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之泓
下乡初期，我偶然与宁夏煤城某煤炭单位的一个政工干部相识，之后便书来信往地谈起恋爱来。他是一个“红五类”子弟，父亲还是他家乡那个县的农业部长。他的求偶条件倒很简单，就是想找一个同乡做未婚妻，而我们的原籍恰好都是河南。
我们之间的“情书”也很有时代特征，极少表达彼此的爱恋与思念之情，更多的内容是谈自己学马列的体会，鼓励对方好好学习，更好地干革命。他支持我插队落户，叮嘱我在乡下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盼望有一天能把我堂堂正正招到他所在的单位，好建立将来的小家庭。
那时我总担心这辈子会走不出农村，而他却很有远见地对我说：“知青决不会永远呆在乡下，因为党需要他们到更多的行业中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个人的作用。”
恋人的话总是具有神奇的力量，我被他的这一远见卓识所鼓舞，也很希望乘他这股东风，展开我的翅膀，飞出农村，飞到他的身边。
作为政工干部，他整日奔波搞外调，不是调查张三的爷爷在旧社会都担任过什么，就是调查李四的爸爸在旧社会都干过些什么。于是我便频频收到他外调时，从祖国各地给我寄来的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那都是各地革委会赠给他的。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算不算真正的爱情，我只知道这层关系对于在杨郎时的我是一种很重要的情感支撑。在那寒冷而漫长的冬夜里，我将他的来信放在枕头下，一遍遍回味着信中的话语，享受它给我带来的暖意。在整整一天的超强度体力劳动之后，我一头挺倒在土炕上，连做饭的情绪都没有了。这时的我，或是含泪抚摸着他自己都舍不得佩戴而赠给我的那几枚毛主席像章；或是含笑回味着他信中那些劝慰和鼓舞的词句，品味着他的一蹙一笑。我借这些使自己恢复一点体力，爬起来，端上锅，找个地方借火做饭去。
空间的距离能拉开感情的距离。我们天各一方，总是纸上谈情，有情也会变成无情。如果不是有照片的话，我恐怕连他的面貌也陌生了。尤其是我长期身处农村，不能被选拔出来参加工作，在爱情的天平上明显处于劣势。而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多有猜疑。我预感到这注定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试验。但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也会当成救命的仙杖，我本能地牢牢抓住它，无论如何，它总不会给我带来害处。
然而父亲被“群专”以后，我便只能强行让自己绝了这门心思，因为我知道，他作为一个单位的革委会成员，作为一个政工组的干部，与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结亲会是什么前程。我当然不便于把还没有落实的我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告诉他，我就以“我在农村是永远都不能回到城市了”这个理由来拒绝他。他回信坚决不同意断绝关系，要我有信心坚持下去，并给了我一个人的联系方法，说这人将要到固原县招工，他要我去找这个人，说这个招工的干部会照顾我俩的关系，将我招到他所在的单位。
我思虑再三，最终没去找他介绍的这个人。我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考虑招收我，就必然会对我进行招工前的政审，我的家庭背景资料很快就会传送给我的男友。那么，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将是多么的丑陋，因为我在家庭出身问题上欺骗了他。
即便我父亲被“群专”是在我们认识之后，但我始终没有将这些新情况通 告于他，在他来说这就算是欺骗。我本来是想等一段时间，等父亲的问题查证落实，还父亲的清白以后，我再对他解释这一切。现在看来父亲的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查清楚的，我也就没有机会对他解释。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有如让他来拒绝我，不如我拒绝他，也好保全我一点自欺欺人的尊严。想到这些，我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再次回绝了他。那封绝交信寄出去以后，我再也没有接到他的来信，我以为段感情就这样过去了。熬过了一段复杂的痛苦后，我就把这种痛楚深深地埋进了心里。
其实，我对他很有好感。假如我的父亲不被“群专”，假如时运不如此捉弄我，我是愿意与他组成家庭的。就是在我寄走了断交信后，我依然幻想着他能来杨郎找我，恳求我重新接纳他，那时，我会满怀感动地收回我的绝交信的。
大约是我寄出第二封绝交信的两个月之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信。他信中以忿怨的口吻将我谴责和挖苦了一番：说他坐着车从银川到固原，在经过杨郎路口时，两眼直直地望着路上，希望在路口看到我的身影；还说他下了车住在固原第二旅社里，本准备第二天就到某一个公社去搞外调，但天下雨了路不通，他们一行两人就只好待了下来；他说自己很高兴，高兴的是他可以因此多在固原待几天，这是老天给了他时间，他天天盼着我去他住的旅馆找他，但终于没有等到；还说他外调结束回到固原县城后，又住了下来，还是焦急地等着我去找他，结果，我竟然绝情到连最后一次见面交谈的机会都不给他。
看了这封信，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要来固原外调啊，更是从来没有约我在固原见面啊。也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看完这封信我就奔上了公路，不顾一切地站在路中间拦过路的卡车。那种急切神态大约吓住了司机，很快我就坐上车朝固原进发了。
我按他信上所说，赶到固原二旅社，要过旅客登记簿一目十行地翻看，果然上面登有他的名字，但那离开的日期却是三天以前的。犹如五雷轰顶，我整个大脑都懵了，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拖着软弱无力的双腿走出旅社大门的······
晚了，晚了！命运注定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提前来信告知我，却在事后来信将我好一番谴责，莫非这是他的计谋，以便让我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以便给我的情感上留下什么遗憾？于是我没有要求他解释什么，也不向他解释什么，而是将我的猜想和胡乱分析化作一顿不讲 道理的斥责，洋洋洒洒写在信上，像发炮弹一样朝他发了去，从此我们便真正断了书信来往。
有谁知道，命运却是那样的捉弄人啊！几个月后的一天，我队的某某突然朝我笑嘻嘻地说：“珠妹，你去见你哥哥了没有？”而且他开这玩笑时，回乡知青张克俭也笑眯眯地站在一旁，那脸上的神情似乎表现出他也熟知一切。
我非常奇怪，同时也吃了一惊，因为“珠妹”是我男友对我的专称，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可是从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些情况啊。我没有理睬他，他追着我笑问道：“你找了那么好的对象，你为什么要断绝关系，人家对你不是好得很吗？不是要在固原等你吗？”
我更加吃惊了，想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他的取笑刚好解释了我男友对我的责怪，说明我男友给我的信至少有一封或者两封落到别人手里了。这落到别人手里的信，正好是要我到固原找他，说他将借出差的机会来找我面谈。
那天我坐卧不宁，立等居住在我隔壁的杨郎邮递员陈荣贵回来，我要问他，是否将我的信给了别人？后来经我一问，陈荣贵也大吃一惊。
本来我直接从陈荣贵那里拿我们大队的报纸和信件，看完后再塞到大队办公室的门缝下边，别人根本没有机会偷拆我的信。但极少数情况下，陈荣贵也会直接将报纸和信件交给大队的干部，而大队干部也会把我们四队的信件交给我队任何一个人带回来。我男友给我的信可能就是在这样的环节中落到哪个恶作剧的人手里了。
因为事情已经过去数月了，我也无法追究了。追究能追出什么名堂呢？就是追究出什么人最先偷拆了我的信，我又能拿人家怎么样？而且越追究越会弄得满城风雨······
就这样，我错失了与男友再见一面的机会，那也许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啊，它有可能使我们重归于好，生活也许会是另一幅图景。所以，从此我对杨郎又多了一份决绝。
那以后，我曾多次有过给男友写信的冲动，想解释清楚这其中的误会。我也曾步行8公里到三营邮电局给他挂过长途电话，但等了几个小时，那电话也没有接通。当我无奈地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我的窑洞中时，我想，解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反正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不解决，我即便解释清楚我“不回信”的误会，也解释不清我对他“隐瞒家庭出身”的误会，总之我们是不可能重归于好了。
一场太普通太平凡的恋爱，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拉手，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我爱你”三个字，却让我的内心一直疼痛到今天，只因为这场恋爱是发生在那个特殊的人生阶段，它的失败便不仅仅代表我恋爱的失败，而代表我整个人生的失败！也预示着我人生的绝望。
别了！我的定格在美好幻想中的初恋。
别了！我的注定要留下时代遗憾的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