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珍藏着一张记录当年去江西插队时在上海火车站告别父母远离上海时的照片。虽然已经过去47年了，但每次凝视这张珍贵的照片时，我还会从心里发出阵阵唏嘘、感叹！

我们长缨中学69届初中生当时是“一片红”，即全部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和几个好友相约去黑龙江兵团，因为兵团每月有工资，可自己养活自己。其实我们这些学生对黑龙江、江西或安徽等地的认知都是一片空白。

父亲知道我想去黑龙江后，就对我说：“黑龙江是吃杂粮的，你不一定能适应。而江西是吃大米的。”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去向，所以说到江西去丰城插队我是奔着“吃大米”去的。

回忆起离别上海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1970年3月24日的上午，我们一群不满17岁的孩子登上南下的列车，从此远离父母的呵护，奔赴未知的远方。班主任陆天元老师匆匆赶来为我们送行，我和同学邵龙英挤在窗口，身子向外探着和亲人挥手告别，陆老师用相机为我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汽笛拉响，列车缓缓启动，车上车爆发出阵阵嚎啕大哭声。车厢外的妈妈和大姐哭得那么伤心，为了不使他们更难过，我强忍住泪水和他们挥手告别，此时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生离死别。

火车越开越快，离上海越来老圩公社城前大队东岸生产队上海知青越远。车厢里很多同学还在流泪杨月秀的《集体乘车证》（杨月秀提供）哭泣，这时候我强忍住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就这样我们带着悲伤、留恋、迷惘离开了大上海。

坐了近20个小时的火车，第二天上午火车停靠在一个简陋的小站上，丰城县到了。远处是一座座的丘陵山包和旷野，这里就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

下车后人感到很疲倦，觉的有点冷，心情也很压抑。老天和人的心情一样阴沉沉的飘着小雨。

出站后县里安排卡车，把我们送到各自的公社，同班的同学邵龙英去了石江公社。

卡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行驶近2个小时后，终于在一个小集镇上停了下来。不远处有一幢二层砖木办公楼，门前挂着“老圩公社革委会”的木牌，我们插队的目的地老圩公社（今丽村镇）到了。

小镇环境很差，由于上海知青的到来，来了不少看热闹的老表，他们大都穿着对襟的黑色衣服。由于下雨，有的带着斗笠，有的撑着竹骨纸雨伞，还有的穿着用棕编制的蓑衣，大都打赤脚，也有穿草鞋的。有的小孩脏兮兮还拖着长长的鼻涕。

公社举行了一个简单但不失热情的欢迎仪式，安排我们吃午饭，这是我们在江西丰城吃的第一顿饭，感觉就是除了辣还是辣。

行李到了，我和范金枝、王慧琴、蔡井云4位分配在老圩公社城前大队东岸生声队。我们随着生产队派来接我们的老表去村里。老表推着满载我们行李的独轮“吱吱嘎嘎”地行走在弯弯曲曲又窄又滑的田埂路上，我们默默无语地浅一车，脚深一脚跟在后面，时不时的问一声：“到了没有？还有多远？”老表总是回答：“快到了，快到了。”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看到远处连绵丘陵山脚下坐落的村庄。村庄上空飘起袅袅炊烟，老乡们在做晚饭了。

我们到了生产队所在地-谢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