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一支原本打着八路军旗号的部队，突然调转枪口，投向了敌人，这支部队的带头人是八路军六旅的副旅长吴信容。
他带着将近两千人，在豫皖苏边区发动叛变，拉走两个团，直奔国民党汤恩伯麾下。
这事一出，震动了整个延安，人心惶惶、局势骤变，一夜之间，这片根据地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吴信容不是一时冲动，他早就有想法，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他原本是六旅的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按资历说，该他上一层楼。
可旅长谭友林被调走后，上头却派来了一个叫饶子健的老红军接任旅长，没轮到他。
这一纸命令像钉子一样扎在他心里，他憋着气，觉得老红军小圈子排挤人，自己这些地方出身的干部，永远只能在边上站着。
他的不满不光是职务上的，吴信容出身地主家庭，他父亲在地方算是一方大户。
八路军搞减租减息、动员群众，这些政策直接动了他们家的根。
他嘴上不说，心里却越走越远，他不敢明着反对，但那股劲一直藏着。
这时候刘子仁登场了，刘是十七团的团长，跟吴信容是旧识，耿蕴斋也在他们圈子里。
按理说三个人都是“抗日同袍”，可私下他们已经另有打算。
上级曾派刘子仁去劝吴、耿稳住阵脚，刘却借这个机会挑拨离间。
他编了个说法，说总部准备对他们下手，要搞一场“鸿门宴”，谁去了谁死。
他信誓旦旦，说情报可靠，还装出一副“兄弟之间不能不提醒你”的模样，吴信容和耿蕴斋被他吓住了，真信了。
1940年12月11日深夜，刘子仁先动手，他带人突袭了自己部下的二营，控制了政委蔡永、副团长周大灿等四十多人，像变脸一样，转眼就成了另一伙人。
吴信容也不含糊，他掌控的十八团当即接应，一边扣押从延安派来的干部，一边布防，防止八路军其他部队反击。
他们手下有近两千人，一时之间兵强马壮，占了上风。
有几个士兵试图突围，把消息传出去，结果被就地枪决，尸体堆在营房外，谁看了都发冷，这是赤裸裸的武装夺权，不是单纯的“误会”。
延安那边火速派出吴芝圃谈判，吴芝圃带着命令、带着政策，还带着一丝幻想，以为还能把局势拉回来。
可吴信容摆明了要走，说是“自卫反击”，还反咬一口，说中央先动的手。
耿蕴斋也站出来装模作样地说：“我们还是要抗日。”可他们心早就不在抗日上了。
谈判破裂，三人当天连夜率部南下，直奔汤恩伯，汤是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实权人物，专收这类“带枪投靠”的人马。
一进军营，三人就被封了官，吴信容成了苏鲁豫皖游击第一纵队的第三支队长，耿、刘也各有任命。
一时间，他们在国民党那边风风光光，还有军饷、有弹药，看起来前途无量。
可这份风光没过两年，吴信容性格多疑，对汤恩伯那边也不买账，总觉得自己还是个“中间人”，进退两难。
他左右逢源，既不完全效忠国民党，也没断了与地方的旧联系，这让汤的特务处起了疑。
他们盯了吴一阵，1942年一次“接风酒”上，汤的人在酒里下了毒。
吴信容酒后当夜暴毙，尸体第二天才被发现，他弟弟吴信元临时顶替了位置，但局势早已变了。
刘子仁比吴活得久，他在国民党那边升到副司令，可到了1944年，他又做了一个更狠的选择，投靠日军。
他带着手下直接倒向侵华部队，成了日伪走狗，抗战结束后，他摇身一变，又跑去跟解放军谈起义，想借机洗白。
可历史不会放过他，1952年，他因当年的叛变罪行被判死刑，没再有机会翻盘。
耿蕴斋是三人中结局最轻的一个，他跟着吴信容叛变后，并没做太多坏事，1949年全国解放前，他主动投诚，被政府接收。
虽然也被审查、关押了一阵，但因态度老实，没有杀人、也没卖国，后来被释放。
他回了老家，当了个普通农民，1962年病逝，算是善终。
吴信容的那次叛变，打乱了豫皖苏边区的军事部署，八路军这边一度人心不稳，几个小股部队甚至自行解散，怕被人牵连。
地方百姓也看得发怵，搞不清到底谁是抗日的、谁是“变了心”的，直到中央重新部署、增援，局势才慢慢稳住。
这件事在党史里有记载，也在一些回忆录和纪实文学中被提起。
吴信容这个名字，成了一段不能翻篇的往事，他的一步棋，害了自己，也带偏了一大批人。
那不是一场简单的倒戈，而是一场被权力、身份、仇怨搅拌出来的大变局。
