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怕打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傅雷和朱梅馥的故事，发生在1966年的上海，那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不是普通的夫妻，傅雷是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的作品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至今都是文学爱好者的案头书。朱梅馥则是他的贤内助，默默支持着他几十年。可就是这样一对才子佳人，却在那个夏天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为什么？答案藏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拉开序幕，整个社会像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傅雷一家也没能逃过这场风暴。作为知识分子，他早年就以犀利的笔锋和独立的思想闻名，但这在当时却成了“罪证”。他的文章被翻出来批判，他的身份被贴上各种标签，连带着家人也跟着受牵连。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一个远在国外，一个被下放到外地，家里只剩他和朱梅馥相依为命。可即便如此，厄运还是没放过他们。 那时候，抄家、批斗成了家常便饭。傅雷的书房被翻得乱七八糟，他珍藏的书籍、手稿被撕毁，甚至连家里的钢琴都被砸了。他和朱梅馥被拉出去游街示众，接受一次次的羞辱。有人说，傅雷性格刚烈，受不了这种折磨；也有人说，他是怕连累家人，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不管怎么说，这对夫妻在巨大的压力下，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们不是没想过活下去。傅雷给朋友写过信，字里行间还能看出他对生活的眷恋。可现实太残酷了，批斗没完没了，尊严被踩在脚下，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无望。傅雷不是那种会低头认错的人，朱梅馥也不是。她是他的影子，几十年来跟他同甘共苦，早就把自己的命和他绑在了一起。 于是，1966年9月3日凌晨，他们做了最后的决定。朱梅馥为傅雷准备了一杯温水，傅雷喝下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之后，她帮他整理好衣服，摆正遗容，然后用床单撕成绳子，挂在卧室的钢窗上。为了不吵到邻居，她还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她深深地看了一眼丈夫，也跟着去了。这一切安静得像一场仪式，悲壮得让人喘不过气。 他们的死，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傅雷留下的遗书里，写得清清楚楚：他不恨任何人，只是觉得活不下去了。他还交代了家里的经济状况，托人照顾儿子，甚至连自己的丧葬费都算好了。朱梅馥没留字，但她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她不愿独活，也不愿让丈夫孤单地走。 这个故事传开后，有人叹息，有人惋惜，也有人不理解。可要是设身处地想想，谁又能说他们错了呢？那是个让人窒息的年代，知识分子被当作敌人，文化被当作垃圾，傅雷这样的人，活着比死还痛苦。他和朱梅馥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底线，也用这种方式向那个时代发出了无声的抗议。 他们的死讯传到国外时，傅聪正在欧洲演出。得知父母双双离世，他整个人都崩溃了。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父母的离去是他一生的痛，但他也明白，他们的选择有自己的理由。傅聪后来成了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可他从没忘记过父母的遭遇，也没停止过对那个时代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