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清初的政治背景来看，景德镇御窑厂的改革，为这段时期的瓷器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万历帝于泰昌元年，留下遗诏一切御窑烧造中止，督陶官从景德镇撤回。这一重大决定导致了明末清初，景德镇民窑陶瓷的繁荣，是陶瓷的造型纹饰，都向自由洒脱的方面发展。

由于御窑厂的歇业很多优秀的工匠，都到民营瓷厂打工，他们没有了官样的束缚，没有了督陶官的监督压迫，在绘画和造型上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他们根据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寻找纹样，例如当时流行的版画、画谱，甚至一些文人的画稿。说白了，人们喜欢什么，他们画什么，什么卖得好就画什么。

从明末清初的经济背景来看，随着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景德镇的陶瓷经济也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景德镇的民营瓷厂中，拥有数十名窑工和一定资金的窑户，并且这些民营瓷厂的经营者，和这些窑工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显示了景德镇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在国内外瓷器的商品贸易上，也是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海外方面：在隆庆元年，延续了200年之久的海禁政策废止了。这促使景德镇海外瓷器贸易加大，本来需要秘密进行的海上贸易，现在可以大张旗鼓的进行了，景德镇陶瓷所生产的瓷器，从此在海外也得到认同，并空前的流行。与此同时在海外订单中，景德镇工匠也汲取了外国人对瓷器审美的营养。并运用到其创新中去。

国内方面：当时景德镇的瓷器物流主要是靠昌江，从昌江进入鄱阳湖到九江转长江下游各大城市。景德镇陶瓷不仅在海外打响了名号，在国内市场也几乎家喻户晓，因为人们的对日用瓷的要求逐渐提高，景德镇的瓷器又是制作精良。很多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厚利，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来此贩卖瓷器。

如湖州乌程朱佐明，祖上世为木匠，其兄始为商于楚，往景德镇贩卖瓷器，遂积资至八千余金。到明末，朱佐明家有十余万矣。明代很多商人以同乡的名义形成商帮，其中安徽商帮，江苏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等在景德镇贩卖瓷器较多，并在景德镇建立了会馆，以聚会，交流。

尤其是安徽商帮对景德镇瓷器，销往海外市场起到了巨大作用。在经济的作用下，景德镇成为了全国瓷业的中心。从明末清初思想文化上来看，明末清初不仅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期，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有位西方的汉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从元朝君主手中夺回政权，大肆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再后来的不少明朝皇帝，都钟情于诗文书画，他们优待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等一切措施，固然对汉族文化的恢复和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成效，然而在明朝统治276年的漫长的过程中，这种复古思潮变得枯燥乏味。

保守得令人窒息的文化环境，导致一些文人在寻求思想上解放和自由，他们已经厌烦了老庄的佛教玄学，以及老生常谈程朱理学，急需寻找一种新的思潮，于是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得到了很多文人的认同。

阳明心学、李卓吾的童心说以及以公安、竟陵两派为代表的性灵说为主要的哲学思想，他们追求个性解放，探索自我并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七情六欲，认为不应限制自我的欲望，抒发真性情。正是由于这种人性的解放和个体意识的觉醒，这个时代的文人对审美的要求，和在生活上的品位也大大提高。

从宗教方面看，在明末社会中兴起的禅悦之风可，谓这段时期的宗教文化的典型。而这股思潮的中间力量，即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

而文人士大夫的纷纷信仰佛教的原因，是由于反抗异族统治，对当时明朝廷的失望所致。故明末移民多选择信仰佛教，好放空心思使自己从没落的情绪中解脱。他们由禅入净，走向佛教所说的空无境界，看破世事而解脱，抚慰心灵创伤。明代董其昌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这段时期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走向禅宗道路，广大平民百姓也有很多信奉佛教。因佛教在上层人士中的普及，寺庙的增多也就成为必然的产物，平民百姓也就接触禅宗的机会。而他们的目的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有人以此为信仰，祈福，保平安等愿望；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在寺庙中可以得以生存而选择成为僧人。而这些人就谈不上所谓的佛理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