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5年出生，家里兄妹3个，我是老大，下面是1个妹妹、1个弟弟。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家三代为农，把家族里所有的亲戚划了个遍，楞是没有一个在城里上班的！

后来堂姐小玉在省城郊区找的婆家，总算给我们城乡之间架上了常来常往的桥梁。

我学习基础差，初中毕业后连高中都没考上，就回乡务农了，正好赶上那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居然高兴的说：“不错、不错，正好回来接老子的班，学犁田！”

唉，瞧我父亲这点出息，一辈子就知道围着他那一亩三分地和大牯牛转，生怕他犁田打耙的手艺失传。

但我天生一副反骨，尤其是跟父亲，我们俩就不会好好说话，经常是他让我向东，我偏向西，他让我逮鸭，我非撵鸡。为此，我没少挨打。

父亲给了我一个“完整的童年”，但并没扼杀掉我拥有一颗火热的心，我常常幻想着能走出这“巴掌大”的小村庄，去霓虹闪烁的城市生活。

我老家关于正月拜年有句顺口溜，叫：初一亲，初二舅，初三初四老丈人家遛。指的就是春节期间拜年的习俗。

所以有年正月初三，堂姐小玉一家三口回来拜年来了，跟以前一样，除大伯外，父亲他们哥仨轮流请堂姐两口子吃饭。

农村人好客，何况堂姐夫是郊区公路局上班的职工，还是一个部门的小领导，这对我们来说，那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初四那天轮到我家请客，父母早早就开始张罗饭菜，把平时舍不得端上桌的菜，一股脑全弄上桌招待城里来的贵客。

我自从不上学后，作为家中的长子，也算是个小大人了，所以只要家里来客人，我就是那个负责“掌酒壶把”的，专门给客人斟酒，用我们老家的土话叫“随酒”。

可别小瞧这个“随酒倌”，那也是一门技术活，必须有本事把酒“卖”出去，否则就是失职。不仅如此，遇到酒桌上爱打“酒官司”的，“酒倌”要有协调能力，平息这帮打嘴仗的，不仅要保证让一桌人喝的舒心，更要喝的心服口服。

所以，这个掌“酒壶把”的人要么自己要能喝，要么就是嘴会说，最好是兼而有之。只不过我缺乏锻炼，只会说、不太能喝。

过年嘛，就是图人多热闹，所以请堂姐两口子同时，肯定要把其他几个叔伯和堂兄弟们叫过来陪亲（qiě），其中二伯家的童生哥就是个出了名的“酒眯子”。

童生哥其实酒量不到8两，但气势上看着吓人，不晓得的还以为他“三碗不过岗”呢。而且童生哥这人好面子，觉得我们这个家族把堂姐夫捧的太高，他有些不服气，因此，在酒桌上童生哥千方百计想把堂姐夫灌醉，让他出洋相。

所以从一开始上桌我就看到这个苗头，因此在给堂姐夫随酒时，我有意“克斤扣两”，不想堂姐夫被灌醉。

但我那点小伎俩哪能骗得过童生哥这根“老油条”？所以急得他想从我手里夺酒瓶，他自己去随酒。

但我笑着警告说，胆敢夺“酒倌”手中的酒瓶，先罚三杯再说。

就这一句话，让童生哥一下子没脾气了，他说我偏心堂姐夫。

但我不管那一套，堂姐夫是客人，到我家我理应要维护他。所以那天酒席结束，堂姐夫安然无恙，倒是童生哥被人搀着下桌的，还没走到家，吐的一塌糊涂，样子很狼狈。

基于我那天的表现，让堂姐夫对我刮目相看，所以后面几场酒席，他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替他挡驾。

堂姐夫在跟我交谈中，了解到我有意想去城市闯一闯，所以他当下表示，等正月过完，让我去找他，说市内有个修路的工程，到时候介绍我去。

我闻听大喜过望，终于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我按照跟堂姐夫的约定，特意挑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去城里找堂姐夫去了。那也是我独自出远门。

第一次去堂姐家而且还是求人办事，当然不能空着手去，所以母亲用蛇皮袋给我装了两只咸鸭子和几瓶小咸菜，以及好几种豆类，大妈还让我捎几十鸡蛋给她外孙子吃。本打算再拎只老母鸡的，但实在是手拿不住了。

母亲把我送上火车，2个多小时候后到了火车站，接着又转了两趟公交，终于到了堂姐家。

本以为城里人居住条件会很好的，谁知道堂姐家住的是一排宿舍，只有两小间，连做饭的炉子也只能摆放在走廊上。

那一刻我从内心升起一种失望，堂姐结婚时按婆家的意思一切从简，我们家大部分人都没去，可没想到这么简啊。

归根结底，当初堂姐就是不想在农村种地，所以通过嫁人跳出农门。而如今的我，何尝不是呢？只不过手段不一样。

因为家里住不下，所以堂姐夫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修路的工棚，开始了我为期1年多的打工生涯。

修路的活很累，尤其是像我们几个新去的，抡大锤的活基本都是属于我们，当时工资好像是每天1块2，后来长到1块5左右，具体多少由于年代长，我忘了。

二月春寒料峭，有时候遇到雨雪天，我们就窝在工棚里玩扑克牌。不出工就没有工资，好在伙房管一天三顿饭，虽然顿顿都是烀土豆大白菜，但能吃饱。

所以那时候并没觉得有多苦，反而觉得挺好玩，只要修到繁华路段，我和几个小年轻都要趁工长不在的时候，偷偷溜出去在周边看看，玩玩，啥都觉得新奇。

直到三个月后我才回了一趟老家，把微薄的工资买了点礼物，兜里所剩无几。

所以父亲没好气的对我说：“挣不到钱，还在外面‘白鸭子跟鹅混’干什么？秋收的时候你要回来拉稻把！”

其实我已经躲过了插秧季，那大秋再不回来说不过去。

所以那一年我是家里、城里两头跑，到年结的工资，只够给自己置办了一身行头，称了几斤瓜子、水果。

所以父亲嘟囔的时候，我回怼道：“挣不了钱，但涨见识，要不窝在家永远是‘井底之蛙’！”

本来过完春节不准备去的，但还欠了我一个多月的工资，所以我又去混了2个多月，直到插秧我才回来的。

通过一年多时间在城里像无头苍蝇闯荡，我老实了一段时间，期间又去跟小舅学了几个月木匠。总之，在21岁之前，一直浑浑噩噩的过着日子，直到第二年家里给我介绍对象，我才认真的干了一段时间的农活。

我们那时候娶媳妇的标配就是三间瓦房，所以父母节衣缩食攒钱给我盖了婚房，不久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妻子素芳。

素芳跟我一样也是初中生，那时候出去打工的人少，所以她一直也是在家务农。

三间瓦房、年龄相当、人长的也不丑，就这样我们俩认识一年后，步入婚姻殿堂。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在儿子刚满一周岁，父亲找大伯他们过来给我分家，理由就是在我身上的任务完成了，他接着要攒钱娶二儿媳妇。

本来我就嫌父亲成天嘚啵嘚，心想分开好，我更自由。

可当年条件有限，为了给我盖房、结婚，以及后来生孩子，父母还欠了2千多的外债。

因此我那时候分家，其实就是分了三间屋、6亩地和两个大人，以及属于我们的孩子，其他啥也没有。

好在素芳娘家条件还行，随后我们盖厨房、建猪舍，都是老丈人家出力出钱的。

90年代初农作物不值钱，农业税还高，加上人情往费，所以一年下来，我们“一屁股墩”，一分钱没剩。

直到那个时候，我终于知道“锅是铁打”的了，不但不抱怨父母，反而体谅到他们多年来的不易。

穷则思变，于是我再次萌生外出打工的念头。而这一次是通过素芳小叔介绍，我第二次登上去省城的列车。

说起我这个叔丈人还是有些来头的，他是市里土产公司的经理，属于供销社，正因为素芳总是说在家种地挣不了钱，所以老丈人有次去城里兄弟家，就把我的情况说了。

没想到叔丈人很痛快，当时就问：“我们商场值夜班的缺个人，90元/月，但不管吃住，你问问侄女婿干不干？”

我后来一听说，就赶紧答应说愿意干，就先行一步去做了夜班保安，想等稳定了，把素芳和孩子接出来。

值夜班是晚上8点～早上8点，其实一点不累，就是在传达室那猫一宿，我和另外一个人轮换睡觉。后来我又去附近租了一间平房，75元/月，正好值班工资保房租够了，接下来我想找个活做。

可像我这样的，找事情做不容易。

因为土产公司的大楼位于一个繁华路段，旁边除了饭店就是小吃部，有一天早上我去买早点，闲谈中，得知早点铺老板家小舅子在火车站那一带蹬人力三轮车，据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好几十。

关键蹬三轮车这活投资小，见效快，完全就是将力气换饭吃，还有就是时间上自由，这正符合我。

就这样，我花钱买了一辆二手脚蹬三轮车，开始我拉货生涯。我只尝试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回去把素芳和孩子接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完全能养活他们母子俩。

那时候我晚上值班，早上回去吃完早饭，就骑车往火车站那一带赶，因为只有那生意好，有进货的，有从外地下车的，有一天我居然挣了95块钱，比我值一个月的夜班钱都多，只不过有点累。

素芳也是过日子的人，她觉得不能坐吃山空指靠我一个人，所以她让我从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兑些粉条、土豆等等能放的物品，然后她用一辆板车拉着孩子和货物，去附近菜市场摆摊卖，虽然挣的不多，但保我们一家三口生活费够了。

那样的话，我值夜班的钱保房租，蹬三轮车的收入就是净赚的了，慢慢的，我们开始存钱，只不过速度有些慢。

拉人力三轮车的活就相当于守株待兔，遇到有意向找车的人，需要上前搭讪揽活。这一点对我来说不难。

但也有淡的时候，一看没啥生意，我们这帮人就会聚在一起“扎金花”，玩“二八杠”。

其实这些我都会，可我不想参加，我害怕输钱，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

所以每次他们围着路边石墩上玩牌的时候，我就骑着车顺着马路漫无目的的溜达，希望有笔生意惠顾。好几次送个短途，挣个十块八块的，也挺好。

有天生意特别淡，直到上午10点多钟，我才挣了几块钱，那几天儿子感冒，素芳也没去出摊，所以我想干脆骑回去看看，吃完午饭再回来。

就在我快要到1路公交站时，前面的加长公交车刚离开，站台上三三两两剩的人不多，就在不远处，我看到一个老人用肩膀一前一后的搭着鼓鼓囊囊的两只蛇皮袋，一手拎着一只大竹篮、一手拎着一只纸盒箱，艰难的从马路牙又上到候车亭，焦急的不停朝车来的方向张望。

这时候又一辆公交车进站，老人好不容易挤了上去，不一会儿又气喘吁吁的下来了，看样子是坐错车了。

这时候我已经骑到近前，于是不由自主的朝老人看了一眼，只见他额头满是汗珠，可能是刚刚上车、下车，体力不支，此刻他有气无力的将肩上的两只袋子放下来，站在那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古铜色的脸上皱纹越发深了，像刀刻般的纹理清晰。

“师傅啊，去惠康大厦除了坐1路车外，还可以坐哪趟车？”

老人大声问着，我发现他是在跟我说话。

一听他说“惠康大厦”，那我再熟悉不过了，就是我晚上值班的地方啊，于是我对他说：“除了1路，还有一趟26路，只不过那是从杨公庙方向开过来的，班次少，而且公交站离‘康惠大厦’远。”

老人闻听，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索性一屁股坐在刚刚从肩头卸下来的尼龙袋上，将目光又朝开车的方向望去。

可能是我自己也是来自农村吧，所以看到老人孤立无助的样子，我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我对老人家说：“要不我顺带捎上你吧，正好我住在附近。”

老人听我这么说，眼睛放亮了，但随即黯淡下来，并且不好意思的问我道：“你把我拉到那，需要多少钱啊？我坐1路车直达，才5毛钱，你要多了我坐不起。”

说完，老人憨厚的笑了笑，等着我回答。

“我不要你钱，说过是顺路嘛！”

我对老人说，随即就从三轮车上下来了。

老人一开始有些不相信，于是我大声说道：“快搬东西吧，要不公交车进站了，我们在这碍事。”

说完我先把其中的一只尼龙袋拎上去，觉得挺沉的，用手隔着袋子摸摸，原来是玉米棒。

老人见状，也忙不迭的把竹篮和那只纸盒箱递到车厢，与其同时，另一只尼龙袋也被我搬上去，我们又检查了四周，确认没落下啥，老人家才坐上三轮车，我一脚蹬下去，三轮车驶向前方。

就这样，我骑了大概有将近40多分钟才到“康惠大厦”，老人说他儿子就在大厦对面的菜市口卖水果呢。

等我把老人送到目的地后才发现，原来他儿子开了两大间通长的水果店，品种繁多，一看生意就好。

当老人的儿子见到我们停下来搬东西时，就埋怨道：“我的老爹呀，告诉你多少次了，别大老远往这运东西，多累啊！菜市场啥买不到啊！”

这时候再看看老人，只见他容光焕发，精神抖擞，跟之前判若两人。老人高兴的对他儿子说道：“我今天连公交车的钱都省了！是这个师傅顺路把我送来的。”

老人的儿子先朝我感激的笑笑，随后转身从钱箱拿了几张钞票，对我说着感谢的话。

但我早就说过是免费顺道送老爷子过来的，钱再好，我不会出尔反尔的。

就这样，我和老人的儿子推让着，到最后没办法，老人的儿子拿了一大把香蕉，又快速的用塑料袋装水果，往我三轮车上放。

看出来老人的儿子也是“红脸汉”，他说如果我不收，就是瞧不起他。

就这样，我们简单的交谈一会儿，得知我在“康惠大厦”值夜班，白天还得去火车站蹬三轮车时，老人儿子感叹说：“那你挺累的啊。”

随后我们俩又开始一番交谈。

从我跟老人的儿子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到，他姓陈，是个退伍军人，家住邻县，因为弟兄多，经人介绍认识了郊区菜农的妻子后，就落户在老丈人这边，几年前就开始跟妻子一起做水果生意。

陈老板得知我的境况后，随即对我说：“兄弟，反正你每天下班要去火车站那边拉脚，而我每天都去批发市场进货，一趟拉不回来，经常在那边临时雇人。如果可以的话，你每天固定给我送一趟货吧，每趟给你12块钱，怎么样？”

我一听大喜过望，这分明是在帮我啊，从此后，陈老板把货进好后放在固定的地方，我一大早去了就可以将货物送过来，有时候还不止一趟。

跟陈老板熟识后，他了解到我妻子每天带着孩子在路边卖土豆粉丝，收入微薄，再遇到刮风下雨天，还没有收入，正好他家水果店想招人，然后妻子就过来上班了。也是通过陈老板介绍，我们把孩子送到菜市场附近的一家幼儿园上学，生活有序的步入正轨。

俗话讲，一行不到一行黑。妻子素芳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只不过以前没接触过水果生意，后来也是在陈老板的帮助下，我们从菜市场转租了一处门面，也卖水果。

看到这，也许有人会怀疑，说陈老板会不会傻呀，这不是在培养竞争对手吗？当初我也是带着不解，问了陈老板同样的问题。

谁知道陈老板笑着说：“世上的钱挣不完，即便你们不在旁边开水果店，还有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开。老话讲：货卖堆山，做生意不怕竞争对手多，这样反而能形成规模化，更吸引人。”

就这样，我们在陈老板的斜对面，开了一家水果店，自己当了老板。

那些年生意好做，后来我把值夜班的工作辞了，又从老家雇了几个人，财富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也就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在城里买了楼房，正式在城里扎下了根。

老话说的好，“亲帮亲，邻帮邻”，后来我把弟弟、妹妹两家人也带出来做生意，通过努力，如今都在城里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意，从“泥腿子”涅槃为小老板。

而这些年，我们一路得到陈老板提供的无私帮助。没想到我当初顺道送回来的陈老爷子，却给自己打开了财富通道，让我的日子过的“芝麻开花节节高”。

如今的我，在家里人的心目中，“带头大哥”的位子坚不可摧，连当初隔应我的老父亲也对我刮目相看了，他经常夸我这头“倔驴”其实是匹“千里马”，让全家人过上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