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喜欢看书，读小学时，当时有月出版的《少年习作》，1毛钱一本，母亲总准时买回家，供我阅读。新学期伊始，发下的新书，语文书总是先睹为快，从头翻到尾。“文化大革命”时不用上学，窝在家里也是去“少年之家”借书，直到去了蕉坑，看书习惯戛然而止。那时的生活比较单调，物资贫乏，没什么娱乐活动，难得公社放映露天电影是件大喜事，知青们都奔走相告蜂拥而至，而大多时间便是头顶太阳扛锄而作，夕阳西下摇晃回巢，晚上在摇曳的煤油灯下无所事事。突然，知青中悄悄在传，公社卫生院有一位大夫收藏着书，听闻后，我迫不及待地去认识这位医生，好像是姓冯吧，也是下放到蕉坑。看见我们或许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于是，我在这位医生处借了许多书，起初看的都是鲁迅散集，囫囵吞枣地看，有时也不太理解，例如“人血馒头”之类。后来与冯医生渐渐熟悉了，冯医生借给我一些外国书籍《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之类，在当时都被称为禁书，悄悄地看悄悄地还。有一年探亲回家，为了打发火车中的无聊，又在冯医生处借了几本书，这辈子永远也忘不了的情景。是晚，车轮轰隆响动往前行，车厢内一片寂静，乘客已安静入睡，我想，现在是看书的好时机，掏出书来渐入佳境。突然，只感觉有人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拍了几下，猛一抬头，只见两名解放军士兵站立在我身后，和蔼地问我在看什么书，我说没什么书。他们接过去一看，便说，这是一本“苏修”的书，那是一本苏联的间谍小说。接着又问，还有什么书，然后硬生生地搜出了《红楼梦》的上中下册。执勤军人看到这些“战利品”，说这些都是禁书，

“苏修”书和黄色小说，一定要没收。我急了，这是借来的呀，向谁借的？我不说，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在那里一直唇枪舌剑到临近上海站，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进来了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生姜还是老的辣”，他使出了“杀手锏”，问我家住哪里？父母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工作？若书不充公，那就让父母来领我回家。这下我害怕了，因为在当时很“左”的年代，自已摊上事会牵连到家人，只能乖乖地看着这些书被没收了。回到家后也不敢与父母说，整个假期惴惴不安，回到蕉坑后如何向冯医生交代？结果冯医生非常大度，两手一摊说算了，但也不好意思再借书看了。

屈指算来，时间已过去了40年之久，现在是“百花齐放春满园”，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当年的情景只能当笑谈了。但那时只能噤若寒蝉，在我后来当兵时也不敢说这段经历，担心是个污点影响自己进步。现在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我年龄太小，涉事不深，书没收后，没要张收条，不然的话，可以个面，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微笑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