此后他再也没有说一句话。11 月2日凌晨，这位年轻的志士平静离世。

汪精卫青年时曾作刺客谋刺摄政王，25年后却被刺客所刺，莫非是历史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11月1日的事后，汪精卫说：“凶手的目的，是刺蒋先生的。因为蒋先生有事还没有到，所以打着了我。凶手的动机也并不坏，所以我还为凶手向主管部门讲过话，要他们从轻处理，不要判处死刑。”

8年后的1944年，汪精卫遇刺后留存脊骨中的子弹毒发，引起并发症，11月死于日本名古屋。

刺客身份很快被认定，他就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也是事发前刚刚拿到第65号“特别记者证”的采访记者。

汪精卫遇刺，引起汪派人物对蒋介石的极大不满。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呼天喊地，大吵大闹，扭住前来抚慰汪精卫的蒋介石不肯松手，以为蒋介石不肯照相，警卫人员又开枪将刺客打死，事件肯定与蒋介石有关。

汪精卫手下的头号大将陈公博后来愤愤不平地说：“妈的!要是我当时身边带了一支枪，我也许要打一个人。不知怎么搞的，我平时随身都带枪,独有那天没有带。”陈公博的意思很清楚，你蒋介石派刺客杀汪精卫，我陈公博替汪精卫报仇，也要打你老蒋两枪。

蒋介石恨汪精卫是事实，说他派刺客刺杀汪精卫，的的确确有点冤枉。然而，当时不明不白，舆论纷纷，加上汪精卫手下的大将们拼命喧嚷，大吵大闹，蒋介石就是有十张嘴也难以说清。并且，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蒋介石越解释，人们对他怀疑越大。

更使蒋介石气恼的是，没有来南京开会的李宗仁、白崇禧；还特意从广西打来电话质问此事，弄得蒋介石实在下不了台。

蒋介石气恼之下，把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和军统特务头目戴笠叫来，训斥说:“你们每月花几十万元，就干这类好事吗?限你们3天之内破案，否则要你们的脑袋!”

蒋介石下令之后，徐恩曾不敢怠慢，领着特务四处奔忙。案发当天，南京全城宣布戒严，水、陆、空交通全部中断，特务们会同宪兵、警察，在机场、码头、车站、旅馆等地进行了大搜捕，同时，对中央党部的所有人员以及记者进行了严密审查。

他们从刺客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刺客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连忙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谁知通讯社的人早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

徐恩曾马上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发现两名担保人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实业部的职员，但他们对该通讯社的情况竞一无所知。

在中统特务拼命搜捕的同时，戴笠率领军统特务也在四处奔忙，企图抢个头功。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督率大批军警在南京城里搜捕了几天，晨光通讯社的人却一个也没抓到。

徐恩曾耐着性子，派手下大特务顾建中再次检查刺客孙凤鸣的尸体，希望从中发现一些新的线索。顾建中报告说：“徐先生，孙凤鸣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孙的腿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说明他应是军人出身。孙的伤疤上绑有一块红布，表明他很可能是个共党。那么，他身上的记者证是谁给办的呢?是否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个突破口。”徐恩曾觉得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便同意从此处查找线索。

不久,特工总部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坡光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徐恩曾对顾建中严厉地说;“事情万分紧急,我已给你准备好一架专机，你火速赶到上海抓紧时间破案。”

为了保证顾建中完成任务，徐恩曾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及南京附近各县的中统特务全体总动员，同时请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下令，把他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其他力量也一起动员起来，配合顾建中的行动。

顾建中一到上海，便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管他叔婶妻舅，老师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统统抓起来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灌辣椒水，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伤的、丧命的，比比皆是；因熬不过而胡供的、乱招的,什么都有,前后抓了200余人，却没有找到破案线索。但顾建中一个也不放,白天黑夜对他们轮番审讯。

后来得知，贺坡光在江苏丹阳有一个寡嫂，便立即报告徐恩曾。徐恩曾立即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到过他寡嫂家，但已于前一天离去。特务们继续跟踪追捕，贺坡光终于落入特工总部手里。

经过多方调查，反复讯问，徐恩曾、顾建中想当然地得出如下结论：刺杀汪精卫的主谋是原十九路军将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陈铭枢想取代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职位，于是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

这个结论漏洞百出，即使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干什么?陈铭枢通过贺坡光收买了孙凤鸣，可是孙凤鸣家里却一贫如洗,搜遍他全身,也只有洋毫6角那么,收买他的钱又到哪里去了呢?陈铭枢怎么会认识贺坡光的?他们是怎样联系的?这些问题,徐恩曾的结论都无法回答。

尽管如此，徐恩曾毕竟抓到了一个与孙风鸣有关的贺坡光，这足以说明汪精卫遇刺与蒋介石毫无关系。此外，戴笠指挥的军统特务也同时抓到了晨光通讯社编辑主任张玉华和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对他们的审讯也证明刺杀汪精卫并非蒋介石所指使。

面对这样一个结论，在“案情大白”的情况下，汪精卫一派的人只好自认汪精卫倒霉，再也不好以此指责蒋介石了。

于是，蒋介石一手导演，召开了一项由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参加的专门会议，徐恩曾登台就“侦破"汪精卫遇刺案作了一个专题报告。他的话贏得了国民党大员们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人竞因此把他看作东方的“福尔摩斯”。徐恩曾在报告中一个劲地为蒋介石“洗冤”，同时含沙射影地攻击汪派人物。蒋介石对徐恩曾的报告非常满意,拥蒋分子对他的讲话连声喝彩，汪派分子则垂头丧气。

其实，徐恩曾在报告中打了埋伏，例如，他没有提到汪精卫遇刺案的真正主谋华克之。因为华克之已逃之天天,虽悬赏10万元通缉也没有抓到；也没有提到陈铭枢的名字，因为一时拿不出真凭实据。

徐恩曾得意洋洋地作了报告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从1937年4月25日起，连续8天发表《刺汪案判决书》内容，共18000字，把与汪精卫遇刺案毫无关系的原十九路军离队军人余立奎作为主犯，与贺坡光、张玉华一起判处死刑，把与汪精卫遇刺案同样毫无关联的海员周世平、炊事员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

汪精卫遇刺案给蒋介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以前，是汪主政，蒋主军，蒋汪两派共同执掌中央大权,待到汪遇刺受伤住院,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蒋介石便毫不客气地兼任了行政院长。在接着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在执掌中央人事大权的CC系的帮助下,乘机来了个大换班，把自己的死党、亲信大量塞进中央执行委员会，汪派人物则受到很大的排挤和打击。以前,宋子文拉拢汪精卫时曾说过“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到此时,却是”连皮带骨一起丢”了。

刺汪事件发生后, 当事人和关联人有 40 多人被抓捕, 10多人被杀害。晨光通讯社社长、刺汪的组织者华克之和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等已提前撤往香港。为了营救被捕同志，他们决定派人返回做工作。逃亡香港的几乎都遭到通缉，崔正瑶未上通缉名单，她挺身而出，愿赴此任。华克之又安排一个叫谷子丰的男青年陪同保护。然而，回到上海没几天, 谷子丰被捕, 供出了崔正瑶。

当局得知崔的身份后，极力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但，崔正瑶受尽酷刑凌辱，坚不开口，最后被残忍地挖掉双乳、耳朵......几乎是凌迟处死。

华克之后来从香港辗转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面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告诉他：“你这不是给蒋口实吗?知道你是共产党员，蒋会跟我们要人。还是留在党外做工作好。”

于是，毛泽东写信将他介绍给在华南领导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从此，他便成为潘的重要助手，做着不显山露水的地下工作。上世纪四十年代由廖承志介绍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华克之担任公安部一司司长，他刚想把孙凤鸣事落实之际，却又受潘汉年案的牵连而银铛入狱，一晃便是22年。

十分巧合的是，文革”期间，华克之被公安部转到徐州，由徐州公安机关代管。他住在徐州市段庄原华东矿务局的一小平房里，一住就是10年。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离此30公里，便是数十年来令他牵挂的孙凤鸣的家乡。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潘案平反，华克之得以清白，这才又将落实战友的事提上日程。

此时的华克之已是耄耋老人，朦胧中只记得孙凤鸣是黄淮地区某个“带山”字的县里人。于是，1985年春。他以私人名义，向苏鲁豫皖地区凡带“山”字的县政协发去协查函件。

其时，作家董尧正在江苏省铜山县政协工作，专门负责文史资料研究，华克之的来信正好交到他手里。董尧对刺汪事件早有所闻，当代荆轲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让他感佩万分，两位老战友生死不渝的同志情更让他激动不已。然而，铜山县是一个100多万人口的大县，在这里寻找一个半世纪之前失踪的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董尧先以政协的名义给各乡镇发去协查函件，又请各位政协委员帮助寻找。然而，眼看半年多过去了，却依然杳无音信。

正当董尧感到无望，要回复华克之的时候，他忽然接到一个信息：本县黄集乡的一位朋友无意中得知，他们乡小合子村的一户人家，早年曾经跟做过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有书信往来，这户人家姓孙。董尧一听精神大振。刺汪事件原本跟李济深有关，更何况这家人姓孙!于是,他当即急匆匆赶往小合子村。

此时已是1985年的深秋，满怀希望的董尧来到村里，一打听，几乎无人知道他们村有过这么一位刺汪英雄。他并不甘心，又去找中老年人询问。村里居然还有李乐栾等6位80岁的老人，与孙凤鸣是同龄人。他们虽然说不清刺汪的事，但斩钉截铁地证实，孙凤鸣确是他们村的人，如今还有他养子(孙凤鸣哥哥的儿子)的儿子在，叫孙大林。

董尧来到孙家，见到了孙大林。孙大林说：我爷爷原名孙凤海，后来改叫孙凤鸣。我父亲孙广宇是他替哥哥收养的。奶奶叫崔正瑶，仪征人。父亲知道刺汪的事。事件发生后,父亲被转移到广西，由李济深安排生活。解放后，李济深的好友、做了皖北行署副主任的郑抱真还将父亲安排在肥西县供销社工作。父亲因身体不好，干了几年就回家了，回来之后，还经常跟李济深、郑抱真通信，直到他1957年病故。”

董尧将上述情况速告华克之，华克之认定小合子村就是当年和他一起刺汪的孙凤鸣家乡。

50年的心愿一朝解，华克之立即邀请董尧和孙凤鸣的孙子大林、大泉前往北京。见了面，年逾八旬的华克之搂住他俩痛哭一场。此行，董尧与华克之结成好友，经过几年的调查，终于将当年刺汪和孙凤鸣的身世弄了个明白。

孙凤鸣16岁随父闯关东，适逢九一八”事变，他结识了到东北去开展学运的上海进步学生王清华。孙凤鸣的父亲因战乱返回家乡。而孙凤鸣由王清华介绍到上海投奔了十九路军，先后担任排长、代理连长。之后十九路军被调往江西剿共，孙凤鸣不肯前往，遂脱下军装。

华克之说：“一次，我们在仪征偶然相遇，又都怀着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相识了。当时凤鸣刚刚离开十九路军，我也从金陵大学退了学，我们便走到一起来了，从上海到南京。为了靠近蒋，组织了晨光通讯社。”

说起刺汪的动因，华克之告诉董尧:刺汪没有任何人指使，是我们一群爱国青年的完全自觉自愿。我们的目的是刺蒋。结果，汪成了替罪羊。

董尧问华克之，如何与李济深有了联系?华克之说“组织通讯社要经济支持，我们才去求助李济深。当时，李因福建组织政府失败流落香港，听到我们是为反蒋抗日，十分赞成。于是,在经济上支持了我们一下。刺汪之后，我潜往香港，又求助于李，并请他安排凤鸣的养子。这才有孙广宇去广西的事情。

刺汪案大白天下，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之后，董尧又奉命主持为孙凤鸣立碑、建陵园，1988年7月7日碑园建成，6岁高龄的华克之亲来徐州，为战友主持揭碑仪式。他在徐州挥泪写下痛悼孙凤鸣、崔正瑶贤伉俪的诗。

其一

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

心向知音诀，泪为生民挥。

言重季布诺，技胜张良椎。

精卫非精卫，替死此魑魅。

攻败于垂成，千古共心摧。

其二

真州多佳丽，首推凤鸣妻。

轻金重大义，志同始结缡。

反对臣日寇，无惧血染衣。

死者并非难，处死者难矣。

凌迟无一语，闺中千古奇。

胡连俊《刺汪勇士孙凤鸣的身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