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之泓

从我下乡的第三年春天开始，以后的四五年中，上级断断续续部署人们防地震。在50年前那场惨烈的海原大地震中，固原县属于被毁灭的城池之一，所以这里的人们听到防地震的通知都很紧张。城市居民们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地搭建防震棚。多数防震棚都是用3根椽子搭一个三角支架，上面用旧席片、旧床单、旧毡片什么的蒙起来，棚里铺着或薄或厚的一层麦草。人们白天照常搞革命，晚上躲在帐篷里防地震。

尽管作为海原大地震时的震中，杨郎人更是谈震色变，但农民们连搭建城里那种简易防震棚的能力都不具备，所谓防地震，也只是开会说了说而已。不过他们却纷纷邀请我去借宿，因为他们自以为所住的土坯房子比我的窑洞安全得多。所以我的所谓防地震措施便是断断续续地应他人之邀前去借宿。其实，我之所以接受人们的邀请去借宿，并不是怕被震死，而是借机躲避寒冷。

社员们都靠一盘火炕度严寒。他们的炕上有的铺着一张破炕席，破损处用杂七杂八的旧布补上。有的人家连炕席也没，就用一种粘性泥土把炕面抹得光光的。烧炕的燃料主要是干牲口粪和麦衣，每人每月分半背斗，可是1个人睡一盘炕，6个人也睡一盘炕，1个人分半背斗，1周就烧光了，6个人分3背斗，1个月也烧不完。尽管分牲口粪的饲养员和分麦衣的保管都同情我，常常破例给我装满满一背斗。往回走时，压得我几乎背不动，就像大虾一样弯着腰，背着那沉重的大背斗走回来。

即便这样，也不过是多支持1个星期罢了，我每个月依然有一半的时间要睡在冰冷彻骨的土炕上，夜夜捱不到天亮。每到晚上，我不敢钻进那铁一样冰凉的被窝里，就到处串门子，串到非回来不可时，才硬着头皮回到我的寒窑里。再说我那被子是什么样的啊？它里面的棉胎早已经不成形了，被里子又被我不知好歹地拿到河里的石板上洗过几次，结果没有多久就接连破了几个洞，无奈之下我只好将它反过来盖，大红的被面子就权且委屈它做了被里子。

我也没有褥子，只有一条半新的灰色粗线单子。我将这条单子对折成双层铺在我的单人炕上。因为太薄了，一翻身就将它蹭到了一边。后来我便花2毛钱从供销社买了一个大纸箱，拆开来用钉子定在炕上。睡在这样的土炕上，我冷得上下牙齿直打架，冻得两膝盖钻心的疼，我就在被窝里用鼻子哼唱着《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

“雪皑皑，野茫茫，

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

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

草毯泥毡扎（啊）营盘，

风雨浸衣骨更硬，

野莱充饥志越坚，

志越坚，

啊-啊-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

哆嗦着哼唱了一遍又一遍，不管我怎样用革命先辈的艰苦来激励自己，用红军的革命理想来鼓舞自己，寒冷还是没有减轻一点，而且我那年轻的肠胃也早已将我交给它的食物提前分解完了，空空的肚腹似乎又增加了我的寒冷。我左不能抵饿，右不能挡寒，能做的就是把头缩在被窝里哭啊，不停地哭啊·····

为什么会如此极度缺乏燃料？

若说到饮水，我可以对山区的插友们一吹再吹，因为他们那里的水几乎像油一样珍贵，夏天满山沟找水，冬天满山沟找冰，下雨时千方百计接雨水，下雪时千方百计扫积雪。可在我们杨郎来说，那清粼粼的井水是取之不竭的。至于燃料，我可就自惭形秽了。人家山区荒滩多，野生的荆棘植物也多，只要人勤快，拔些荒草，割点荆条，就不愁做不熟饭；拿一把老扫帚，到荒滩上扫一筐干草渣子，就不愁烧不热炕。而杨郎却既无荒山又无荒滩，既割不到野生荆条，又扫不到干草渣子。

春夏秋三季，我和农民们在地里拔那头年割麦留下的麦根来当做饭的燃料，冬天又咋办？人家男人们都拉帮结伙地背着干粮，拉着架子车，到几十里外的大山里去割荆条。虽然去一趟得一天两夜，但每进一次山都是满载而归。那割下的荆条被他们想着法儿捆，想着法儿往车上装，直装到把架子车和拉车人都淹没了。当拉荆条的车队回来时，站在水坝堤岸上远远望去，看不见车子动，看不见人走，只看见一座座荆条垒成的小山在蜿蜒的小路上颤巍巍地移动着。车拉回来后连大门也进不去。男人们将车子停在门外，接过媳妇递过来的赃污毛巾擦一把汗，再接过媳妇端来的热面条，带着“呼噜呼噜”的响声吃完了它，然后就把那荆条一捆捆拖进去，一层层地摞在院子里，摞成一座小山。连续进几次山，全年的燃料就有保障了。

由于燃料的极度缺乏，我一年四季都喝冷水。寒冬，水桶里的水冻得很瓷实，我用笨重的生铁锅铲子使劲杵，杵开一个洞，用铁饭勺舀上一勺，忍住那让人倒抽一口冷气的冰凉，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下去。

女人每月那特殊的日子怎么办呢？我便端着茶缸在杨郎各机关单位讨开水喝。每到我到处找开水喝的日子，就等于向众人宣告我正处于特殊日子里，不过，我想那些粗心的男人们未必会注意到这一规律。

可是，水可以生喝，饭却不能生吃，那我又该怎么办呢？嗨！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每年的11月就进入了烤火期，杨郎各机关单位都生起了火炉。到做饭时间我就端着锅，大大方方坦坦荡荡从杨郎街上一路问过去，看那公社各办公室啦、供销社各办公室啦、学校啦、卫生院啦等等，哪个单位的火炉正旺，我就将我那已经放好了黄米的锅架在他们的炉火上。我的脸皮厚，心理素质也“好”，端着锅到处借火做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一点都没表现出难为情来。

那时，不少职工在街上碰到我端着锅，都会主动对我说：“来吧，我的炉火正旺呢。”然而不论人家如何热情，国家规定的取暖期是有限的。取暖期外，我就无法蹭火做饭了。只有杨郎铁匠铺打铁的火炉，不管是冷风刺骨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都经久不息地燃着热情的火焰，后来它便成了我最有保障的炉灶。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人家打铁的炉子，不可能像各单位办公室取暖的火炉一样，随时都可让我使用。我要端着我的已经放好黄米和水的小锅，等待在那熊熊烈火旁边，一俟炉火有空闲，我立即将我的小锅放到火边，靠大火炉中那火焰的边沿热力蒸烤着我的黄米饭。一旦工匠们要用火，不论我的饭做到什么火候，我必须立即挪开锅。待人家暂停使用了，我重新将锅放上去。有时一顿饭要不断地挪开，放上去，再挪开，再放上去。那么吃夹生饭在我来说自然是屡见不鲜了。好在我那时的食欲出奇得好，生扁豆、生麦子粒，生萝卜······甚至又麻又涩的生土豆我都可以咽下去，更何况是正儿八经的黄米饭呢，哪怕它是半生半熟也罢。

摸索时间长了，我的经验就更丰富了。我去一次便做满满一小锅米饭，端回来一连吃几顿。这倒是省事，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剩米饭放在家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过来过去总能看见那黄灿灿的米饭，一看见就想用筷子剜一疙瘩吃。半夜里肚子“咕咕”叫了，也想爬起来剜几疙瘩吃，结果往往破坏了我节约吃粮的计划。哎！饭做得少了一顿就吃完了，下顿还要去麻烦人家，做得多了又不利于控制食欲节约粮食，真是左右都难呀。十几年后，我进修大学时学了逻辑，才知这在逻辑学中就叫做“二难选择”。

铁匠铺所有的人都在忙碌着自己的工作，我在他们那里蹭火做饭，他们既不表示欢迎，也不实施驱赶。他们干他们的活儿，我做我的饭，我也不对他们说什么感谢之类的客气话，但感谢的激情却在我的心里浓浓地发酵着。于是，我的日记本上便多出这样几行所谓的诗：

虽则是冬日严寒，

北风在外边吼叫哮喘，

我的心田却是这般的温暖。

那是贫下中农的关怀啊！

化作了一股春风，

给我送来了春意绵绵。

虽则是烈日炎炎，

身旁还有熊熊的火焰，

我的心田却是这般的舒坦，

那是贫下中农的关怀啊！

化作了一把羽扇，

给我送来了凉风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