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主要的原因，清朝独特的边疆治理模式，以及康熙帝基于前者确立的中国版图范围。

清朝之前，中国的边疆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宗藩模式，也称朝贡体系。

这种关系下，皇帝类似于盟主，周边进贡的藩属国、部落则是盟友。宗主对藩属只有召集权，包括但不限于册封首领、联合出兵、定期朝贡；无治权、军权，通常也无驻军。

藩属政权的首领通常是世袭制，如果中央政权足够强大，他们会进贡、听宣；如果中央政权很菜鸡，人家也可以不进贡、不听宣。这种关系的典型代表就是明朝与朝鲜。

明朝大部分时间内，建州女真介于“直辖”和“藩属”之间，属于“半羁縻、半直辖”。

羁縻的表现是：明朝不委派流官管理该地区，该部首领由明朝皇帝册封，在族内世袭，定期朝贡。

直辖的表现是：永乐年间、万历年间该部多次出兵配合明军作战，大部分时间也听从明朝皇帝的召唤，朱棣甚至曾发粮米赈济过建州。

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有相似之处，景泰年间明朝就给海西女真发放了999道敕书（建州是500道），用来规范朝贡贸易。但是，海西女真与明朝的和睦程度远不及建州。

至于更北方的黑龙江女真诸部，就是绝对的“羁縻”了。

对于明朝与女真的关系，《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描述的还算客观，我直接拿过来用了：

皇帝（永乐）想方设法要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早在1403年，皇帝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皇帝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在永乐在位的以后时期，在满州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因此永乐帝能够不诉诸武力而与女真诸部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与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帝国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另一种是直接管理模式，典型代表就是唐朝时期的各种都护府。例如设在平壤的安东都护府，就有两万唐军驻扎；设在龟兹国的安西都护府，驻有唐军二万四千人。

这种模式下，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度确实加强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

一是费钱，想想也明白，在如今看来都偏远的地区驻扎几万军队，这个耗费是不得了的；二是中原王朝带来的管理体制往往与当地原有的管理模式不那么契合，使得当地部族接受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

关于第二点，不明白的朋友可以百度一下“阙特勤碑”，看看突厥人是怎么描述唐朝管理者的。

所以，这种模式也非长久之计。

当然，虽然以上两种模式都不那么健全，但在当时看问题不算大。当时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东亚，即便是中原政权与边疆政权对立，那也是中国内部的事，没有外部势力干预。

到了清朝，边疆管理模式出现了新模式——盟旗制度，创造这一模式的人是皇太极。

皇太极攻灭察哈尔、降服漠南蒙古（大致为今天的内蒙古）后，于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称“宽温仁圣皇帝”。拥立皇太极称帝的势力，史料记载如下：

“贝勒多尔衮等师还，献玉玺，告天受之。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林丹汗的儿子）及其母来朝。”“三月丁卯，外藩蒙古十六国、四十九贝勒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俱以请上尊号至盛京。”“夏四月己卯，大贝勒代善，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阿巴泰、阿济格、杜度率满、汉、蒙古大臣及蒙古十六国四十九贝勒以三体表文诣阙请上尊号。”（《清史稿》卷二 本纪二 太宗本纪）

以上是清朝本部的，蒙古地区的有：

“顾实汗曰：‘此星系大力汗之威力星。由是观之，非常人也。’于是遐迩蒙古共遵太宗文皇帝为和尔摩斯达额尔德穆图博克达撤辰汗。”“达赖、班禅及藏巴汗、顾实汗遣伊喇固散胡图克图等贡方物，献丹书，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五 列传三百十二 藩部八）

由上可见，拥立皇太极称帝的有这么几大势力。

一是前察哈尔首领林丹汗之子额哲。需要说明的是，在皇太极攻灭察哈尔之前，林丹汗是名义上的“全蒙古大汗”，他是成吉思汗、达延汗的直系后裔。

二是爱新觉罗宗室贵族，即各旗旗主和议政大臣，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等人，他们率满、汉、蒙古大臣及内蒙古四十九旗（可以理解为49个部落）首领拥立，这些是当时清朝直辖地区的官员、贵族。

三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也就是三汉王，他们当时手里有一支独立于八旗之外的军队，总人数为八千人，相当于两个旗的常备兵。

四是“遐迩蒙古”，即以固始汗（即史料中的“顾实汗”，和硕特汗国汗王，当时控制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卫拉特蒙古诸部，称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汗”。

五是藏传佛教势力，即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称皇太极为“文殊菩萨大皇帝”。

由上可见，此时的皇太极有三重身份。

一是“漠南蒙古、东北女真、辽东”三地的“大清皇帝”。

二是“卫拉特蒙古、喀尔喀蒙古、青海和硕特蒙古、和硕特汗国”的宗主，即为共主大汗，这种关系类似明朝与女真诸部的关系，即“宗藩关系”，更像俺答汗与瓦剌（即卫拉特）、青海蒙古的关系。

三是藏传佛教的活佛，即“文殊菩萨大皇帝”。

我之所以要介绍这些内容，是为了说明，清朝与蒙古（元朝皇室后裔建立）的“继承”关系，这相当于：皇太极继承了元朝余裔的衣钵。

可以这么说，清朝在关外继承了元朝，后又入关取代了大顺和南明。

基于这层关系，皇太极给予主动归顺清朝的、达延汗和哈布图合撒儿（成吉思汗的二弟）的后裔（都为博尔济吉特氏）一种特殊身份——“类宗室”。

清朝爵位分为三类，一类是“宗室爵位”；一类是“普通爵位”；一类是“类宗室爵位”，很多人将其称为“外藩蒙古爵位”，其实并不太准确，因为回部、藏族贵族也有类似爵位，这里就不细究这个问题了。

一、宗室爵位，就是给努尔哈赤和他兄弟们的后代准备的，也就是姓“爱新觉罗”，分为十二个级别，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归宗人府管理。像多尔衮，即为睿亲王；像阿济格，即为武英郡王。

二、普通爵位，是给非宗室的功臣准备的，分为二十七个级别，即“公、侯、伯、子、男”等，以上这些又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像年羹尧，即为一等公，岳钟琪，即为三等公。

三、除了上述两类之外，清廷给博尔济吉特氏也准备了一种爵位，分为十七个级别，前六个级别与宗室爵位相同，即为“亲王（也有称“某某汗”的）、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归理藩院管理。

由上可见，在清朝，如果你不姓爱新觉罗、也不姓博尔济吉特，不管你是满还是汉，通常不会封王。像四大辅政，即索尼、遏必隆、鳌拜、苏克萨哈，都不是王；像战功赫赫的图海、兆惠，也不是王；而同样战功赫赫且姓博尔济吉特的策棱，就被封为超勇亲王。

当然，也是有特例的，像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孙可望等，都是活着封王且不姓爱新觉罗或博尔济吉特的。这五个王不属于宗室爵位，也不在普通爵位之列。

此外，还有藏、回、准噶尔的贵族，也被授予类似宗室的爵位。像回部三王、藏人颇罗鼐、绰罗斯氏噶勒藏多尔济、达瓦齐以及土尔扈特部四王等，但是这些都是乾隆朝的事了，不在我们本文讨论之列。

死后追封的也有几位：

“扬古利以世臣追赠武勋王，黄芳度以殉节封忠勇王，福康安以征苗薨于军，赠嘉勇郡王。”（《清稗类钞》 爵秩类1）

由上可见，皇太极不仅继承了蒙古大汗的身份，也是切切实实将那些诚心归顺的蒙古人视为自己人的。

同理，对那些主动投降的明辽东军，皇太极也是推心置腹，最早的汉人三王就是他封的，而且当时的六部承政（相当于尚书）全部是汉人。

既然皇太极是全蒙古大汗，那么这个“全”有多大呢？

漠南蒙古是蒙古人最多的地方，也是全蒙古的核心；

贝加尔湖周边是布里亚特蒙古；

萨彦岭是乌梁海蒙古；

叶尼塞河上游是吉尔吉斯人，属于广义的蒙古人；

乌鲁木齐周边是和硕特蒙古；

伊犁河上游是准噶尔，额尔齐斯河上游是杜尔伯特，伏尔加河畔是土尔扈特，这三者也属于广义的蒙古人；

今天青海北部是青海蒙古；

喀尔喀蒙古三大部，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

阿尔泰山区是和托辉特蒙古，俄国人称之为“阿勒坦汗国”；

青藏高原的统治者也是蒙古人，出身卫拉特和硕特部的固始汗。

以上这些，漠南蒙古由清廷直接管辖，其他地区则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

这里解释一下，某些宗藩不是“直接”建立的。像和托辉特部本身就是乌梁海和吉尔吉斯的宗主，而和托辉特又从属于喀尔喀右翼的札萨克图汗，札萨克图汗则是清朝藩属。

崇祯十六年的东亚局势图

换句话说，在关外的时候，清朝就已经与其周边绝大多数政权确立了传统的宗藩关系，纳入王朝体系，虽然此时的清朝仅仅是一个割据政权。

在清朝直辖的蒙古地区，皇太极推行盟旗制度。

所谓“盟”，大致相当于蒙古人之前的“万户”，也可以理解为中原地区的“州”；所谓“旗”，其实就是之前的蒙古各部落，你可以理解为“县”。

各盟旗首领可以世袭，各部落内可以养兵，各盟旗不需要交税，只需要进贡，清廷通常不干预各盟旗的日常管理，看似与之前朝代并无不同。

然而，皇太极规定：各部游牧范围，由理藩院统一划定；各部首领的爵位等级、册封由清廷理藩院统一确定；各部定期进行会盟，由清廷理藩院清查户口、检查刑狱诉讼情况。

最关键的是，皇太极收缴了所有盟旗的调兵权和外交权，统归中央兵部和理藩院。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自治制度，还是原来的那些部落，还是传统的统治架构、管理方式，只不过各盟旗要遵守清朝的相关规定，而且只能养兵不能调兵，不能参与漠南蒙古以外地区蒙古部落的会盟。

通俗点儿说：你们日常干嘛我不管，按照传统来就行，但是不能打打杀杀，这些事得听我的。

外交权和军权，是“直辖与否”的最关键标志，直到今天都是如此。1636年，亚欧大陆的蒙古各部在塔尔巴哈台会盟，漠南蒙古没有一个部落参加。

至于不向蒙古人征税，看起来是项“优惠政策”，其实不然。有清一代，不管是关内打仗还是关外打仗，清廷征召了大量的蒙古军队参战，大量的马匹、骆驼充当畜力，大量的壮丁充当劳力。

最夸张的时候出现在乾隆朝对准噶尔用兵时，和托辉特部几乎全员服兵役、劳役，激起其首领清滚杂卜的叛乱。

好啦，介绍完清廷的边疆管理模式，再聊聊康熙帝确立的版图。

在康熙二十年前后，清朝先后发生了多起“疆域划界问题”。

一则，平定三藩之乱，清军攻入云南，发现之前吴三桂主政云贵时期，将滇藏交界的金沙江中甸地方，让给了当时位于青藏高原的清朝藩属政权“和硕特汗国”。清廷派人索要时，两方因各自持有的地图对不上，多有龃龉。

二则，俄军入侵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赫哲等部族，当时管辖该地的吉林将军，竟然不知俄军入侵的地方距吉林八旗驻防地有多远，还打算定期派人去巡逻（相隔上千公里），被康熙怒斥。

三则，喀尔喀（外蒙古）牧民游牧，时常越界，与当时已经归入清廷治下的内蒙古各部多有冲突。而之前内、外蒙古的分界线，只是模糊的地理概念——瀚海。

四则，荷兰人时常出现在台湾海峡，俄国人又在雅克萨盘踞不走，要想彻底赶走这些西方侵略者，只有确定中国的版图范围，明确划定双方边界。

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对世界地理的掌握程度，在当时来看并不落后。

康熙三十二年，俄罗斯使者伊兹勃兰特来华，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俄罗斯使臣第一次同意向清朝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原因也很简单：清军先在雅克萨之战中击败了俄军，又在乌兰布通之战中击溃了沙俄曾经的盟友——噶尔丹的主力军团。基于此，俄国使者就懂礼数了，所以，康熙亲自接见了俄使，并询问道：

“是否懂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或葡萄牙语？从莫斯科到法兰西、意大利及波斯，走水路和陆路各有多远？由莫斯科到北京走了几个月？沙皇与士耳其苏丹现在关系如何，是和平相处还是在进行战争？”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康熙至少是知道俄土战争的。

还有一段话，能够更全面地体现康熙的世界地理观。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康熙对内阁大学士说了一段话，我分句解释一下。

自西洋至中国，有陆路可通。因隔鄂罗斯诸国，行人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鄂罗斯距京师，约万二千里。

即：中国与西欧陆上想通，但因中间隔着俄罗斯等国，陆路交通不便，故西洋人皆从水路来华。莫斯科到北京，约为1.2万里，这基本是两者的道路交通距离。

西洋及土儿虎特地方，皆与鄂罗斯接界。鄂罗斯倚土儿虎特马匹，土儿虎特用鄂罗斯皮张。往年鄂罗斯与雪西洋战，土儿虎特助鄂罗斯，大败雪西洋。

这段讲得是大北方战争。沙俄征召土尔扈特骑兵参战，击败瑞典。

又回子温都斯坦、布海儿、夜儿根等处产绵。又过哈密六百里，有吐鲁番地方，去雪山百余里。其人昼伏，至夜始出耕种，其地甚热而多石。

温都斯坦即印度，布海儿即布哈拉汗国（中亚），夜儿根即叶尔羌汗国（南疆），这些地方盛产棉花。且当地昼夜温差很大，白天无法耕作，通常在早晨和傍晚耕作。

哈萨克草极肥盛，马皆汗血，所产苹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

这段说得是哈萨克盛产汗血宝马，各种水果因为日照充足，糖分高，所以“大而美”。

又西北回子种类极多，皆元太祖后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约十万人，皆住帐房。

所谓的“西北回子”，即元朝史料中说的“西道诸王”，也就是四大汗国的后裔，即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化蒙古人部落。当时的金帐汗国分裂出的大部分国家，都已经被沙俄攻灭。康熙所说的位于“小西洋”的回子部落，大概率指的是克里米亚汗国，是当时唯一独立的鞑靼汗国。

北海有积冰数百丈，向以为荒诞，以此观之，信不诬也。

即：之前我曾听说，北极的冰川累积数百丈，曾经以为很荒诞，现在看来，这绝非虚言。

这段话，康熙基本将西欧之外的亚洲各国屡了一遍。

所以，康熙的意图是，将所有蒙古部落都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内，作为关内人口密集区的屏障。因为历任清朝皇帝，本来就是“全蒙古大汗”。索额图在尼布楚谈判时就多次强调，所有蒙古部落，都是中国皇帝的属民。

这种“设想”有现实依据，因为已经有一大片蒙古人归入清廷治下，在盟旗制度的管理下稳定生活生产，结束了漠南草原持续二百余年的战乱史。

再换一个说法，康熙的意图就是：将之前中原王朝传统的“宗藩朝贡关系”，转变为近代式的“直接管辖关系”，并确定这些部落的实际疆域，将其作为中国的边界。

基于此，在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康熙帝下令开始全国地图的绘制工作，具体工作由西洋传教士配合钦天监开展，采用经纬度标识位置，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

该图前后历时近三十年，于康熙五十四年成图，是中国第一幅近代意义的地理全图，即大名鼎鼎的《皇舆全览图》。按照康熙自己的介绍：

（该图分为）南北两大干。一干自昆仑东北，历西番境，至（外）兴安岭，达于盛京（沈阳），南折入朝鲜境入海。一干自昆仑东南，历云、贵、广西、湖广、江西境，或东或北，折至闽、浙入海。凡两干以南、以北之水。大则名川灵渎，小则泉涧溪潭，莫不顺山脉以分流，随地形而转下，萦回盘带，刻镂绣错，而寻源溯委、条贯井然，从来舆图所未有也。关门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其间扼冲据险，环卫交通，荒远不遗，纤悉毕载。星罗棋布，栉比鳞次，从来舆图所未有也。东南、东北，皆际海为界。西南、西北，直达番回诸部。以至瑶池阿耨绝域之国，黄流、黑水发源之地，皆琛赆所宾贡，版舆所隶属。以六合为疆索，以八方为门户，幅员该广，靡远弗届，从来舆图所未有也。精求博考，积三十年之心力，核亿万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寸之中。

该图在绘制初期，清朝的直辖版图仅限于关内+内蒙古+东北，在绘制过程中，阿拉善地区、黑龙江北岸、呼伦贝尔草原、外蒙古、阿尔泰山区、哈密、青海蒙古、青藏高原陆续归入清廷直接管辖之下，所以该图最终成型时，北至贝加尔湖，东至库页岛、朝鲜，南达南海，西至阿里高原。因当时西域的准噶尔汗国尚未归入清廷治下，故该图西北方空白较多。

基于此，自康熙五十四年开始，康熙帝发起了对准噶尔的大规模征伐，持续达八年之久，试图将此地纳入直接管辖之下，后因康熙帝去世而作罢，即电视剧《雍正王朝》中的“康熙朝西北用兵”。

需要说明的是，与现在大家熟知的那副清朝地图不同，按照康熙帝的初心，中、俄应以贝加尔湖为界。康熙的原话为：

喀尔喀游牧之地，自色冷额以内为佳。朕意欲东自户轮贝尔、鄂嫩巴尔济，北至色冷额河。自色冷额、至西陲南界伊克敖拉、翁金、枯伦百尔齐尔古尔班塔米尔、自齐老图之北至色冷额、应指定疆界。

这里的喀尔喀，即俗称的外蒙古。康熙认为，外蒙古的游牧之地，应在色楞格河流域（文中的“色楞额”，注入贝加尔湖）、鄂嫩河流域（文中的“鄂嫩巴尔济”，即铁木真的兴起之地）和呼伦贝尔草原（文中的“户轮贝尔”）。而色楞格河下游（即注入贝加尔湖的主河道）、鄂嫩河流域的大部分，后来都被雍正让与了俄国人。

这就是康熙为中国设定的理想版图。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贝加尔湖、整个卫拉特（即准噶尔汗国，当时北至鄂木河，南至昆仑山，西至锡尔河上游，东至吐鲁番）和青藏高原。包括了文初那副图上的所有蒙古部落。

康熙这种做法也是有依据的，因为早在清军入关之前，这个地域内的大部分部落都认清朝为宗主。而在这个地域之外、并未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的政权，他不感兴趣。

在康熙确定这种宏观概念后，后面的清朝皇帝就不太关心这幅版图之外的事情了。

像乾隆十八年，苏禄国王（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向乾隆递交书面申请：“愿以疆土、人民、户口编入（中国）图籍。”乾隆拒绝。

平定准部、回部叛乱期间，左部哈萨克（中玉兹，今哈萨克东北部）和右部哈萨克（大玉兹，今哈萨克东南部）、布鲁特（吉尔吉斯人部落，位于图斯池西部）均向乾隆申请，归入清廷直接管辖之下。乾隆拒绝。

这就是历任清朝皇帝的心态。在康熙帝所确定的版图架构内，就是中国领土。而在此之外，就不关我的事儿了。

第二个原因：清廷的边疆控制已经达到古代王朝的极限了。

喀什到北京的直线距离为4000公里，而距莫斯科仅3300公里；宁古塔、墨儿根甚至是乌里雅苏台，冬天要比莫斯科冷得多，乌里雅苏台甚至有零下53度的记录，比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都要寒冷。而在这些地区，都设有清廷的常驻八旗兵，他们的驻防城，即现在被全网痛骂的“满城”。

在瑷珲的驻军，清廷维持了180年；在喀什、伊犁的驻军，清廷维持了120年；在乌里雅苏台的驻军，清廷维持了180年；在拉萨、江孜的驻军，清廷一直维持到清帝退位。

可以说，这种边疆控制已经做到铁路普及前的极限了。而铁路普及那会儿，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打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