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普陀，男子在KTV唱歌时认识陪酒女，双方互加好友后，男子向她发起追求并转账20.7万，要求她不再陪酒，不料女方一直不同意当他女友，男子觉得自己是被吊凯子，要求女方全部返还，女方却说2.7万是消费、18万是赠与，法院会如何判决？

田丽是湖北应城人，今年35岁，7年前到上海发展，来沪后一直在贵宾楼某KTV上班，但未和贵宾楼签订劳动合同，算是KTV的服务员，主要工作就是陪客户唱歌、喝酒。

46岁的乐勇前往KTV玩时，认识了在里面工作的田丽，双方互加微信，乐勇事业有成，2014年起就注册一家贷款公司，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朋友各占股50%。

公司主要从事过桥资金的介绍、咨询、提供解决方案等业务，是一家代理服务机构，乐勇每年收入20-30万，但因感情不和，他已经离异多年。

认识田丽后，他觉得田丽高挑漂亮，每次来KTV必找她作陪，渐渐地对田丽产生好感，于是对她发起追求，但持续1年多时间，双方仍是客户和服务员关系。

在长达1年多的追求期间，乐勇通过微信、网银、支付宝、手机号等方式，累计向田丽转账20.7万，其中最大1笔2万，最小的为500元。

乐勇要求田丽做他女友，且不得在KTV上班，但田丽未明确拒绝也未接受，乐勇多次要求田丽辞职，并称自己可以养她，田丽始终未表态。

乐勇认为受到愚弄，于是要求田丽返还，不料竟被对方直接拉黑电话和微信，2个月后，乐勇起诉至法院，要求田丽返还借款20.71万元，按同期LPR的1.5倍支付逾期利息，并提出如下事实和理由：

1.2021年11月20日至2022年9月，田丽因疫情无法上班，经济困难，所以通过微信、来电方式陆续向乐勇借款，每次多则2万少则500元。

因对田丽有好感，所以乐勇一再同意出借，并疏于要求田丽立字据或借条，但乐勇在微信中明确表达，支付给田丽的钱款应予归还。

既使微信措辞中有可以不还的意思表示，也是以田丽不在夜场上班为条件，现田丽仍在夜场上班，条件不成就，故钱仍应归还。

2.乐勇在KTV玩时，买单形式有去吧台结账，也有专职收银员前来收取，均扫码付款，乐勇主要通过现金或微信转账支付小费，惯例是1000元，乐勇未支付过田丽小费也未通过田丽买单。

田丽辩称，乐勇以各种名义转款给自己，以取得自己好感和控制自己，为达到不要自己在KTV上班的目的，因至今未追到自己，所以才要求自己还款。

确实有收到20.71万元，但均非乐勇的借款，根据KTV的结账惯例，客户买单、付小费有至收银台买单也有通过陪伴的小姐进行，小费中包括给小姐的，也包含给其他服务生的。

20.71万元中的2.71万元，是乐勇买单付小费的资金，剩余18万元，是乐勇以支付田丽疫情期间的工资、不去KTV上班的生活费、报销购物款、卡账款、付房租、机动车学费和买电瓶车支出等名义对田丽的赠与款。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借贷关系的确立，需要有表借贷合意的借条、借款交付和出借款来源等客观证据佐证，亦应有同意出借的合理解释，公民间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本案的关键争议，是双方间的资金往来，到底是借贷关系，还是赠与关系，这要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双方交往情况等综合判断。

乐勇要求田丽归还借款20.71万元，提供了双方部分微信聊天截图、乐勇名下微信交易明细、银行账户明细、支付宝电子回单佐证，其中，微信聊天截图可以证明，田丽明知20.71万元中的部分是乐勇的出借款。

田丽对乐勇的微信聊天截图真实性存疑，认为乐勇是断章取义地截图，无法客观反映双方真实情况。

经核查，乐勇微信中双方的聊天内容的确存在删减，因此乐勇的聊天截图证明力欠缺，但部分删减不能类推双方所有聊天内容的不真实。

田丽认可收悉了20.71万元，但在聊天中乐勇明确表示，若想不归还20万，必须附有“不去夜场上班”“做原告女人”这些条件。

田丽明知如此，仍去KTV上班，且要求双方仍保持普通朋友关系，这些实际行动均视为对上述条件的拒绝，所以即使20万元是赠与款，也是附条件的赠与。

根据民法典第158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但乐勇所附条件均未成立，因此不成立赠。

结合部分微信聊天内容，法院确认双方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关于具体返还金额，乐勇无法确认每笔钱款均是借贷性质，亦无其在KTV买单的证据，故法院采信田丽确认的赠与款金额，即18万元。

本案类似于男女感情纠葛期间发生的经济纠纷，当今社会，好逸恶劳、坐享其成的人不少，但更多的是洁身自好、自食其力的人。

男女平等是国策，在没有法定约定义务情况下，彼此都不存在互相占有对方资产的理所当然，本案如田丽认为自身利益受损，应找准法律关系以维权。

综上，法院判决田丽应归还乐勇借款18万元，剩余的2.71万元，应视为在KTV的消费，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