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
卫平侯薨，子嗣君立。卫有胥靡亡之魏，因为魏王之后治病。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魏不与，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人主之欲，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
七国之外有个小国是卫国。魏国的国君魏平侯去世以后，他儿子继位，他儿子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国土不大，国力弱小，就不能再称侯了，虽然在当时各国都公然称王了，但是这个儿子还是非常自谦地称卫嗣君。
卫嗣君继位以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卫国有一个“胥靡”逃亡到了魏国，“胥靡”是受过宫刑做苦役的犯人。
这位胥靡通医术，居然给魏国王后治好了病，所以魏国待他如上宾。
消息从魏国传到了卫国，卫嗣君心里很不爽，他自己不屑要的人居然在邻居大国派上用场，这让他恼羞成怒，这也是他后来一系列骚操作的心理基础，心态失衡，动作失常，还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派使臣到魏国，提出用五十金换回这个胥靡。
别的先不说，卫国出得价码太惊人了，春秋时有五张羊皮换一个人的故事，那个时候这种贱民或者受过徒刑的奴隶，命是不值钱的。
魏国当然不肯，不论出于感谢或以后的需要，我们不能为了这么一点钱，就把这个人遣送回去。卫嗣君仍然不甘心，继续加码，要用一座城池来换。
卫嗣君的左右发现不对劲，就劝谏他，不就是一个逃犯嘛，这种逃犯多了去了，难道我们都要用一座一座的城池来换他们吗？犯不着吧？
卫嗣君一听就来火了，坚决不听这些大臣的劝阻。他讲了可以说是震古烁今的一段话，也是中国法治史上金光闪闪的一段话，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夫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失十左氏，无害也。”
治，没有小事，乱，不要等到天下大乱了，你才觉得那是乱；所谓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果法制没有确立起来，该惩戒的人你没有做到，就算有十座城池，也没有用，如果我们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就算我丢十座城池，对国家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害。
一看卫国这么认真，魏襄王决定“妥协”，并给卫嗣君缓颊道：国君要治理一个国家，有他的标准和理念，我们应该尊重。
最终还是把这个倒霉的胥靡遣返回来了。
这个故事在《韩非子》里头也有记载，司马光也把它写进了《资治通鉴》，就是说法治精神是必须尊重的，是应当遵守的，国君能这样做到，天下就可以大治。
这个故事如果从正面理解的话，貌似卫嗣君很有依法治国的派头，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卫国是个小国，当时各个列国都崇尚法家，都把法家的学说当成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思想武器和治国方略。秦国因为商鞅变法变得更强了，所以像卫嗣君这样的小国国君，不禁心向往之，他以为草鞋打样越打越像，实际却难免照猫画虎胶柱鼓瑟。
卫嗣君把学来的法家那一套生吞活剥，为了一个普通的逃犯，大动干戈，你用高出行情不知道多少倍的价码交换一个普通刑徒，这件事一开始就透着诡异，这会让对方怀疑你必有其他目的或心理动机，首先这么做不智。
即使用法治精神的视角来看，你把一个普通案件办了典型案件，办成了所谓大案要案，我不达目的，死不罢休，似乎在和谁斗气。我们当然可以从正面理解，他是为了确立一个国家的法度，确立一个国家的法治精神在不惜代价的去做。但仔细想想，这和商鞅徙木立信有一样的底层逻辑，就是要秀一下，表演一下，抓出一个典型案例，告知全天下我是这样的态度。以为这样通过一个典型案件，运动式执法就可以建立起所谓的法治国家。
商鞅的徙木立信是起一个头，他后来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可以落实的措施，而且前后持续了二十年，秦国才达到了一种所谓的效果。卫嗣君想通过一个案件，那就能达到这种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
更关键的是，他是出于对魏国的嫉妒心理，怨恨心理，甚至报复心理，压根和治国没关系。
在《资治通鉴》里头，这个事情就这样就结束了。看起来卫嗣君很正面，很风光。但是在同样的记载这个故事的《韩非子》里面，卫嗣君还有两个小故事，我们听听这两个小故事：
为了惩治腐败，卫嗣君就派人在通过关口的时候，向守关官员行贿。然后就把这些贪官抓起来，这是典型的钓鱼执法；还有一次他突然给一个县令赐了一张新席子，这个县令很诧异。来人解释说，国君知道你很廉洁，你铺的席子太破旧了，所以赐一张新席子给你。县令听完以后，肯定是感激之情溢于老脸，赶紧磕头谢恩。但相信他背后嗖嗖地冒冷气。
通过这些小故事，就发现卫嗣君对法家的法术学习理解得太死板了，没有真正掌握精髓，或者说这个国家太小了，进而格局也太小了。他做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精明无比，实际上，已经奔着走火入魔的邪路上一路跑下去了。
卫嗣君发布通缉令，不管这么说，出发点和结果还都说得过去，后来他有点着魔了，居然玩起钓鱼执法：他派人向“关市”的税官行贿，然后紧接着抓现行，这一大招放出来，真的是细思极恐，如果全面推行，那卫国除了雷锋和孔繁森，真的就没有干部可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