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朝鲜族的影响是源远流长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朝鲜半岛时期。虽然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但在先秦时期，它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享有同样的地位，并没有主次关系，到了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地位开始上升，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学派。

“儒”本是笔误，儒家这一称号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送一学派的称呼。孔子是儒家最典型的代表，他的思想在几千年以来深入影响着中国社会，与此同时儒家思想的影响圈已经慢慢延伸到了其它亚洲国家。作为迁入族的朝鲜族，研究其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起源需要追溯到朝鲜半岛时期。

儒家思想最早传入朝鲜半岛是在韩国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出现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是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个民族政权，与百济，新罗合称朝鲜三国时代，位置最靠近我国，所以最早受到我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据相关资料记载，高句丽从建国的开始就以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包括其对史书中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编纂，在教育领域教授儒家经典等等，这些都使其烙上了深深地儒家印记。

是我国古代在东北的扶余人南下到朝鲜半岛西南部原马韩地区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入了儒家思想，随着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深入，百济中甚至出现了和我国古代儒家推崇的婚丧礼节相似的礼节规范。不仅仅如此，百济的老百姓在生活中处处讲究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原则，重孝、重忠、这些都带有强烈的儒家思想的色彩。百济对儒家的重视还体现在送高官子女去当时的我国唐朝，学习国学和儒家经典。

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接纳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并且把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准则。新罗对于儒家思想的实践最主要表现在“花郎”方面，其主要内容是忠、孝、信、勇、仁，花郎可说是新罗人连接儒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桥梁。通过对花郎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儒家思想在新罗的传播情况。

高句丽、百济、新罗王国统一以后，儒家思想对当时的统治阶级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当时甚至设立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学”，研究国家伦理的“忠”和家庭伦理的”孝”，《论语》和《孝经》成为主要教学内容。新罗对于韩国儒家思想的传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百济对儒家的接纳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国的情况，而是加入了自身的理解和变化，发展成了更加适应当时国情的方式。

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的变化及发展主要体现在朱子学的传入方面，通过对其发展史的研究可发现朱子学的流入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朝鲜半岛的儒家思想在朱子学注入么后有了新的变化。高丽国的成宗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主张仁政。

儒家思想在高丽人的政治生活及日常生活中已经深深的扎根，儒家思想的治国策略是仁政，王道政治。成宗在执掌阶段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创造了宗庙，设立了高丽国的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大兴科举制度，重视教育、主抓地方管制、严抓农业、强调农业是国家王政的根本，强调兴学是风化的源泉。

朝鲜族近代教育的发展也受到一些新教育思想的影响。这既包括国内早期觉醒的青年人对教育新的认知与感悟，也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新育思想的传入。尤其是近代以来在我国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不仅促使我国国内格局发生改变，也对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等等，其中辛亥革命最大的政治意义在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但与此同时也为后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崇尚民主革新的办学理念，出现了一批民间组织同盟，伴随着西方后蒙思想对国内影响的进一步深入，民主共和的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支持。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为国内长期受到压迫的穷苦人民带来了希望，为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青年群体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这些思想波动对朝鲜族近代教育的发展也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与作用，在下文中将进行具体分析。

朝鲜族人民自古崇尚文化、注重教育，作为迁入的少数民族，中国朝鲜族仍然保留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统教育方式。在朝鲜半岛时期，朝鲜族人民热衷于兴办学堂，全国上下尊崇一种尊师重教的固民精神。其最初的教育方式是从书堂教育开始的。书堂教育是在我国古代社会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叫良据资料记载，在我国最初倡导兴办私学教育的是曾任文化侍中的国家最高元老崔冲老先生，其中书堂教育作为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朝鲜半岛广为流传的一种教育方式。

书堂教育的兴起与朝鲜族人民的居住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朝鲜族以聚居为主，每个村落几乎都有学堂，学堂的数量几乎与村数个数相当。在朝鲜半岛的居民，举国上下都很注重教育，在村落成立之初都会首先建立私人学堂，在朝鲜族人民潜意识里就是要让子女接受教育，所以这种小规模，集中化，便捷化的教育在朝鲜半岛逐渐兴起。

书堂建立之初条件简陋，当局对其并不支持，认为应该把孩子送到官府设立的学校去读书，但是这种小班化，更接地气的教育方式更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百姓接受教育的愿望，其在朝鲜族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是朝鲜族教育从传统教育形式向现代教育形式过渡的重要形态。

瑞甸书塾被认为是我国朝鲜族近代教育的先河。据资料证实，瑞甸书塾是在我国的朝鲜族人民近代创办的第一个教育机构。使朝鲜失去外交权，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以李相岛、李尚雪、李东宁为代表的中国朝鲜族民族志决定将独立运动的基地迂至已经形成朝鲜族聚居地的龙井村。1906年底，李相岛在延边创办了最早的一所实行新教育的学堂—瑞甸书垫。

瑞甸书塾能够顺利的建成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受到很多外界条件的影响。在1904年，移居到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人民达到了5万多人，其中大部分都聚居在巧井地区，具备充足的群众基础，这也是李相岛选择在此处办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龙井村地理位置灵活，以豆满江作为边界与朝鲜相邻，能够及时获得朝鲜半岛的动态；同时北面又与俄罗斯临界，可以与在俄罗斯的朝鲜族爱国群体及时取得联系，方便联络。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使得瑞甸书塾能够成立。

在此之后，以东北地区朝鲜族聚居地为代表，开始陆续出现各种私立学校，反日教育的形式也逐渐的増多，包括吉东书塾、井东书垫等，其中1908年成立的高安村小学堂是黑死江省最早的近代学校。瑞甸书塾在设立的短短７个月时间左右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打压，创办仅８个月不得不被迫停办。

培养出的７０多位优秀的毕业生散落在各地继续进行私人学校的建立及抗日的宣传，为民族文化启蒙运动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虽然瑞甸书塾存在的如此短暂，但它像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将我国朝鲜族人民对知识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族独立的渴望点燃，为推动延边地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860年朝鲜族大规模移居至我国东北地区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朝鲜族的教育思想变化，这一时期朝鲜族的教育思想主要呈现出新旧教育思想的矛盾斗争。朝鲜族历来受儒教影响深远，倡导”学而优则仕”的教学理念，同时也坚持儒家一些落后的思想，“君巧、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等，这些思想受到了当局者及很多教育学者的推崇。近代来，朝鲜族受到当时圈内大环境的影响，新教育思想开始兴起。

首先表现在书塾教育方面，书塾教育的发展是朝鲜族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过度，为近代朝鲜族学校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方面都值得借鉴，其中瑞甸书塾和明东学校，是朝鲜族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