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说：“那是老人家的生日，老人家是用自己的稿费请我们呢！大家想想，我陈永贵一个农民，五十多了，顶了一头高粱花子，怎么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不是请我一个人，请的是全中国的农民啊！老人家惦记咱们农民呀！想叫咱们过上好日子呀！”
1963年8月，大寨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百年不遇的山洪使大寨人的粮田和房屋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危急关头，郭凤莲和全村22名女青年组成一支突击队，义无返顾地奔忙在抢险第一线，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铁姑娘队”。 灾后，国家送来了钱、粮和物资。
然而，大寨人没有收下，原封不动退回去。党支部当即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拉开帷幕后。“铁姑娘”郭凤莲和所有的大寨人一样无比欢欣鼓舞、干劲倍增。她们投入“先治坡，后治窝”的抗灾自救的艰苦奋斗中，白天扶苗整地，晚上建设家园，被人们称为“铁姑娘”。
艰苦岁月她与那些花季姑娘和男社员一样大干苦干，改造家乡落后面貌，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1963年11月份，大战狼窝掌拉开序幕。那天天气特别冷，早饭和中饭都是送到地里吃的，冷得很厉害。到了下午，天也快黑了。 支书说：“姑娘们暖和完了以后，休息休息，你们走吧，你们早点下工吧。” 女青年突击队队长郭凤莲说：“你们下不下班啊？”
支书说：“男同志再干一会儿也得回去了，姑娘们先回去吧。” 姑娘们都说：“咱不回去，男同志还没有下工，咱们就回去了，咱们也干吧。” 烤完火后，就跟男同志一块干。这些姑娘都跟铁人一个样子，你指到哪里她就干到哪里，干脆就叫“铁姑娘”算了，还叫什么女青年突击队，就叫铁姑娘队吧。从那天起，“铁姑娘队”就叫成了。
由于高强度的劳动，许多人当时犯了关节炎，关节都粗了。到了冬天，连手指都疼，脚也起冻块。 郭凤莲在读小学时，留给她的最深记忆都和吃有关。有一天下午，郭凤莲与几个小伙伴在院里做游戏，玩着玩着，几个人饿得不行，下午的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等大人回家还不知要等到何时。孩子们饥饿的眼神在屋里院外搜寻，可是哪里还有吃的东西轻易出现在眼前。
渐渐地，孩子们的眼神聚焦在院里的大磨盘上。几个孩子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她们居然把磨盘抬了起来，把磨盘底下的面扫出来，然后放到锅里煮好，蘸了点辣椒，几下就吃了个干净。然后，再刷锅洗碗，恢复磨盘。大人们回来后，啥也没发现。只是再磨面的时候很奇怪，怎么磨了半天才磨出来。 对于郭凤莲来说，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是快乐的，即使是与艰难、饥饿的对抗也是在一个单纯而激扬的氛围里完成的，以至于她认为生活的一切本该如此。
很快，命运将在她的肩上放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从此，她将挑起自己和大寨的兴衰荣辱。 那场特大洪水袭击大寨村后，大寨简直一贫如洗，也就只有库房的粮食还存下一点，但好在人没死，牲畜还在。在那些像钢铁般不停地劳动的人们中间，就有年仅16岁的郭凤莲和22名同样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17岁。
多年之后，郭凤莲回忆道： 正困难的时候，天不亮，人都下地了，干到晚上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回来，回来还得加班修房子，修完了房子回去以后吃酸饭，酸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白开水下点小米，再放点咸盐，再放点野菜，这就是酸饭。男同志少吃点窝窝头，糠面窝窝头，我们女同志吃一碗酸饭都睡觉了，没有办法。 那时候，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最大的敌人还是饥饿。
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已是饥肠辘辘，人们盼着午饭赶紧送到地里。人人的饭量都变得奇大无比，一个4口之家用的大锅，每人都可以喝一锅稀饭，有时是玉米面条上放点萝卜丝，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油，很快就饿了。 11月份，天特别冷。寒冷仿佛能够冻僵一切。姑娘们手上起了泡，开裂了，流血，然后再冻成冰。
谁也没有戴过手套，没有穿棉鞋，没有钱去买。 数九寒天，陈永贵会点燃一堆玉米秆，让大家烤火。烤完火，郭凤莲她们坚持和男人们一起干活，她不认为女人可以比男人少承担辛劳。她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垒石头，抱起石头走一大段路，垒到堤坝上。 这些和男人们一样承受苦难和繁重劳动的姑娘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陈永贵感叹说，“这是群铁妮妮呀”。“妮妮”是山西农村对女孩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后来变成更具普通话味道的“铁姑娘”并风靡一时。 那时候，她虽然不知苦、不知累地干活，却也和现在的姑娘一样爱唱爱跳。那是一个充满了单纯的激情与快乐的年代。繁忙的劳动、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泯灭少女们的爱美之心。郭凤莲悄悄保留了自己对美的理解。白天，她穿着旧军服去劳动，晚上会悄悄地在家里穿着红衣服照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