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是抗日将领，西安事变后投降不成，被蒋介石抓了软禁起来，一关就是十二年，最后连一家老小都没放过。
1949年秋，特务一刀刀把他、他儿子、他女儿都捅死了，还用硫酸毁容，这不是战争，是灭门。
1937年，杨虎城带着家人被军统软禁在南昌，他住的是别墅，可实际上，里外全是特务，走哪儿都有人盯着。
房子外头设岗，屋里也有人监视，杨虎城坐在书桌前喝口茶，茶杯还没放下，特务就在窗外挪动脚步。
他开个窗透气都要打报告，更别说跟外界联系，家里的电话线被剪了，亲戚朋友一个也见不上。
谢葆真，杨的夫人，每天带着孩子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像坐牢一样。
住了不到一年，军统突然决定把人转走，说是“安全原因”，路过湖南益阳的时候，杨虎城亲眼看到江边一排人被绑起来枪决。
他那时候就在船上，听得清清楚楚，砰一声，血飞得老远。他问守卫是谁，被说是“反动分子”。
那晚他一句话没说，只看着远方发呆，特务递饭他也不接，谢葆真劝了几次，他才吃了两口。
转来转去，最后一家人被送到贵州息烽，说是给安排了住处，其实就是山洞，溶洞里一年四季都滴水，潮得衣服晾不干。
白天湿气重，晚上冷得像冰窖,杨虎城整晚咳嗽，咳得胸口疼，谢葆真风湿发作，起不了床，房子是木头搭的，屋顶漏雨，墙缝里能塞进手指。
他拿出400美元请李家杰修屋，李中饱私囊，草草糊了个顶，说修好了，第二天夜里下雨，屋里到处是水。
过得苦还要挨骂，特务三天两头翻箱倒柜，有时候半夜进来搜查，说是防越狱，其实就是找碴。
杨虎城有几本旧书，全被没收了，他找戴笠写信，说换个人监管，戴笠也答应了，换了个姓张的，结果一模一样，还更难说话。
有一天，谢葆真突然被单独带走，说她是“有嫌疑的共产分子”，杨虎城怎么拦都没用。
他追到洞口，看着老婆被带进另一个山洞，连话都说不出来。
从那天开始，夫妻俩只能隔洞喊话，孩子问“妈妈去哪了”，他不说话，转身进屋关了门。
儿子杨拯中当时才七八岁，脸白得吓人，头上冒了几根白发，他没读过书，整天坐在石头上画画，画的不是房子，就是阳光。
他说“爸，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杨虎城找特务求了一个月，才换回几本破旧的百科全书，封面都掉了，几页粘在一起。
后来女儿杨拯贵出生了，一出生就在洞里，洞里没奶粉没医生，谢葆真疼得叫了一夜。
孩子哭声传出去，特务嫌吵，干脆把人都关得更远，孩子生下来瘦得皮包骨，谢葆真看着都流泪。
1946年春，军统说要把杨虎城送去重庆，说“待遇会改善”，他以为日子要变了，结果到地方才发现，是中美合作所，戴公祠。
他住进院子里的小屋，门口站了两个持枪特务，屋里连电灯都没有，只有一盏煤油灯，他不说话，只望着窗外的树。
1947年，谢葆真精神崩了，连饭都吃不下，有天早晨她吞金子自尽，特务发现时人已经僵了。
杨虎城坐在院子里，没人敢上前，他眼眶发红，没哭，就盯着地上的草，坐了一整天。
那以后，屋里更冷了，吃的变少，杨虎城也瘦了不少，有时饭送晚了，他也不说话，只把碗搁在窗台上。
院子外头有人路过，他偶尔抬头看一眼，别人问他怎么了，他就回一句“没事”。
时间到了1949年，李宗仁发通令，说释放杨虎城，消息传到监房，他笑了一下。
重庆的阳光刚好，屋外的花也开了，他开始收拾行李，特务跟着帮忙，他换了件蓝布长衫，把一张全家福夹进包里。
走到一半，车子转弯，不是去机场，是往戴公祠方向，杨虎城问司机去哪儿，司机说“蒋委员长要见你”。
他听完也没说话，只是把照片又翻出来看了一眼。
到地方没多久，特务把门关上，屋里突然进来几个人，手里拿着刀，他还没站起来，就被按住肩膀。
匕首一下下往下捅，他咬着牙没出声，儿子也被拉进来，才十几岁，也没跑掉。
女儿最后一个被抱进屋，哭得喊“爸爸”，声音一下就没了。
人死了之后，特务往尸体上泼硫酸，怕人认出来，脸都烂得分不清，院子边的花还在开，风吹得树枝晃动，没人说话。
多年后，军统的沈醉在回忆录里提到杨虎城，说他“晚年过得凄惨”。
周养浩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定下了杀人的主意，还亲自安排人动手。
他们怕放人以后他会“制造舆论”，干脆把全家除掉。
一将功成，满门血泪。杨虎城没熬到解放，连尸骨都找不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