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红军打的最艰难的一战，毛主席失去军权，回福建看望妻儿，40万国民党军就大举来袭，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之下，这一战能够打赢真是奇迹；

这是红军打的最艰险一战，5万红军主力被16万国民党军三路合围，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这是最能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战，他虽然远离指挥岗位，但指战员们却按照他的方针、战术指导思想，歼灭了蒋介石嫡系3个师，俘敌近10000人，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史无前例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经典战例。

下面我就为大家详细解析第四次反“围剿”的全过程，体验毛泽东军事思想无与伦比的魅力！

1932年夏，随着王明、博古等人进入核心领导层，且威望逐步加大，“城市中心论”在中央领导层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这与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产生的直接冲突。双方在宁都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交锋，会议上毛主席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简而言之就是他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就在众人为此争论不休时，蒋介石调集了30多个师，40余万兵力，采用“三路推进，分进合击”的战法，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

具体部署为：第18军军长陈诚指挥由蒋介石嫡系部队的12个师，70个团共约16万人马组成的中路军，为主要突击集团，寻歼红军主力；

第19陆军军长蔡廷锴指挥第60、61、78、49、56，新编第2师等6个师为左路军；

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由第1、2、3、4、44师以及独立第三师和独立第2旅共6个师1个旅约8万人组成的右路军，分别在闽西和赣边地区担负就地“剿办”和策应中路进攻的任务。

何应钦制定的分进合击战法看似高明，但很考验3路大军的默契度，如遇一路或几路不配合，这种战法就会大打折扣。但若是陈诚的主力真的寻得红军主力，余汉谋和蔡廷锴肯定会打起十二分精神配合。因此，红军能不能打破此次“围剿”，关键就在于能否击溃陈诚的中路军。

陈诚按照何应钦的指示，将中路军的12个师划分为3个纵队，1纵由第1、第52、第59师3个师组成，驻扎在宜黄南北，由罗卓英指挥向广昌攻击前进；

2纵由第10、第14、第27、第90师4个师组成，集中于抚州以南地区，由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侧击黎川；

3纵由第5、第6、第9、第79师4个师组成，集结于金溪地区，由第8军军长赵观涛指挥，另以第43师做预备队。

敌军来势汹汹，中央紧急从赣南、闽西、闽浙等地调来了红11、红12、红10军3个军，共7万余人。红一方面军驻守于金溪、抚州地区。

即便是红军压上7万人马，与中路军的陈诚对攻，也取不到任何优势。因此，周恩来和朱德力主在运动战中寻找歼敌机会。

但这与苏区中央局的指示背道而驰。苏区坚持让他们移师抚河以西，与敌军的重兵集团硬碰硬，攻击敌人的大城市，寻得与敌人主力决战的机会。这无疑是在给陈诚送大礼。

1933年1月17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央军：根据当下敌情，趁抚河流域敌军尚未整备完之前，我军可以在抚河东岸会合第11军寻得运动战歼敌主力的机会，的确比我军强攻敌人坚城，暴露我军意图再打援敌更有利。

1月24日，苏区中央军复电指示：你们要站在统一的路线上坚决执行指示：集合我们全部主力攻克南城并守住它，然后挥师攻打南丰并守住它。占领南丰乃御敌的关键一环，你们要立即执行并随时通报战果。

朱德说：“能不能攻下尚未可知，即便攻下来又如何受得住？”这两座城市，全军拼尽全力，3天也未必能拿下。南城、南丰相距不足百里，我若大举进攻，敌军必会内外夹击。到时，东有抚河，大军进退维谷，如何是好？

1月27日，三人联名复电中央局：攻城与歼敌援兵，既容易暴露企图，又会使我部处于内外夹击之势，远不及留在灵活歼敌有利，故不应轻易过河。

1月29日，蒋介石飞抵南昌，亲自坐镇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陈诚为之一振，下令全军进入战时状态。形势对滞留在抚河东岸的红一方面军愈发的不利。此时，最佳的方案是趁敌人还未发动进攻之前，进行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于运动中歼敌。

事实摆在眼前，可中央局仍固执己见。1月30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中央局：残酷的战争迫在眉睫，我部若能即刻进至抚河西，唯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除去此前所述的易暴露企图和腹背受敌外，还有人员伤亡大、不利于筹款、消耗时日等3大不利因素。

两军尚未开打就有诸多不利，而坚城久攻不下，敌援军3个师齐头并进又不利于作战。到时不仅不能打乱敌军的进攻部署，反而使我部完全处于敌人屠刀之下。因此在敌人还未全部部署前，若是能在抚河东岸接连寻得运动战歼敌之机。我们都不同意即刻过河攻城。

可在博古等人眼里，周恩来他们提及的战法，不就是毛主席此前提到的那一套吗？进攻路线的本质就是出击迎敌。等敌人犯错，这是机会主义 ，不可取。此外，博古、张闻天的到来，意味着临时中央已迁至瑞金。如果不在进攻路线上打几个胜仗，又如何服众？还有，红军主力留在抚河以东，若国民党大举来袭，谁来保证苏区、中央的安危？假如瑞金被敌攻克，临时中央的脸面将置于何地？南城属于北面，拿不下也无妨，但南丰必须攻克，无论牺牲多少人都得坚决执行。

博古

2月4日，中央局再次来电：在敌目前据坚城而守的情况下，攻城已在所难免。在总政治任务之下，抚州乃战略区，因而必须攻克南丰。勿要强调困难，这是与进攻路线背道而驰。为达政治目的，做再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愚敌不过三四师齐头并进，亦非与之硬拼不可。此计划，中央局集体通过，无需再讨论。

言外之意，是你们不要再讨价还价了，无论你身处何位，是什么身份，但都是组织的人，组织做出的决定，作为个人，你们必须执行。

张闻天

面对中央局强硬的态度，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只能执行。

南丰是指定要打的，不打就是路线和思想的问题了。除此之外的就自由了，只能在怎样打上做文章了。可以预见，周、朱、王三人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多束手束脚。首先要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减少伤亡。如果强攻不成，侥幸能驱逐城外工事的敌人，就可以一面进行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援敌。

但这又起岂非易事？南丰紧邻抚河西，地处狭长的平原中部，是广昌通往抚州的要道，又是连接黎川、崇仁的枢纽。这样的坚城，短时间内很难迅速消灭其外围守军。如果城外工事中的敌人尚未驱逐，而敌援敌又到，我军则只能全力打击援敌。

敌人的战略部署尚未完成，我军这次强攻南丰，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我军用以牵制敌人的兵力若是太少，无法起到调动敌军主力的效果；牵制敌人的兵力太多，又无法保障强攻南丰的兵力。如果牵制敌军的兵力达不到效果，敌三四个师齐头并进，我军若与其对攻，必腹背受敌，若是侧击敌人，敌军兵合一处，攻击南丰的作战任务只能搁浅，这样该如何是好？

这支红军一路披荆斩棘，能有现在的规模实属不易。总不能把家底都搭进去吧？若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必须立刻转移，转攻南丰西北的宜黄和乐安，调动敌人，寻找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机会。

2月7日，负责牵制敌人的红军部队开始行动，红11军长驱直入进至浒湾和南城，红21军进逼永丰，独立第4、第5师向宜黄。乐安佯动。

2月9日，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向南丰出击。开进途中，红22军占领塔圩，守军退回南丰。负责守城的国民党军第8师46团，因回南丰的路线被堵。惊慌失措，急电请示怎么办。陈诚令其不必惊慌，向南城、南丰防线方向收缩，看敌人下一步变化再做打算。46团退守南城，暂归24师指挥。

2月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直逼南城，时日下午，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下达作战命令：红3、红5军团分别从西、北两个方向攻城，第三军团为主攻；第12军在城东南配合主力攻城，红一军团集结于城西尧石、贯巢一带阻击援敌。

陈诚当即调整部署，11日晚，他电令各部：“共军”主力已抵南丰，各部主力要紧密配合，务必将共军主力歼灭于南丰。为使攻南丰达到理想战果，红3、红5军团把攻城时间定在12日黄昏。谁料与敌人打了一整晚，才打掉敌人一个营，伤亡近500，红3军团第3师师长彭遨战死。

13日晨，陶峙岳接陈诚电话后，令河东第48团撤回南丰，炸毁浮桥，摆出了固守待援的架势。陈诚见共军主力全部暴露，遂杀机四起，急令中路军3个纵队火速集结，又电令守南城的24军，火速驰援南丰，势必将“共军”主力滞留于南丰一带。

陈诚

面对墙厚城固的南丰，红一方面军首长被逼无奈下改变攻击目标：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主力则进至南丰城和塔圩一线，背靠苏区，待机消灭增援之敌。

这一等，就是10天。

10天在变化莫测的战场上，确实够久的了。红一方面军在此苦等10天，看似在守株待兔，实则有被瓮中捉鳖之险。2月7日，周恩来在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报告里说：“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失过大的战斗力，若损伤过大，而久攻不下，则对时期产生重大影响，请求你们慎重考虑。”

然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此无动于衷。

可陈诚却无比兴奋，红军主力已在南丰滞留数日，似乎已下定决心要在南丰与我一较高下，16万人围攻五六万人，武器装备如此悬殊，此战已稳操胜券。

在陈诚的催促下，国民党中路军16个师终于在2月22日完成对红一方面军的合围。

当天，陈诚为合围红军的主力部队做出如下部署：第2纵队由抚州急进南城，正面压迫红军；第三纵队由金溪南下，向红军左侧发起攻击；第一纵队从宜黄、乐安地区向红军后背后处迂回，断敌退路。

陈诚的3路围歼计划，只给红军留出了向东面黎川方向突围的缺口。这并不是陈诚大发慈悲，欲放红军一马。而是在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吃了大亏，不敢再做全歼共军的美梦。战线一旦拉长，被红军分割、歼灭再回到苏区腹地，那他就失去了百年一遇的晋升机会了。

故而，他务必要确保这张网东、西、北3面的紧密度，换言之，在这3面，他必须要确保每一面都要有4个师的兵力。他只有12个师，只能把东面这个突破口留给红军。红军若是撤至黎川，陈诚也不忧虑，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可以将红军主力逼出苏区。红一方面军主力“守株待兔”于南丰城外，“守”来了重兵合围，“待”来了覆灭之灾。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依旧沉默不言，军情紧迫，周、朱、王三人只能临机决断。

陈诚并非鼠辈，在黄埔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不然怎么会有“小委员长”的称呼。他让南丰和南城的2个师，始终和红军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此举有何深意？他在等大部队抵达，将红军围而歼之。而且，红军主力全部集中在一起，一旦发起攻击，想要快速转移比登天还难。

此时，红军主力向西去宜黄、乐的方案已经行不通了，现在那里最少有敌军4个师虎视眈眈，这4个师恐怕是奔着断红军退路去的。敌人的3面合围眼瞅就要完成了，再不撤离南丰就来不及了。

为今之计只有大踏步后退，进入苏区中心。第二次反“围剿”，3万红军在东固20多天而未被敌人察觉。靠的就是群众的配合。毛主席时常挂在嘴边的，敌无我有的，就是苏区群众的鼎力相助，敌强我弱，就要将敌人引入我们熟悉的环境中来打。

1933年2月22日子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进而获得战役主动权。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离不开群众的支持。3人决定向广昌西，宁都北的东韶、洛口一带转移，前3次反“围剿”红军由此经过，这里确实是大兵团集结的最佳场所。

再有，在第1次反“围剿”前后，红军主力在这一带驻扎了很长时间，和群众相处融洽。这里距离洛口只有60里，沿途群众能够保证我军快速、隐蔽地转移，不论是陈诚还是何应钦都曾在苏区有过惨痛的教训。最怕我军诱敌深入，都想把我军赶出苏区歼灭之。

因此，在第二日清晨就让红11军大摇大摆的向黎川行进，主力随后隐蔽西进，第4次反“围剿”作战从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红军。

红11军大张旗鼓的向黎川进军，国民党电报不断的飞到陈诚的案头，电报内容大致都一样，都认为红军主力撤往黎川、广昌。

红军此举正中陈诚“下怀”。2月23日晚，他迅速调整部署，1纵3个师迅速集结于宜黄以南地区，而后前出广昌、宁都，断红军退路。

2纵经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3纵从金溪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3路分进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1纵罗卓英根据陈诚的部署，迅速率领11师由宜黄南下，又急令52师、59师由乐安地区东进黄陂与之会合。

25日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3人率队一路星夜兼程，终于抵达预定集结地东韶、洛口，几万人的大转移，在苏区人民的无条件支持下，隐蔽完成了。

指挥部刚搭建好，罗卓英打给李明和陈时骥的电文就放到了红军的指挥部。周恩来兴奋的道：“陈诚中计了，我们赢得了战役主动权。”

朱德对着地图，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连声道：“黄陂、黄陂你真是红军的福地呀!”若是52、59师按命令明日从乐安开拔，1天后途径黄陂，我们距离黄陂不足1天的路程，刚好可以打它个伏击。

王稼祥道：“这一天都耽误不得，兵不厌诈，果真如此”，这次伏击，务必要集中绝对主力，苏区群众功不可没，今后应明确规定，无论形势如何严峻，都不能断了与群众的联系。

周恩来感叹道：“不经过这样的实践，我真觉得第二次‘反围剿’是一个神话战”。

三人商定，决定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胶、东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率先打掉敌52师和59师于东进途中，之后再视具体情况做出决策。

是日下去，做出如下部署：以红1军团4个师、红3军团3个师并红7、红21军为左路军，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北进，集结于金竹、大坪、望仙一带，等敌第52师进入登仙桥桥头时，突然对敌发起攻击，分割歼灭之；

以红5军团2个师并红15、红22军为右路军，由董振堂、朱瑞统一指挥，从水口、吴村一带北进，集结于横石、侯坊地区，进占黄陂、霍源地区，歼敌第89师，以保障左纵队右侧之安全；

江西军区独立第4、第5师在永兴桥、河口一带阻击敌人，配合主力作战；红12军为预备队，随右路军前进，保障右路军右侧安全，为确保此战万无一失，方面军总司令部对5军团前进。

2月26日上午，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一路欢声笑语，大摇大摆的出了乐安城南门。

翌日清晨，细雨微微，云迷雾锁，能见度不足10米。

林彪、聂荣臻静坐于指挥室中，等着李明的52师进入伏击圈，可是一上午过去了，并未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得到红军游击队报告后，众人不免有些疑惑：难道把敌人吓跑了？有人提议，敌人近在咫尺，干脆冲过去杀个痛快。

聂荣臻义正严词说：“这样冲过去，正合敌人的心意。这样的小意外，在所难免，耐心等候便可。”

林彪则强调：“放几枪，更有利，如果这样安静，他们反而会起疑心，这里是苏区，若是没有游击队是袭扰，反而不正常，传令下去，要沉住气，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动。”

聂荣臻

下午1时，敌第52师前卫第155旅进至桥头，第154旅到达蛟湖、师部和直属队到达大龙坪，309团进至登仙桥，敌大部已进入伏击圈，聂荣臻提议即刻出击，打他个差不多就可。

林彪果断下令出击，21军以最快速度进至登仙桥，断敌后路，放过敌前卫，交由3军团将其分割歼灭，如此大规模的行军，敌人居然没有侧方警戒，这个李明实在胆大妄为。

聂荣臻笑称：“他怎么晓得我们在此恭候多时，他还以为我们在黎川呢。”

双方交火后，李明迅速用电台通知59师：红军主力在黄陂。可是他叫破喉咙也无人应答，李明无力回天道：“完了！”

他的确完了，27日4时，红1军团将李明的52师师部、师直属队、后卫一个团和154旅大部歼灭，李明眼见大势已去遂举手投降。与此同时，改道大龙坪向黄陂行军的第312团也遭到毁灭性打击，被红1军团放过的155旅到达桥头后，从后面传来的激烈枪声中已判断是遇到了红军主力，该旅迅速占据有利地形，转入防守。

彭德怀再一次碰到了硬骨头，在攻打155旅的战斗中，红7军第56团在敌人的猛烈反攻下，不惧牺牲，勇猛向前。至28日晚，红军右翼完成所有作战计划，全歼52师，俘敌师长黎明，缴获步枪3000余支，电台7部。

红军的右路歼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冒险。

根据罗卓英的部署，原打算让3个师黄陂会合。因宜黄与黄陂仅一步之遥，行军方便，第11师就比第52、59师晚出发1天。也就是这一天的间隙，才有了全歼这两个师的可能。

27日上午11时，红军右路军刚进至黄陂线。陈时骥的59师就已经从西源开拔向黄陂前进。董振堂和朱瑞当机立断，令红22军迅速进至霍源，抢占黄陂西北高地，第15军抢占黄陂左侧匡鹿梯一带阵地，其余部队按计划行进。两小时后，红15军在匡鹿梯与敌交火，经过2个小时激战占领军坪。

陈时骥在与红军交火时，一时间并没有辨别这是红军主力，还令后卫团进至西源，以保障后方安全，自己亲自带两个团前出增援。抵达佛岭坳时，陈时骥才幡然醒悟，原来遇到了红军主力。顿感大势不妙。当天，他也未能联系上罗卓英，双方激战到傍晚，陈时骥令各团转入防御。

罗卓英率第11师于27日上午从宜黄南进，并不知晓黄陂的局势变化，走得悠然自得。红军右路军根据这一变化，迅速调整部署：以红22军一部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阻击敌11师增援，主力经佛岭坳兜击霍源之敌；

红39师一部从正面攻击霍源，配合红22军作战，一部配合红12军夹击云峰山；

红38军和红22军一部合击军山；独立第5师及红22军一部布置于第二道阻敌增援的防线，总攻时间定在28日上午8点。

次日，双方从8时一直激战到傍晚，红军歼敌大部。陈时骥眼瞅无力回天，趁夜色朦胧，率亲信逃往蛟湖。

3月1日晨，陈时骥带领一众亲信逃进距离蛟湖七八里的一个村庄，陈时骥看着疲惫不堪的众人，仰天长叹道：“眼下，我们唯有同李师长会合才能活命。”但电台损坏，这里情况不明，如何联系李李师长？

一名心腹说：“师座，你写封信，我带去给李师长，让他派兵前来。”

陈时骥当即书信一封，又对心腹嘱托道：“你快去快回，我和众兄弟的命就拜托在你手里了。”

天蒙蒙亮，心腹就回来了。

陈时骥忙上前：“找到李师长了吗？”

心腹苦笑道：“52师全军覆没了。我赶到的时候，共军正在打扫战场。”

陈时骥悲叹道：“天不留我呀，走，咱们会乐安。”

不过他再也到不了乐安了，1日上午，陈时骥在登仙桥被活捉。

黄陂注定会成为陈诚的“滑铁卢”。有道是，人不能两次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就陈诚而言，国民党军在第三次、第四次“围剿”中，的确是两次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都让红军瞒天过海，溜之大吉，两次都兵败黄陂。

然而，属于双方的危机才刚刚到来，红军这边，王稼祥被敌机炸成重伤，险些丧命，而敌11师又近在眼前，形势岌岌可危。红1方面军甚至顾不上享受缴获战利品带来的喜悦，而是迅速收拢部队，退却至小布，洛口一带休整待机。

王稼祥

反观陈诚这边，由于热河省战事四起，蒋、何二人不得不去处理北方战事。

蒋、何二人一走，负责“围剿”作战的就只剩下陈诚自己了。然而，一连10多天去了，他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摸到，更别谈与红军主力决战了。照此打法，围剿失利不就是自己的责任吗？陈诚果断做出调整，采用分进合击，中路突破的战法。

3月13日，陈诚重新调整部署：把之前的第2纵队改为前纵队、第3纵队第5、第9师加第1纵队改为后纵队，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攻击前进，寻红军主力决战。

陈诚的这一调整，让朱德、周恩来始料未及，敌人的两个纵队密集靠拢，很难在运动战中寻得有利战机。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3人商量退敌之策。

周恩来道：“陈诚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想寻我主力决战。掌握他这一心理，就不愁把他打退，一大块肉我们吃不下，就分成几块，分而食之。”

刘伯承说：“你是说再设疑兵，然后将其战线拉长？这的确是条妙计。我军已养精蓄锐10多天，战士们请战欲望强烈，这一仗有的打。”

周恩来担心道：“就怕陈诚有了前车之鉴，不上当了，而且他已经两次兵败黄陂了。”

朱德斩钉截铁道：“我敢断定他会上当。”陈诚在黄陂受此屈辱，报仇心切，奈何至今找不到我军。我们从黄陂一消失就是十几天，此刻无论现身何处，他都会紧咬不放。就他的部署而言，估计是要去广昌，那我们随了他的意，我们就去广昌。

3月15日，红11军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再次以红一方面主力的身份现身广昌。

陈诚得情报后，喜不自胜，立即下令前纵队向广昌急进，为了抓住共军主力，又令第5师改为前纵队指挥，势必要全歼红军主力。

3月19日，红一方面军再次隐蔽急进至徐坊、大坪、横石一带待机。此地已迫近敌必经之路草台岗、徐庄一带。

3月20日，朱德、周恩来下达作战命令：于21日拂晓，以雷霆手段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的一师，然后挥师再歼东阪、五里排之敌。

此刻，陈诚仍觉得红11军乃红军主力，不断催促各部向广昌急进。3月20日，敌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11师则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则跟在11师后尾，第9师则在东阪。这时敌前后两纵队拉开50公里的间隙，后纵队已无战斗力可言，形势为我军极为有利。

20日黄昏，国民党军王牌第11师已全部进至徐庄以南的霹雳山地区，此山峰峦叠嶂，山势陡峭，树木繁茂，不是一块善地。

11师师长萧乾问道：“这就是霹雳山？”

参谋：是的，师座。

萧乾叹道：“好险峻的一座山啊，今日天色已晚，道路崎岖，不宜夜间行军，传令各部，就地扎营。”

21日拂晓。红3军团率先向霹雳山发起攻击，上午9时，红1军团、红5军团、红22军、红21军、红12军一同对整编11师发起攻击。

萧乾见大势不妙，此刻前队赶来已于事无补，于是只能不断的向罗卓英求救。

第11师是罗卓英的看家部队，岂能让其歼灭之。于是不断催促第59师残部和第9师1个团火速驰援，但却被我阻击部队打得灰头土脸，萧乾眼见大势已去，只能严令各部殊死抵抗。激战至下午5时，11师阵地全部被突破。国军王牌整编第11师大部被歼。经此强天霹雳，陈诚已无心再战，遂下令各部撤出战斗。

至此，第4次反“围剿”以红军大获全胜而落下帷幕。

蒋介石在得知整编第11师被歼的消息时，悲痛万分，提笔给陈诚写道：“此次失利，万分苦闷，乃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影响的结果。周恩来、朱德在攻击南丰受阻，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下。果断采取正确的措施，大踏步退却。执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从而获得了战场主动权。在敌人3路大军合围的情况下，派出小股兵力麻痹，袭扰敌人多路。集中优势兵力，运用大兵团伏击战的作战方法，歼敌一路，黄陂、草台岗两战力克敌王牌3个师，歼敌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三路大军“围剿”计划。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史无前例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经典战例。

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充分依靠群众，采用灵活的策略艺术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