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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粟裕的军事能力，谋略能力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思维超前、谋略过人，面对重大的战略、战役，总能给出改变全局的意见。

在淮海战役中粟裕就曾有过这样的高光表现，他曾2次向中央军委，毛主席献良策，每一次献策都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致使我军完成了60万对敌80万而大获全胜的壮举。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粟裕到底献了哪些良策呢？毛主席看到粟裕所献的良策是什么反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文章。

1948年9月24日晨，济南内城的巷战尚在激烈进行时，粟裕就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出徐州以东，举行淮海战役的作战构思。

粟裕这时提及的淮海战役，在我军战史上被称为“小淮海”，具体方案为开辟苏北战场，攻占两淮、海州、连云港等地，很显然，此时的淮海指的的两淮及海州。

很快，中央军委就复电表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毛泽东还在复电中为华野选定了一个重要目标：歼灭黄百韬兵团。此时此刻，连毛主席都不会想到，粟裕的这一战略构思会演变成为几十万人的战略大决战。

根据“小淮海”的作战方针的要求，战局在稳步向前推进。10月下旬，陈毅、邓先平指挥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占开封、郑州，进至徐州、蚌埠地区，以全面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粟裕着眼全局，明确地预见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必将由战略上的配合作战，进一步发展成为战役上的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要远远超过此前的设想。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方能统一作战思想；才能密切配合、大量歼敌；才能将两大野战军的最大威力发挥出来。于是，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由已经到达郑州的陈毅、邓小平（刘伯承在豫西，还未抵郑州）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于是，粟裕在10月31日晚，向中央军委、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发电，一定遵照军委指示于11月8日晚发起淮海战役，同时建议：“由于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便是粟裕的第一次献策。

收到粟裕的电报时，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关注着辽沈战役的战况，同时密切注视着淮海战役的各项部署工作。有一个燃眉之急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兵合一处后归谁指挥的问题。粟裕的电报犹如一场及时雨，毛、朱、周非常高兴，当即同意粟裕的建议。11月1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整个战役统一归陈邓指挥。”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复电中央军委，因通讯工具不足，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直接指挥。

淮海战役打响后，鉴于战役俨然发展为南线战略大决战，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指战员均已奔赴一线的实际情况，中央军委又于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为常委，以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和指挥前线作战以及后方支前工作。

由于通讯器材的问题，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挥下行动的。粟裕在向中原局与中野请示时，同时将报告送至军委；军委指示下达给粟裕时，同样也下达中野；中野也及时地将军委指示下达华野，有时还附上刘陈邓三常委的指示意见。

无论如何，粟裕的建议为中央解决了一个当时非常急迫的重要问题。淮海战役的初始阶段，由粟裕统一指挥华野的15个纵队以及中野的第11纵队，共16个纵队；而刘邓指挥的中野4个纵队，任务简单明了，就是策应华野作战。

按照从古至今的例子来看，在一次战役里，几支队伍联合作战，都是由主要方向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指挥员，先发起战斗的指挥员指挥后发起战斗的指挥员，队伍多的指挥员指挥队伍少的指挥员。在中央军委尚未决定由谁统一指挥时，粟裕便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南线战略大决战的指挥权问题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这是粟裕深明大义、着眼全局、成仁取义的最好体现。

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一边抓紧部署对黄兵团兵团的分割围歼，一边从容地分析关系敌情和全国战局的动态，预测敌人将要采取的对策，筹谋之后的作战方案。

彼时，辽沈战役大获全胜，歼敌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国共双方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优势。这时，当面之敌也发生显著变化，海州、连云港之敌不战而退，原定打海州的计划就此落空；驻守台儿庄、贾汪地区的何基沣、张克侠即将起义，华野部队能迅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直达徐州以东地区，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种种迹象表明，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大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11月7日晨，粟裕率部进至临沂，获悉徐州之敌将要南撤。他和陈士榘、张震共同商议，认为战局不论如何发展，孤立徐州，切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为最佳。从9时至13时，他们先后向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中央军委、华东局和华中局通报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何基沣。张克侠将要起义，判断淮海战役之后，“有提前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现在的关键是在于能不能全歼黄百韬兵团，同时为下一步部署做准备”，建议中原野战军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谭震林、王建安所部按照原计划迅速出击陇海线，切断徐州之敌退路，下一步或歼灭黄维兵团，或歼灭蚌埠孙元良兵团。次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估计及部署都甚好。”

11月8日，粟裕和张震促膝长谈。粟裕兴奋地表示：“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解放战争的又一拐点已经到来，要从这个点出发来思考仗怎么打，怎样能快速的予以蒋介石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从全国战局出发，预估敌人下一步的动态及部署，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认为必须要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地将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大决战。

二人谈话结束后，已是夜深人静。时不我待，他们一致认为，必须把此判断和建议立刻报告给中央军委，陈、邓和华东局、中原局。于是，立马起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完稿时天已大亮。粟裕、张震共同署名，随即发给中央军委。这就是我军战史上著名的“齐辰电”。电报内容如下：

军委、陈邓，并华东局、中原局对敌之可能采取方针估计与对策

（一）由于近日全国各战场捷报频传，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大获全胜及东北的全境解放，促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有采取两种方针可能：

第一.以现在江北的部队和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同我们周旋，以争取时间，巩固其沿江及江南和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撤守，沿江快速加强防守，断我南渡之路，并争取时间整编部队，以达到与我划江而治，伺机反攻。

（二）若蒋介石采取第一方针，那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之机会。若是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为今后渡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如果在江北大量歼敌，则大的战役到华南之后才有得打），上述各省也不会遭受更大的破坏，使我军解放后易于恢复。若是如此，对江北各解放区是更大的考验，尤为不利。

如果蒋介石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能迅速恢复火力，但我今后渡江仍存在困难（困难亦能克服），并于到时在苏、浙、皖、赣各省尚必须进行一些大的战斗以及部分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要比江北差一些，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三）我们不能明确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什么程度。若是能提供较为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采取第一方针为最佳，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正确的，则我们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出击，将敌人留在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海，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的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道，以阻延敌人南撤。

简而言之，电报的中心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将敌人主力留在江北分割，歼灭有利，还是将其赶过江南留在将来歼灭更有利。若是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再兵至淮安、淮阴、宝应、高邮地区，敌人很可能会过江而去；若是西取徐州，不仅能留下徐蚌之间现有的敌军，而且还能调动黄维的12兵团拼命北上来救援徐州。

电报发出后，粟裕深出一口气，他的眼睛通红，已经几天几夜未合眼了，此刻真想倒头大睡一觉啊，但是，在这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在这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紧要关头。他必须集中精力，争分夺秒，一寸步不离岗位，全神贯注的投入指挥。同时，殷切地等待着中央军委的复电。

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的复电来了。“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供应。”

从电报中不难看出，中央军委已经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大决战，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歼灭在徐州以及周围地区。多面之后，粟裕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无比的激动：“中央军委的这个电报虽短，但字字千钧啊！”

之后战局的发展，诚如粟裕料想的那般，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实施粟裕所说的“第一方针”。10月中旬，蒋介石统帅部就发觉在鲁中的华东野战军和在豫北的中原野战军在迅速的南下和东移，徐州定是朝不保夕。

蒋介石认为“徐州属于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放弃徐州，守淮护江，拱卫京沪为最佳方案，并且批准了国防部在10月29日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计划。此时辽沈战役大局已经，蒋介石担心辽沈战役的失利和徐州的不战而夹加在一起，会影响全军士气，导致政局动荡，因为改变部署，将兵力集结于徐州以及徐蚌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

11月4日，蒋介石派嫡系爱将顾祝同传达其决策，及最终部署。这时，距离华野发动淮海战役只剩下两天时间了。粟裕迅速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截断了徐州之敌的南撤之路，国民党军80万精锐，不得不束手就擒，被抑留在徐州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要想退守淮河，已是痴人说梦了。这就是军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淮海”，也是粟裕反复思考、绞尽脑汁寻得的最佳方案。

“用兵之要，先谋为本。”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决策过程中，粟裕放眼全局、深谋远虑，两次献出良策，对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作出举行淮海战役并发展其为南线战略大决战之重大决策，为两大野战军兵合一处的统一指挥问题，都做出了无与伦比、重要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